当代著名儒家学者蒋庆提出“重建儒教”构想后受到众多学者和媒体的批评，但会上没有看到蒋庆对于批评的详细回应。蒋庆从深圳行政学院退休以后一直退居山林，一般会留在贵州阳明精舍钻研儒学。记者试着拨通蒋庆先生在深圳的电话，电话意外地传来蒋庆的声音，他说贵州的冬天很冷，所以回来了。
    
    12月25日，蒋庆在深圳的家中与记者细细道来其“复兴儒教”的思想理路和时代背景，这天刚好是西方的圣诞节。
    
    蒋庆说，《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引起如此大的反响让他始料不到，尤其令人惊奇的是，部分媒体已经不再是交流的平台，放弃了价值中立，直接站出来成为论辩一方的当事人。但他始终对“重建儒教”充满信心，并且说儒教崩溃已经有100多年，西方文化影响了当代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占据了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心灵，但西方文化始终是“霸道文化”。重建儒教文化，可能会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提供文化和道德支撑。
    
    没料到引起一场大争论
    
    晶报：你发表《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下称《构想》）前是否想过会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而且大部分是反对的声音？
    
    蒋庆：我预料会遭到一些学者的反对，但没有想到反对的人那么多，那么强烈。中国社科院召开“第一届中国儒教学术研讨会”，其中一个用意就是让当代中国各种思想流派的学者碰撞交流，与会的很多学者都是研究自由主义的，他们反对重建儒教是很自然的事。但是他们的这种反对是不加具体分析的，凡是不符合他们心中“自由和民主”理念的都一概情绪性反对（我将其称为“自由民主”崇拜，这也是一种“五四”迷思）。他们没有认真分析我提出“重建儒教”的思想理路和时代背景，而是简单地加以否定。
    
    晶报：会议完了以后，各类媒体也对《构想》的提出有大量的报道，批评的声音也不少。
    
    蒋庆：这是第二个我预想不到的地方：很多媒体成了辩论的一方，成了当事人。本来媒体是思想交流的平台，价值中立，在很多关于这次会议的报道里，很多媒体有了明显的价值取向，他们站在自由主义的一方，例如有报纸说“蒋庆的主张引来了与会学者的一致批评”，这不是真实的情况，还是有部分学者同意我的看法，像香港东方文化学院的霍韬晦先生、中国社科院儒教研究室副主任邹昌林、台湾师范大学的林安梧先生、陕西师范大学韩星先生和香港“孔教会”会长汤恩加等等，即使在推崇自由主义的学者里也有支持我的，秋风是同意《构想》里“下行路线”的。会议上最起码是“多数人批评，少数人支持”，何来“一致批评”？
    
    晶报：《构想》提出引起的争论是否反映了当代中国思想界的现状，儒教还是处于边缘化的位置上？
    
    蒋庆：你说得对，但这是不正常的。儒教是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载体之一。历史上，儒教与中华民族、中国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今天中国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复兴儒教应当会成为其中一个推动力。
    
    下行路线是变通之法
    
    晶报：《构想》中的“上行路线、下行路线”引起很大争议，有批评者认为你向上想要权力，向下想要利益。
    
    蒋庆：这种说法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不完全错。文化就是一种权力，而西方文化则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进入中国的，因而西方文化百年来与中国文化相遇时就是霸权式的文化。在西方霸权文化的影响下，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几乎全部接受了西方文化，具体说来在政治中几乎全部接受了西方的各种主义，一概反对中国固有的古典文明—儒教，加之儒教在古代的载体清王朝终结，1911年后儒教就处于被放逐的地位。评论家说的没错，儒教向上要权力，但这不是具体的政治权力，而是中国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文化权力，如果西方文化填补这个位置，那中国就成了孟子所说的“以夷变夏”，中国就不再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了。
    
    晶报：很多人担心一旦儒教如你所说成为“王官学”、成为国教，会导致思想专制。
    
    蒋庆：这是一种误解。儒教是很宽容的，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时间儒教都是国教，但没有发生宗教战争，儒道释三教共存就是证明。而儒教的国教地位不是我决定的，也不是任何一个人主观愿望决定的，而是中国历史的共识。
    
    晶报：建立“儒教协会”，这也是你的新提法。
    
    蒋庆：所谓“下行路线”，就是在民间社会中建立儒教社团法人，成立类似于中国佛教协会的“中国儒教协会”，因为现代社会是组织化的社会，要复兴儒教，靠个人的力量去面对一个个组织是很困难的，必须通过“中国儒教协会”组织化的力量才能完成。儒教崩溃了，需要恢复的东西太多，需要恢复的东西太多：要恢复社会礼俗、要重建祠堂祭祀、要恢复文庙祀孔、要恢复传统经典教育、要主持各种民间和国家礼仪，没有组织形态的儒教就无法办到。像今年官方祭孔祭黄陵，就没有儒教专业的司祭来主持，不得已只好找礼仪小姐来替代，确实不成体统。如果有了“中国儒教协会”，这些事自然就是儒教协会的分内事了，事情就好办了。
    
    晶报：“下行路线”之所以引来很多批评，主要是儒教的财产形态那部分，你建议跟儒教有关的遗产全部归还“儒教协会”，还建议国家开征“儒教遗产使用税”用于发展儒教事业。
    
    蒋庆：那位评论家说此举是要利益，也没有完全错。问题是谁在追求利益，利益如何运用。很多人对宗教存在方式和存在内容不了解，所有人类宗教都有财产形态，宗教为社会做好事，但它自己不从事生产，因此必须要有财产支持，例如西方基督教有教堂、学校、医院，甚至还有实业，但这些财产归谁的？肯定不是归教皇本人的，是属于整个基督教的，用于维持宗教运作的。儒教要办医院、敬老院、救灾济贫、要发起振兴中国社会道德的运动与生态保护的运动，要做很多的社会事业，没有自己的财产怎么办得到？如果社会归还了本来属于儒教的财产，当然这个财产获得的利益不是某个儒者的利益，这个财产既不能继承，也不能赠送，这个财产获得的利益将是用于发展儒教的事业，发展儒教的事业就是发展中国文化的事业。
    
    儒教中的财产问题
    
    晶报：在中国古代儒教不存在财产的问题吗？
    
    蒋庆：在中国古代，儒教没有这样的问题，由于处于国家文化权力中心，儒教要为社会办好事，费用直接从国库里支出，不需要在社会上另建立一个组织。古代儒教是有很多财产的。如文庙、书院等等，书院还有田产，这些财产属于公共文化财产，不属于国家，不属于个人，属于儒教。但古代没有一个法律的形式规定它们属于儒教，1911年以后儒教崩溃，又没有一个组织形式来接管，儒教的财产成为无主财产流失了，因此，为了实现历史公正，将历史上属于儒教的财产归还儒教管理是完全合理的，也是合情的。
    
    晶报：中国古代受过儒家教育的乡绅也会出钱出力救灾济贫造福一方，讲学讲经教化人心，建祠堂立乡约维持社会秩序。
    
    蒋庆：对，这是儒教传统的“下行路线”，古代的乡绅既有行政职务，又有教化的义务，能够建立和谐的儒教社会。时代变化了，整个乡绅阶层都没有了，现在单靠传统的“下行路线”不行了，儒教需要一个变通的“下行路线”，在这种背景下，在民间建立一个儒教宗教法人团体就很有必要了。
    
    晶报：批评者还提出历代圣贤儒士的遗产例如书院、故居应该属于他们的子孙所有，你怎样看？
    
    蒋庆：像阳明先生、朱子，他们办了书院，几十年后他们去世了，这个财产是不归子女继承的，也不属于国家所有，这点在古代所有人心里都清楚，尽管古代没有用法律的形式确认。孔庙有点例外，从法律上属于孔子后人，但从公共文化角度来看，同时也属于儒教。
    
    晶报：你提议建议国家开征“儒教遗产使用税”，是不是考虑到儒教遗产过度商业化的问题？
    
    蒋庆：现在对儒教遗产在商业上的滥用非常离谱。我的一位山东朋友带给我一包印有孔子头像的烟，在西方你能够看到耶稣头像印到香烟上吗？还有各种以儒教人物注册的商标、广告、企业名称，最重要是他们利用儒教遗产渔利却从来不回馈儒教，儒教想要为社会做好事的时候却没有财力支持。而且现代国家代宗教征税也是有的，德国就是这样的。
    
    晶报：批评者所指的“权力”和“利益”也指向你本人。
    
    蒋庆：这是个误解。他们不了解作为儒教人物的胸怀。尧舜尚且视名利如浮云过太虚，孔子要参政也不是为了自身的权力，而是为了振救天下；董仲舒重建儒教不是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而是为了中国文化的复兴。孔子与董子一生追求儒教的理想，他们自己得到了什么权力和利益？孔子得到的是“惶惶如丧家之犬”的嘲笑，董子得到的是《士不遇赋》的哀歌，他们遭到世俗权力的打压迫害，古今的儒家人物都是如此。但他们不顾这些，而是胸怀天下，救世济民，世俗的权力和利益对他们根本没有任何吸引力，他们只是行仁行道而已。《构想》不是从一个儒者的角度考虑问题的，而是从中华文明复兴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如果儒教遗产归还儒教，例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归还儒教，我们依然继续办书院讲儒学，从事复兴儒教的事业，不可能拿书院去赚钱，更不可能把书院财产归某个儒者所有。
    
    文化主干不能变
    
    晶报：看你和有西式教育背景的学者朋友争论，总有“关公战秦琼”的感觉，他们是从西学的角度解释中国，而你总执着于你的中国传统解释系统，例如有人就认为儒教不成立，儒家不是宗教。
    
    蒋庆：如果不拘泥于西方的宗教概念，儒教肯定是一种宗教，只不过是一种与西方宗教不同的独特的中国宗教。儒教的“教”既有中国文化中“礼乐教化”与“道德教育”之义，又有西方文化中“神人交通”的“宗教”之义。西方“宗教”概念其实无法涵盖儒教的“教”，为了言说和交流的方便，只能用“宗教”的概念。
    
    晶报：很多学者包括你的朋友阮炜先生、2004年与你就读经问题辩论过的薛涌先生都认为文化是融合的产物，现代中国文化是中西文化融合的产物，很难分清哪些是中国传统文化，哪些是西方文化，你怎样看？
    
    蒋庆：文化融合是无法避免的，但要有主次之分。从中国文化发生史来看，中国文化是原生性文化，儒教作为中国文化的主干这个属性一直没有改变，直到1911年儒教崩溃。而西方文化是变异性文化，不断融合，不断变异，从古希腊文化到罗马文化再到基督文化，现代希腊已经不是古希腊文化了，它变成了东正教文化。我的朋友到意大利去问当地人，你们是不是罗马人？他们都回答，我们是意大利人。中西文化融合是事实，尽管西方文化是靠船坚炮利打进来的，但中国不能改变原生态文明的性质，就像一棵大树，在树上嫁接一根树枝没关系，但主干不能变。
    
    晶报：佛教文化当年与中国文化融合的先例有借鉴的作用吗？
    
    蒋庆：所有的文明应该向佛教学习，唐以后，它再没有要抢夺文化权力中心的意图。你如果刚来就是一位客人，在家住久了可以成为家庭的一份子，但主人还是儒教，这是中国历史文化背景决定的。
    
    要摆脱“狼羊”困局
    
    晶报：1840年以来尤其是“五四”以后，中国知识分子有这样一个集体无意识：儒教需要为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挨打负上责任，儒教对于国家是无用的，这也许也是你受到众多批评的原因之一。你同意吗？
    
    蒋庆：这里要分清两个判断：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事实判断能够得出上述结论：由儒教培养出来的人，打不过西方，所以儒教是没有用的，事实的确是这样的。但是如果把这个事实判断上升为价值判断就有问题了，很多知识分子都有这样的误区：一百年前君子之国打不赢野蛮之国，君子文化就不行了，没用了。“有用没用”除了事实标准外还有价值标准，用辜鸿铭的话是，一个文化好不好就是看它培养出什么人，培养出君子就是好文化，培养出小人就是小人文化。
    
    晶报：你认为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不能责怪儒教？
    
    蒋庆：梁漱溟先生说过，如果中国在一百年前碰到的不是西方文化而是佛教，没有一点问题，儒教文化继续延续下去。可我们碰到的是在政治、军事上强大而且有宗教背景支持的西方。但错误是谁造成的？小人闯进了君子的家把君子打了，难道责任是君子吗？
    
    晶报：按照你的说法，学习西方变小人，但不学西方做中国君子又要挨打，怎么办？
    
    蒋庆：这的确是中国现代化发展中的困境。一百多年前，我们打不过西方，士大夫们开始试图学习西方，戊戍变法、洋务运动就是这样一种努力，到了19世纪末，尽管中国军事上、技术上已经在学西方，但心态还有君子理想的，就是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所以在甲午中日海战中中国失败了，当时军事上已经和日本相当，但心态还是君子式的，不愿意最大程度使用武力，还是打不赢。为什么废除科举是张之洞这些旧派人物发起的？因为他们意识到君子文化无法培养出有技术、有知识的野蛮人。学习西方就是要把我们的心变成“狼”的心，不学西方我们变回有道德的“羊”，但“羊”在群狼环伺的国际秩序中是无法生存的。
    
    晶报：你的比喻很有趣，中国的困境是非“狼”即“羊”，人们担心按照你的《构想》，中国又会回到落后挨打的状态，开历史倒车。难道没有第三条路吗？
    
    蒋庆：中国经过一百年的现代化过程，综合国力已经大大增强，不可能再回到“羊”的状态了。第三条路就是做“象”，大象有足够的力量，其他野兽不敢侵犯，但心灵上又是有道德的、不行“霸权”的，“大象”的心灵就是儒教的心灵。中国继续走现代化发展的道路，走和平崛起的道路，但和平崛起需要道德和文化支撑，西方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文化是无法提供的，只有儒教能够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提供道德和文化支撑。
    
    晶报：西方炮制的“中国威胁论”就是建立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文化心理上。
    
    蒋庆：对，如果中国强大了不能找到道德支撑找不到自我文明属性，只能成为亨廷顿所说的“无所适从且自我撕裂”的“现代民族国家”。你连“我是谁”都不知道，根本无法参与国际竞争，中国强大了，你说我是西方的一员，我来加入你们。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你原来就不是属于这个文化的一员。西方人用西方的文化心理思考，只会觉得你强大会威胁到他们。
    
    晶报：你从深圳行政学院提前退休退居山林，倡导儒教复兴，似乎总与争论联系在一起，2004年读经争论到今年“重建儒教”争论，你是否有孤军作战的孤独感，你仍然信心十足吗？
    
    蒋庆：孤独感肯定是有的，儒教崩溃近百年了，重建可能需要两百年甚至更长。研究儒教的学者很多，但都是作为学理研究，真正倡导儒教复兴身体力行的，在祖国也许只有康晓光、王达三和我三个人。没关系，我们一块砖一块砖往上砌，首先是要把道理讲清，《构想》就是这方面的努力。我始终对儒教复兴信心十足。
    
    ■记者手记
    
    荒谬与确信
    
    第一次知道“蒋庆先生”还是在念书的时候，他到深圳大学来给我们做讲座，见到他之前就听几位老师谈论他“思想极为与众不同”，之前我也听过著名学者刘小枫先生的讲座，也留下了“思想极为与众不同”的印象，于是我用等待刘小枫的心情等待蒋庆。
    
    蒋庆先生着一身儒服出现（自那以后，每次我在公众场合见到他，都是一身儒装），讲座上蒋庆先生大谈儒学，除了“西方文化是小人文化”引起同学们大笑以外，相信现在大家不会对几年前蒋庆先生的讲座能留下其他印象，毕竟对于每天看NBA，读博尔赫斯的同学们来说，蒋庆的讲演有点超出理解范围，也不怎么对胃口，甚至“儒”在大家心目中几乎与“迂腐”等同，给我留下印象的还有一句话：“没有儒学，哪里还有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
    
    后来我做了文化版的记者，多次在不同的学术研讨会见到蒋庆先生。每次研讨会的场面极其雷同，蒋庆发言，众学者反驳，偶有一支持者。而他也总是一身儒装面带微笑应对着众多的反驳者。最有趣是一次“中国哲学”研讨会，刘小枫和蒋庆恰好并坐，发言时，刘小枫扭头用他特有的语调对蒋庆说：“蒋庆兄，我总是理解你，你总是误解我。”说完两人一起会心微笑。
    
    这次我采访蒋庆先生，问及他的儿子是否也信奉儒教，他摇头说，他也是在西方的教育背景下成长，现在家庭已经很难对孩子产生大的影响了。采访的当天正好是圣诞节，也许他的孩子也在和朋友们进行圣诞聚会。
    
    很多学者认为蒋庆的很多思想是荒谬的，甚至质疑他倡导复兴儒学是为了个人利益，对于后一点，我认为蒋庆的真诚和对中国文化断裂的焦虑是真实的。至于他的思想是否荒谬，我就无从判断了，可正如德尔图良在《论基督的肉身》里所说的：“正因为不可信，才信仰，正因为不可能，才确信—之所以信仰，因为它荒谬。”当然蒋庆先生会不满意这个引用，因为这又是“用西方解释系统”。
    
    最好用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的一句话作结：“中国近代处于社会转型期，处于‘历史的三峡’，不过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之一日，过了三峡，中华民族又将浩浩荡荡数千年。”
    
    蒋庆
    
    1953年生，字勿恤，号盘山叟，先后任教于西南政法大学、深圳行政学院。2001年申请提前退休，在贵阳龙场建阳明精舍。主要著作有《公羊学引论》、《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以善致善：蒋庆与盛洪对话》、《生命信仰与王道政治——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等，翻译有《基督的人生观》、《自由与传统》、《当代政治神学文选》、《政治的罪恶》、《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等，主编了《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
    
    ●他们没有认真分析我提出“重建儒教”的思想理路和时代背景，而是简单地加以否定。
    
    ●今年官方祭孔祭黄陵，就没有儒教专业的司祭来主持，不得已只好找礼仪小姐来替代，确实不成体统。如果有了“中国儒教协会”，这些事自然就是儒教协会的分内事了，事情就好办了。
    
    ●他们利用儒教遗产渔利却从来不回馈儒教，儒教想要为社会做好事的时候却没有财力支持。
    
    ●中国不能改变原生态文明的性质，就像一棵大树，在树上嫁接一根树枝没关系，但主干不能变。
    
    ●学习西方就是要把我们的心变成“狼”的心，不学西方我们变回有道德的“羊”，但“羊”在群狼环伺的国际秩序中是无法生存的。
    
    ●中国继续走现代化发展的道路，走和平崛起的道路，但和平崛起需要道德和文化支撑，西方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文化是无法提供的，只有儒教能够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提供道德和文化支撑。
    —蒋庆 
    
    
    原载于2005年12月28日  晶报  

    作者：刘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