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评估虞舜时代在中华文明史上的价值

作者：张京华

来源：《船山学刊》2016第1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三月十二日庚午

      耶稣2016年4月18日

虞舜研究既是90年来上古史研究中的争辩话题，又是15年来湖南地方文化研究中连续不断的热点话题。新时期、新背景，参照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设想，重新评价虞舜研究，可知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复原古史的断代年限，而更在于社会伦理的开端、传统学术的起源与王政道统的开辟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设想具有历史的科学性，需要依托历史而加以阐明，需要重新估价真实可信的古史，虞舜一朝的历史与文化是其中的重大关键。

虞舜一朝距今4100余年。有虞氏的世系，共计幕、穷蝉、敬康、句芒、蟜牛、瞽瞍、舜、商均、虞思、箕伯、直柄、虞遂、伯戏、虞阏父、胡公满十五世。相关文献记载，最重要者为《尚书》中《尧典》《舜典》二篇。《孔丛子》载孔子曰：“吾于《帝典》，见尧舜之圣焉。”《帝典》即《尧典》《舜典》，今文、古文传本内容大抵皆同，既以最具怀疑精神的阎若璩和崔述而言，均明确认定“唐虞之事，惟《尧典》诸篇为得其实”（崔述《唐虞考信录》卷一），“凡晚出之古文所为精诣之语，皆无一字无来处”（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一，第八）。

有虞世系表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设想，具有历史的科学性。“中国梦”需要历史的依托，需要对于真实可信的古史加以科学的研究，需要系统的学术论证，而虞舜一朝的历史与文化是其中的重大关键。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专家李学勤先生指出：“虞舜在五帝之中居末，在尧舜禹之中居中，在中国早期文明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中华文明兴起于伏羲时代，兴盛于炎黄时代，鼎盛于虞夏商周，并且在人类文明的许多阶段，犹如一盏明灯，独自闪耀。李学勤先生在论述虞舜在世界早期文明史和中国早期文明史时空坐标中的位置问题时指出：在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国具有独立起源、持续发展两大特色，从来没有中断而一脉相承，而其他古文明却中断或衰落了。“中国梦”对应着中华民族的复兴、民族文化的复兴。所谓“复兴”，即先有古典文明的隆盛，后有现代的再度崛起。近百年来，影响上古史研究的主要因素之一是疑古派。疑古派过分怀疑、否定古史、古书、古代人物，提出“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目标，认为《尚书》中《尧典》《舜典》内容出于编造，称“夏禹是一条虫”，禹都不存在，尧、舜就更不存在了。近百年来的民族历史文化虚无主义，其在学术上的最主要的依据来自于疑古派。

张京华《古史辨派与中国现代学术走向》

夏商周为“三代”，虞夏商周为“四代”，《大戴礼记》载孔子曰：“四代之政刑，皆可法也。”我国民族文化的根脉在三代四代，我们文化传统最伟大的地方在三代四代。

疑古派所关联的是学术基础问题，如果不研究解决，后面所有文化传承都会失去本原，乃至颠倒次序，遗失精华。“中国梦”需要学理上的呼应，需要首先解决疑古派的难题，需要重新估价真实可信的尧舜古史。

一、社会伦理的开端虞舜居“二十四孝”之首，有虞二妃居《列女传》之首。长久以来，虞舜及二妃的人格典范在社会伦理与民风教化中，都居于最高地位，称为“人伦之至”。陈白沙《五伦箴》曰：“为君学尧舜，为臣效伊周。”

虞舜家族环境恶劣，“父顽，母嚚，象傲”，但虞舜却能力尽艰难，克成孝道，称为“至孝”、“大孝”。《越绝书》：“舜父瞽瞍用其后妻，常欲杀舜，舜不为失孝行，天下称之。”

汉代刘向《新序·杂事第一》首载虞舜至孝事迹，后元人郭居敬编纂《二十四孝》，即以虞舜“孝感动天”列为二十四孝之首。虞舜有居古代“友爱”之首。《册府元龟·帝王部·友爱》云：“夫孝悌本于仁爱，恭顺之谓。因心而友，亲族以睦，皆王者之德也。肇自有庳，垂为休范。”有庳指舜弟象。刘向《列女传》为世界上最早的女性传记文献，记述人物105人，卷一《母仪》首载娥皇、女英，称为“元始二妃”。二妃事迹符合古代由“修身”而“齐家”、由“齐家”而“治国”的理念，孔安国即盛称其“以治家观治国”。日本学者兒岛献吉郎因此称二妃事迹为“古今恋爱之祖”，有“中国之恋爱文学，发端于帝舜时代”的论断。虞舜的异母妹妹敤手，因为“护兄”，被后世列为“二十四娣”之首。孝与悌是古代社会伦理的主体，故而可以代指古代社会伦理的全部，而孝悌的典范则首推尧舜。《孟子·告子下》说：“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虞舜一门还有许多事物发明。虞舜发明了五弦琴并创作了《南风歌》。《礼记·乐记》载，“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虞舜的父亲瞽瞍发明了十五弦的瑟，《吕氏春秋·古乐》载瞽瞍“拌五弦之瑟，作十五弦”。敤手发明了绘画，《太平御览》引《世本》曰“敤首作画”。传说中，虞舜的异母弟象发明了象棋。《礼记》等文献记载，若干礼制、礼俗在推行与虞舜相关，如“有虞氏之路”、“有虞氏之旂”、“有虞氏之绥”、“有虞氏之樽”、“有虞氏之两敦”、“有虞氏之瓦棺”、“有虞氏之祭”、“有虞氏之祀”、“有虞氏之庠”等等。这些礼乐文化上的首创与伦理典范的开端同步出现，共同对社会发挥影响。

北魏漆画中的舜帝故事

二、王政道统的开辟清人崔述曾说：“然则尧舜者，道统之祖，治法之祖，而亦即文章之祖也。”（《唐虞考信录·自序》）“尧舜之道”或“唐虞之道”，在古文献上是先秦以来的固定词组，在政治学上是政治理想与道德伦理的最高典范。“尧舜之道”始见于《春秋公羊传》，称“君子乐道尧舜之道”。《尚书大传》及《韩诗外传》云：《诗》《书》“上有尧舜之道，下有三王之义”。孟子称：“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墓竹简中，有《唐虞之道》一篇。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后世“道统”的营建，追始于尧舜，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

舜典

“尧舜之道”、“唐虞之道”的基本要义，即“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十六字心传，尧之所以授舜，舜之所以授禹。2008年入藏的清华简《保训》篇，有舜“求中”、“得中”的记载，正与“允执厥中”相对应。朱熹因此指出，“道统之传有自来矣”（《中庸章句序》）。

“尧舜之道”、“唐虞之道”的具体体现，则为王道，又称王政，亦即仁政。《春秋繁露》云：“道，王道也。”孟子说，“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孟子·离娄上》）《尚书大传》载，“孔子说《春秋》曰：‘政以不由王出，不得为政。’”“王象天，以性情覆成五事，为中和之政也。王政不中，则是不能立其事也。”周敦颐曾说：“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我国文化传统可以从不同的层面加以分析，称之为东方文明、礼乐文明、农业文明、儒家文化等等，而从主体性上界定，我国文化传统就是圣贤文化。《周礼》说：“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能创兴称为“作”、称为“智者”，这样的人叫做圣人。《礼记·祭法》规定，有五种功绩必须得到后世的永久纪念：“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菑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虞舜由于“勤众事而野死”，列居其中。

三、中国学术的起源依照“诸子出于王官说”，中国学术的起源均源于尧舜时代。清代及民国学者追溯中国学术的起源，有“诸子出于王官说”。“王官”意为天子之官，与诸侯之官、大夫之官相对，更与士君子之“私学”相对。章学诚在论述王官学时，指出它有一种完整而不分裂的性质，即官师合一、政学合一、政道合一、知行合一。他说：“治教无二，官师合一，岂有空言以存其私说哉？”“以吏为师，则亦道器合一，而官师治教，未尝分歧为二。”（《文史通义·原道中》）“道寓于器，官师合一，学士所肄，非国家之典章，即有司之故事。”（《文史通义·原道下》）“治教未分，官师合一。”（《文史通义·原学中》）认为在王官的状态下，政治家就是学问家，学问家也就是政治家。政治与学术合一不二，政治则要求具有学术的基本，学术则要求具有政治的实效，由此而产生一种双向的整体的提升。这是中国古代学术起源的一个高端形态，也是中国古代政治起源的一个高端形态。

根据《舜典》所载，舜帝新任和沿用的官职，有四岳、十有二牧、命九官、新命六官、二十有二人诸说，加上《舜典》中提及的其他官职殳斨、伯与、朱虎、熊罴，总计为二十九官。二十九官均同时具有政治职能与学术职能。

具体而言，“四岳”执掌治历明时，即古代天文学，是上古学术起源中最早创立的学术体系，其学术内涵最高。古人所谓“道术”、“道德”的“道”字，本义即指天道，后世道家的兴起，也以上古天文学为知识背景。《汉书·艺文志》云：“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其学术流衍，见于各史《天官书》、《天文志》。“十二牧”即十二州之牧，养民之官。古文“时”意为“四时”，即春夏秋冬的节令运转，故十二牧的职守仍需天文历法知识。“命九官”即“伯禹作司空”、“弃，汝后稷”、“契，汝作司徒”、“皋陶，汝作士”、“垂，汝共工”、“益，汝作朕虞”、“伯夷，汝作秩宗”、“夔，命汝典乐”、“龙，命汝作纳言”，共计九官，分别执掌水土、种植、五教、五刑、百工、山泽、三礼、教育和出纳王命。“平水土，惟时懋哉”，即为司空的职守。“黎民阻饥，播时百谷”，即为后稷的职守。“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敬敷五教，在宽”，即为司徒的职守。此下如“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即为典乐的职守。故而舜命“二十有二人”的职守规定，即相当于后世的《官典》、《职官志》。平水土的水利事业，需要专门的学术知识，代有专书，如《水经》、《禹贡》之类。其学术流衍，见于各史《河渠书》、《沟洫志》。种植百谷的农业技术，也需要专门的学术知识，代有专书，较早如《吕氏春秋》中《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其学术流衍，见于各史《食货志》。司徒执掌近于伦理学，而后世之儒家与司徒关系尤为密切。《汉志》云：“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阳阳、明教化者也。”士官又称理官、大理，而刑法必需具备确定性与稳定性，故有成文法颁布。五刑系统，学术流衍，见于各史《刑法志》。百工技艺尤为具体。《舜典》云：“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律度量衡亦为百工职守。学术流衍，各有专书，如《考工记》之类。山虞、泽虞，其知识系统为古代动植物学，学术传承见《月令》、《夏小正》、《山海经》等。三礼“掌天神、人鬼、地祇之礼”，学术流衍，见于各史《郊祀志》、《礼志》。典乐以诗、乐教胄子，兼有诗学、音乐、教育性质，亦为专门之学，古代音乐之六律六吕尤其为专门之业。“诗言志”为后世《诗经》的一大原则。

由此可知虞舜时代的天子王官具有三个特点：

一、王官主要都是技艺官，而不是独立出一种学术研究机构。

二、其职守都有技艺支撑和学术积累，体现为“世官世畴”的传承形式，因而与专门的学校体制有很大不同。

三、这些官职所执掌的学术，都有极高的专业程度，天文学、百工、刑法、音乐尤其如此。故而《尚书·舜典》一篇，实可视为中国学术的起源与开端。清代章学诚阐明天子王官之说，主要对应《周礼》三百六十官。民国间柳诒徵指出王官不止于周代，有包括虞夏，“如羲和、理官、农稷之官之类，皆虞夏之官”。柳诒徵的见解标志着中国学术起源研究与中国上古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四、南北文化大融合之始虞舜与湖南有特殊的地缘关系，不仅巡狩于此，并且崩葬于此。《国语》载，楚灵王“筑台于章华之上，阙为石郭，陂汉，以象帝舜”，韦昭注：“舜葬九疑，其山体，水旋其丘下”。此处“帝舜”为陵墓名，即“零陵”的同义语，而所描述的地理特征，也与今九疑山“三分石水”回旋而下、汇为潇水完全相同。《史记》亦载，“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苍梧”、“九疑”、“零陵”均为我国最古老的地名之一。唐虞之际，不仅舜帝南巡狩，并且舜帝二妃亦死于潇湘之浦，俗谓之湘君；舜帝之弟象封于有庳，在九疑山下；舜帝之子叔均亦葬于九疑山；尧帝之子丹朱葬于苍梧之北；大禹治水曾至九疑山，所谓“东南天柱”；皋陶陪祀于潇湘庙。尧舜君臣在苍梧南北有一异常活跃的表现，隐约显现出上古文明在南岭区域的一个大开发。而上古对于南岭的开拓，首要不是开拓农业、开拓经济、开拓市场，而是开拓文明、教化，总之不离文明、教化的主题，这一点也足以启迪今人。

九疑山宋代石刻

九疑山玉琯岩经考古发掘，已发现先秦至宋元时期的舜帝陵庙遗址，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始建年代最早的五帝陵庙，也是全国唯一有文献可考的舜帝庙。虞舜虽然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之一，但由于与湖南的特殊地缘关系，而显得益加亲近贴切。虞舜一朝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是湖南学术的独特资源，是湖南学者的特殊使命。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