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儒学—儒教研究所所长，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华孔子学会理事，中国儒学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陕西省孔子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著名学者刘泽华先生发表《关于倡导国学几个问题的质疑》一文，引起了争论。其实，刘泽华先生以王权主义的视角审视文化热、儒学热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至今已经出版了厚重的专著，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并且培养了不少高级研究人员，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史研究流派。下面，我想就其中相关论题提出不同意见，以求教于刘泽华先生，并把相关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

刘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内容进行了王权主义的全面批判和清理。因为内容太多了，这里只选择与儒学有关的部分进行辨析和商榷。

“儒学的主旨是维护帝王体系之学。”这是刘先生对儒学的基本认定。其实，儒学是一种复杂的民族文化现象，不能简单地把它等同于帝王文化。儒学至少可以从三个角度来把握：第一，作为学理的儒学，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社会组织原理，体现了人类性或合群体性。第二，工具化的儒学。汉武帝采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以后，儒学从一家之言上升为官方哲学。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儒学在意识形态领域获得主导地位以后，并不是只有一种声音，而是有多种声音。第三，作为生活信念的儒学。有相当一部分儒者并不是站在官方的立场上讲论工具化的儒学，而是站在民众的立场上讲论作为生活信念的儒学。陈献章、王艮及其从学弟子，大都是抱着这种态度（宋志明：《儒学文化岂能等同于帝王文化》，人民网）。其实，儒学一出现就鲜明地表现出了一种社会批判的精神。所谓社会批判精神，即儒学所具有的批判功能和品质，包括三层意思：一是政治批判；二是作为社会良知，对社会的批判；三是文化传承、文化批判精神（杜维明：《郭店楚简与先秦儒道思想的重新定位》，《中国哲学》第二十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儒家批判精神具体体现为积极的、直接的、对抗性的与消极的、间接的、不合作的两种方式，前者往往是在社会处于上升或基本正常的状况下儒者所采取的方式，后者往往是在社会处于下降或没落的情况下儒者所采取的方式。从具体内容上看，儒家批判精神包括批判专制政治和专制思想，批判社会暴力和社会腐败，强调王道理想，倡导德治礼治，反对霸政，谴责酷刑苛法；注重民本和教化，立足社会进行改革，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正常秩序；以“道”为标准，接受小康，向往大同。以上的方式和内容，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儒者身上有不同的侧重点。传统儒学的批判并非破坏性批判，而是建设性批判。因此，我们所持守和发扬的儒学批判精神，是一种建设性的批判精神。唯有批判，儒学才能营养自己，才能拥有活力；唯有批判，儒学的价值才能得到落实，儒学的生命才能得到舒展；唯有批判，儒学对社会的担当才得以体现（李承贵：《儒学当代开展的三个向度》，《光明日报》2005年7月12日）。

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是伦理道德，刘先生认为按照儒家传统道德的教导，主观能动性越充分地发挥，就越导向对自我的剥夺；达到自我完善，也就达到了自我泯灭。伦理道德在实践中只是造就了一代又一代拥有病态灵魂的扭曲的人，为君主专制主义提供了最基本的社会条件，其最终归宿仍然不免是虚伪和吃人，只能导致专制主义，即王权主义，决不可能把社会引向理想境界。这样，就残酷地用学术之刀把传统文化的精髓挖了出来。否定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也就否定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其结果必然导致民族虚无主义。

先秦儒家以“道”为其价值本原。它超越于任何现实的礼乐制度或政治体系之上，对后者赋予其存在的价值，成为现存制度或政治存在合理性的最终尺度。而刘先生则认为“道”的主旨是王权主义。儒家强调“有道之世”，把“有道”视为检验政治的标准，违背“道”就是无道之君。但是，刘先生认为，这种“道”是理想化的，并能代表统治阶级整体利益和君主根本利益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原则。这就把含义广泛，本来是制约君主的“道”说成了代表君主根本利益的政治原则，实际上是把“道”狭隘化、政治化了，是王权主义极端发展的结果。

刘先生在文中说：“时下有一股很强劲风，就是批判激进主义，批判‘五四’，我是断然不赞成的。‘五四’当然可以分析，激进主义当然更值得反思，但我认为激进主义的失败也比固守传统有历史意义。我认为不应因批判激进主义而倒回到传统。”20世纪激进主义正是对文化的大批判、大扫荡，使国人的人性、人情和理性都不同程度地倒退。正如钱文忠先生在《“国学热”的呼吸与叹息》中所说的：“1949年以后一直到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在时间上涵盖了整整半部中国当代史，我们从中正可以看到，几乎每一场运动都以批判传统文化开场，最终又都归结到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文化大革命’更是登峰造极，不管发动者和参与者的本意是什么，其结果却正是‘大革文化命’。很多人都不会忘记这样一张照片：一群在今天看来是疯狂的人，是如何群情激愤地捣毁曲阜的‘圣迹’的。”刘先生通过学术研究的方式对传统文化中普遍的崇圣意识进行了解构，其实，这何尝不是理性激愤地在捣毁民族的“圣殿”，而树立起威严的王权主义的“宫殿”？

谈到国学研究的现代化，刘先生说：“如果国学以研究传统的东西为主，最好不要与现代的东西乱对应，搞拉郎配。”以国学为主的传统文化研究应该三个走向：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走向未来，这不但是以儒学、国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的应有之义，也是应对现实问题的必要之举。而刘先生对此非常不以为然。固然儒教、国教等提法太过激进，但那只是传统文化复兴过程中的个别声音，并不能完全否定传统文化走向复兴的基本态势。

刘先生在文中强调“通古今之变”，应该特别强调这个“变”字。如果国学是“四部”之学，显然属于前一个阶段的产物，“今”则是历史的新阶段。时代不同，许多名词、概念虽然一样，但其内涵却有了阶段性的改变。例如，和谐这个词的古今内容就是大不相同的。我认为，在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中，“变”往往是具体的历史内容的损益增删，而天不变道亦不变，作为中国文化根本的常道是不变的，而不是一切皆变。传统“四部”分类不仅仅是一种学术形式，而且反映了中国文化当中学术这一层面的内在结构和基本精神。和谐也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所谓“和为贵”，并不仅仅是一个名词概念的问题。当然，我们现在讲和谐，并不是完全否定斗争，而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们的基本政策从“斗争哲学”向和谐社会的“变”而已。

刘先生在文中说：“我最不赞成的是把古今混同，用今天人们的精神改铸古人，固然是常有的事，这对古人无所谓，但会影响对现今问题的探讨和认识。”实际上刘先生正好犯了这样的毛病，他是用他所理解的无所不在的王权主义“改铸古人”，改铸传统文化，改铸儒学。而且不仅是古今混同，还是中西混同。

刘先生在文中说：“这些年的大发展，不管它是哪来的，我强调的是，只要对国家和人民的提升发展有用，带来了利益，就是我们民族的。”这个说法听起来好像很不错，有某种爱国主义和为人民服务的味道，但实际上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可以起一时之效，但不能把中国真正带入现代化的发达国家行列。正如鲁迅先生在《拿来主义》中所说的：“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他占有，挑选。”“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这里强调了拿来者要有基本的素质（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要有主动性（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要有选择（挑选），要能够正确地处理（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显然，这不是像刘先生说的那样功利主义地随便拿来就是我们民族的，那样的话，民族文化的民族性如何体现？

刘先生在文中说：“如果爱国学、儒学指的是传统之学，在中国、在世界的发展面前，从总体上说，它是上个历史时期的东西。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看，其中固然有可取的养分，但从体系看，更多的是阻力。”这就从整体上否定了国学、儒学，否定了过去的历史。国学、儒学是中华文化的学术基础，是中华民族的固本之学，其现代价值和意义不是其中“有可取的养分”而已。近代以来，中华文化在不断发展中距离本源越来越远，偏离根本越来越多，成为枝叶偏枯的“病树”，在西风西雨中弱不禁风，被吹打得花果飘零。生活在“病树”上的中华儿女被“病毒”感染，许多人在天崩地裂的大变局中丧失了民族自信心、文化自信心，觉得自己百事不如人，转而走向全面西化，以拥抱西方文明来替代中华文明。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开创中华文化发展新方向的时候，把过去的传统截断了，不是革故鼎新，新旧嬗递，而是弃旧逐新，甚至唯新是求。正因为中华文化近代以来主要是“失本”，所以现在要正本清源，固本培元，即回归中华文化的源头，在回归中创新，而固本的学术基础就是国学。

刘先生在文中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定有与之相应的文化，这种文化的主旨和核心价值不可能来自于国学、来自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文化应该是什么？近代以来，许多志士仁人、思想家、学者奔走呼号，苦思冥想，实验实践，在中西古今文化冲突中探寻中国文化出路，形成了多种思想观点和理论体系，多方面、多层次地表现了中国人民的聪明智慧和创造精神。最终，我们选择了走社会主义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此相适应的文化最起码有两个基本的组成部分：一是“中国特色”，这除了有悠久历史，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外我们还有什么能够拿出手？二是“社会主义”。因此，我的看法与刘先生恰恰相反，这种文化的主旨和核心价值正好来源于国学，来源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经典。孔子整理古代文献六经，开创了儒家学统，使儒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性经典，成为中国古代学术的主流。经是常道，说明儒经中包含了某些永恒的、普遍的核心价值，有超越时空的意义。儒经所体现的常道就是今天所说的核心价值。2006年4月21日，胡锦涛主席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中指出：“现时代中国强调的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社会和谐、和平发展，既有着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又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进步精神。”这说明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今天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厚根基。因此，我们可以说，优秀的传统文化与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源”和“流”的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形成应该在“继往”的前提下“开来”。

刘先生在文中说：“现代的文化主要要从现代生活中提炼，要围绕生活来提出新问题，求索新观念、新价值。不要用‘传统’来当裁判。”现代的文化不应仅从现代生活中提炼。近代以来，由于诸多内外因素的作用，中国文化遭遇全面危机，中国人一度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丧失了自信心，文化的主体意识和自觉意识都降到了最低点，使中国人在自己文化发展的道路和方向上陷入了迷茫徘徊。民族复兴的核心是文化的复兴。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务之急是重建中国的文化主体性，要树立“文化主体意识”。所谓“文化主体意识”是指一个民族自觉到其拥有的历史传统为其所独有，并对此历史传统进行有意识的省察，优越之处发扬光大，不足之处奋力加强，缺失之处则力求改进。具有了文化主体意识，我们才能够以独立自主的文化系统，与世界其他文明展开平等而积极的互动与对话。

    刘先生以王权主义的视阈对儒学、国学的批评与解构，其最初动机也许是所谓的要从历史中走出来，但是实际上是不是正好起到了有可能强化王权主义影响的作用？或许这一点是沉浸在学术象牙塔中的刘先生没有意识到的。由此，我们可以怀疑刘先生批评儒学、国学，如果不是由于个人经验的限制，如受反传统的激进主义影响甚深等，就是先入的理论预设在作怪，甚至有可能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脉络和基本思想缺乏深刻的体悟与全面的把握，以致形成了以偏概全的王权主义的覆盖。

    （本文原题为《王权主义覆盖下的儒学、国学》，原文9500字，本报有删节。——编者注）
    
原载于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