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与中国文明复兴”对话会纪要
作者:苏鹏辉
来源:弘道书院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四月初四日壬辰
耶稣2016年5月10日
(左起:闫恒、姚中秋、白彤东、任锋)
现代文明的兴起,诗人叶芝喻之为荒原。英雄与伟人远去,而庸凡自恃狂欢。然而最末的时代最为贫乏,在暗夜之中势要擎起烛火,小小星球方可依凭熹微一缕而身影绰约。2016年5月8日,立夏之后第三天,弘道书院受敬德书院之邀,齐聚复旦大学白彤东教授、院长姚中秋教授、副院长任锋博士于苍翠西山之下,三位嘉宾与海淀区中小学校长、教师纵论“儒家与中国文明复兴”。弘道书院院长助理、内蒙古区委党校闫恒博士担纲主持。
(闫恒博士)
“为什么是在这样一个时间?为什么会在这样一个地点?为什么要谈论这样一个主题?”姚中秋教授以连番诘问而切入论题。而答案却极为显然:中华文明的复兴已成大势。顺应这个大势,才有了新一届政府对故国文明的频频致意;而中央政府的回归传统也使得敬德书院得以在首善之区的海淀生根发芽,于是也才有了今天的聚首与畅议。
(姚中秋教授)
然而这个大势却并不轻松。它经历了历史的吊诡与曲折,才有着一阳来复与否极泰来的理势如一。百年之前的近代中国,欲“新文化”、“兴国民”,其主张民主与科学,而必欲弃绝古典与文化。然而对旧传统肆无忌惮地破坏,顶多只是造就了一个虽然物质丰盈然而满目苍夷的“新世界”。富国强兵的秩序底线既然已经建立,而文明文雅的高远致思就必须寻求。故而夫子经邦之道,必须庶之、富之,而后教之。当此中国崛起之际,新世纪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复兴文明。三天之前的“广东杀医案”,正凸显了这个时代的蛮荒与堕落,暴露了这个技术主导时代“丛林社会”的底色,说明了此刻“我们”文明的贫瘠。然而暗夜之中,总不乏踽踽独行着的人们,“不同的人群,在不同方面,用各自所熟悉的方式,正重建着中国文化”。而在这个过程之中,儒家因其向来为中华文化之骨干而必然扮演重要角色!
(白彤东教授)
白彤东教授的致思大开大阖。直到1840年,国人都自视为“世界的中央”,文明的高峰。尽管中国不乏被武力征服的历史,但在文明形态上从未遭遇真正对手,连影响至深的印度佛教,也最终实现了完全中国化。因此,当中国遭遇西方,的确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尤其是甲午战后,时贤痛则思变,一变器物,二变制度,终则诉诸文化。时至今日,将中国传统文化与国家现代化相对立,依然是知识分子中的主流。然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崛起,说明儒家文明并不对资本主义发展构成阻碍;韩国台湾地区的民主转型,也说明儒家文化也并不压制民主化。这些事实,以及随着国力日升而在国人心中普遍滋生的文化自信,就构成了一种复兴的大势,习近平政府因此能够顺势而为。至于它是权力对文化的“借用”,还是文明对权力的“驯服”,这本身就是拨乱反正、双向角力的过程。而白教授的关切,尤其在于“思考现代世界的未来可能”。即基于对西方政治理念与模式的反思,我们是否可以有更好的、超越西方的政治主张?而这个主张,就可以基于两千年的中国政治传统而提出,通过思考“理想规范意义上的中国模式”而裨益于这个世界的向善。其致思高远,指向于儒家之于文明的普遍意蕴。
(任锋副教授)
任锋博士的演讲由理及情,细致入微。儒者以学而名世。而学不仅求功利,也要明事理。为己为人之间,孔子主张的是“古之学者为己”。为己之学,就是实践践履之学,必须落实到人伦日用之间,而不能流于言语浮泛之末。儒学强调“家”的重要性。任锋博士的个人生命体验,只有在成家之后,夫妇、长幼等家庭之道才真正从学问落实为生活,才能够真正考虑不同的生活习惯、个性以及经历背景如何能够以一种本乎仁,合于礼的态度而和谐相处。而孩子的教育,更加值得深思。如《弟子规》,虽然有细节值得商榷,但却能够从童蒙就教导孩子有纪律意识、能够尊重别人,在家中有大局观、在外有公德意识。儒家的教以人伦义理,恐怕是最好的抚育子女之道。贫富贵贱,守时待命,则有不能强求处。任锋博士由此引申,儒家的核心观念就是成长,它是具有普遍意涵的价值系统,它弥散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才最终海纳百川,荟萃辐射成为华夏文明的宏阔形态。任锋博士推崇的是儒者恒常而弘通的心智与智慧,认为现代中国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也需要回归自身传统,向古向西同时开放,才能天高海阔鸟飞鱼跃。儒家思想在天人、政教、中国-天下体系等问题上也都有极为丰厚的义理资源与历史经验。在中国文化的约定、影响之下来实现当代中国的创新与改革,润成、滋养成现代中国的文明体系,才有最为稳健而值得期许的未来。
主持人闫恒博士结合三位嘉宾的讲义而不时睿评。童蒙幼学,教以成人;财富强力,系以礼乐;怀柔远人,文明以成。当这样一个繁秾而蛮荒的现代世界,须谨记二千年前夫子的教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在嘉宾和与会教育界人士的切磋交流中,这当是持续乃至永恒的回响。
(海淀区教科所所长吴颖慧女士)
责任编辑:葛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