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须锻造出属于自己的“寸铁”
作者:王立新
来源:湖南教育新闻网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三月十九日丁丑
耶稣2016年4月25日
【专家简介】王立新,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兼任北京大学湖湘文化研究会顾问、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兼职教授等。主要从事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的教学与研究,在宋明理学、湖湘文化的研究领域取得丰硕成果。著有《从胡文定到王船山:理学在湖南地区的奠立与开展》等多部学术著作。先后在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栏目主讲《天地大儒王船山》《理学开山周敦颐》;在深圳电视台主讲《自然生态和心灵生态》《中国的圣人和圣经》;在哈尔滨电台主讲人生哲学,在湖南人民广播电台主讲《论语《老子》等传统经典。
记者余孟孟
读书是精神的滋养,读书是心灵的还乡。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在第五届湖湘教师读书论坛上,著名学者、深圳大学教授王立新先生以《读书创造人生》为题开坛布讲。他对中国人的读书现状和目的进行了直接的分析,对历史上的优秀读书人,特别是宋明湘贤的读书境界和思想进行了独到的阐释,希望当代中国人读书,要从功利主义的阅读,走向人文精神的阅读;从“活命的阅读”,走向“生命的阅读”;从世俗琐碎的“小阅读”,走向能通达天地大道的“大阅读”。真正读透一两部经典,从而切实做到明理、亮心。
读书是育人成人的重要方式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两句名言影响了无数人对读书的看法和期待。通过读书考取功名、获得财富、揽入美人,确实是读书的一部分功能和价值。然而,如果只把这些当作了读书的目的,那就把读书看低了、也看偏了。读书更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对一个人精神世界的滋养、哺育和陶冶,从而使这个人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上学也叫读书。学校教育也主要是通过引领青少年学会读书、爱上读书,从而将读书所学的知识和智慧再应用于社会和人生来实现的。然而,全国各地有很多以“育才”为名的学校,即育才学校,却很少见到叫“育人”的学校。当前的现实是:不管叫不叫育才,所有的学校都在积极地追求育才;不管会不会育才,所有的教师都在标榜育才;不管懂不懂育才,所有的家长都想育才。
其实,学校首先是一个通过读书来育人的地方。育人,是学校的核心目的。即使是追求育才,也应该是通过育才来最终实现育人。教育首先应该考虑的不是培养哪一方面人才的问题,这是急功近利地追求技术化、数量化、标准化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在教育领域的显现。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慢的艺术,要通过潜移默化和“润物细无声”的力量,逐渐培养出一个具有鲜活生命力和高尚情操,同时又富有无限创造力的人。在这种意义上,不管什么样的技术高手、专家能人,首先都必须是一个实实在在、有血有肉、有品有格的人。这种人的身上始终闪烁着人文精神的力量,始终是走在更善良、更宽容、更高尚的路上的。
因此,读书最要紧、最核心的意义不是获取名利,也不是成为某方面技术高手和专家,而是养成高尚的精神情操,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天地大儒王船山先生在其所著《读通鉴论》中就说:“见之功业者,虽广而短;存诸人心风俗者,虽狭而长。”这话也可理解为:为功业名利而读书,其效果是短命的;为人心风俗而读书,其力量则是悠远的。
读书须“有见处”
宋明理学是中国思想史发展的第二次高峰。其思潮兴起时,学派林立。在诸多学派当中,人们把南宋时期在湖南地区形成的以胡安国、胡宏、张栻等人为代表的理学学派称之为湖湘学派。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都是富有精神气象的读书人,正是有了这群读书人在历史舞台上的华丽身影,湖南才有了“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美誉,也才有了“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的豪情。
如果说胡安国是湖湘学派的创始人,那么,其子胡宏则可称得上湖湘学派的奠基者。胡宏因长期寓居湖南衡山五峰之下,人称为五峰先生。五峰先生自幼有志于学,淡薄功名利禄,隐居湖南衡山二十多年。他创办或主持了湘潭的碧泉书院、南岳的文定书堂、宁乡的道山书院,潜心讲学育人。
五峰先生对弟子们的教学方法,遵循《中庸》提出的“学、问、思、辨、行”的原则。所谓“学”,主要就是读书。怎么读书呢?他对弟子说:“读书一切事,须是有见处,方可。不然,汩没终身,永无超越之期矣。”
读书关键在“有见处”。什么叫“有见处”?
首先指要在读书的过程中,从文字中读出义理和经世的方略来。这就要求读书的人努力克制那种浅尝辄止、自以为至足的毛病。他明确告诫弟子:“今之学者,少有所得,则欣然以天地之美尽在己,自以为至足矣。今当以速成为戒尔。”
读书“有见处”,还指要从书中读出文字以外的精神来。五峰先生有个学生,家境不错。他在自家附近开了一小块地,种起菜来。不久,便有人开始嘲弄他:“一个正经读圣贤书的人,怎么能种菜呢?岂不有辱斯文!”这个学生觉得颜面无光,认为自己不该做自认为不符合读书人的事。他便写了封信给自己的老师。五峰先生回信教导弟子说,历史上高洁的读书人如管宁、陶渊明等,都是在读圣贤书的同时,自己种菜。怎么读书人一参与体力劳动就不是读书人了?圣贤并没有这样教导过我们啊!可见,五峰先生教导弟子读书,不是要弟子们恪守书本中的内容,而是要从书的文字中读出人生和生命的真谛出来。现代有些读书人,书读多了,学问做大了,便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了,很多事情不必亲自做了,而丢给家人、助理、秘书了。这样的读书人就是读书没读到“见处”。
读书“有见处”,还包括读书要根据社会和人心向背的需要,做出取舍。我们读《三国演义》,当诸葛亮跟曹操、司马懿等人每每进行勾心斗角、运用心机的时候,我们总觉得诸葛亮是最了不起的。其实,诸葛亮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形象,完全是湖湘学派的胡寅、张拭,以及闽学的朱熹他们造出来的。诸葛亮自比管仲、乐毅。如果站在功利的角度上,可以说管、乐是能人;但若站在人文的立场上,他们就成了君主强取豪夺的帮凶。湖湘学派读书人站在当时南宋偏安一隅的现实情况下考虑,必须造就出一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贤相、圣相形象。张拭等人便有意识忽略了孔明自比管乐的事,而将他为国为民、智慧高尚的事迹和形象不断放大。这便为诸葛亮成为圣贤奠定了基础。
可见,读书“有见处”,方能察人之所未察,识人之所未识。
读书须锻造出属于自己的“寸铁”
读书读得多就好吗?读书按照所谓的“必读书目”就能读出真学问吗?未必。
首先说多。有人看书,论篇、论页、论一月读多少书,一年读多少书。其实,这不是读书,是数数。这样数着、赶着、算着地读书,离真正的读书越来越远,人会越读越迷茫。这也不是真正的博览群书,而是杂乱无章。对此,胡五峰先生认为,读书要读出效果,读出益处,取得更大的成绩,首先就要区分博与杂、约与陋的概念。他说:“学欲博,不欲杂;守欲约,不欲陋。杂似博,陋似约。学者不可不察也。”读书学习,一定要视野开阔、涉猎广泛,尽量拓宽自己的知识面。但博却不等于“杂”,“杂”是缺乏系统性的胡乱读书,也缺乏目的性和规划性。另外,读书除了注重“博”外,还要注重“约”。它是指读书要抓住重点,掌握核心的知识领域和方向,并在这个领域不断深入下去。但“约”不同于空疏而浅薄的“陋”。
说到“约”,也就是“精”,这是读书最核心的要义。现代人读书易于博,也往往失于博,不懂得精读一本书、读透一本书的价值和意义。南宋时期,禅宗名师大慧宗杲,看见有人在练武,他一会儿刀枪剑戟,一会斧钺钩叉,一会又鞭锏锤抓,练得虎虎生风,十分精彩。宗杲说“一看便知不是杀人手段。我有寸铁,便可杀人。”朱子把这个故事讲给学生们,用来指导学生读书。意思是说:杀人是不必用这么多兵器的。什么意思?要杀人,精熟的“寸铁”在手即可。所以,朱熹教导人读书,特别强调广博基础上的精读,要品味出书的真精神。
王立新先生新作《大宋真天子》好评如潮。有人问他读了些什么书才能写出这样一本书?他回答:其实主要是王船山先生的《宋论》,其他书籍都是些材料,最终要靠对于历史的真实见地,把这些材料“熔铸”成书。可以猜想:如果把王立新所读的与宋太祖相关的所有书给另外一个人,这个人也未必能写出这样一本《大宋真天子》。因为这个人读书没有自己的“寸铁”。王立新先生一再说,几十年来研究文史,他读书不少,但“用来杀人”的“寸铁”,就是王船山。王船山的著作就是他研究、写作、讲学的“寸铁”,就是他在学术的园地里耕耘、收获的“寸铁”做成的锄杷等农具。
读书有没有自己的“寸铁”、有没有“锻造成”自己的“寸铁”,这是一个人是否会读书、是否懂读书的标志所在。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寸铁”。有人的寸铁是王阳明,有人的寸铁是曾国藩,有人的寸铁是《论语》,还有人的寸铁是杜威,不管这个寸铁是什么,只要它在,其他一切书籍都只是自己读书的材料而已。惟其如此,读书才能真正做到读有所得、读有所见。
为“明理”和“亮心”而读书
一个人为什么要读书?读书对人的生命成长究竟意味着什么?从中国传统文化来看,这是个悠久且重要的问题。晚晴重臣、湖湘大地有影响力的读书人曾国藩就明确说,读书重在明理。他认为,一个人一生快不快乐,不在于做多大官、赚多少钱,而在于是否找到心灵的归宿。读书便是找到心灵归宿的重要途径。他多次说过:“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他对子孙的期待只是“但愿为读书明理的君子。”
那么,读书应该明哪些理呢?首先,是天地万物运行、生灭之理。朱熹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这个理,其实就是支配天地自然运动的自然规律。其次,是社会发展和人际交往之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就是传统中国社会运行之理,也即道德规律和规范。最后,是做人成人之理。读书就要学会做人,做什么样的人,如何做人,怎样通过读书不断提升自己的做人的境界,这些都是读书明理的题中之义。比如王船山就认为读书就要做一个圣贤兼豪杰的人。他说:“有豪杰而不圣贤者矣,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豪杰,是成就圣贤的“前导”阶段。读书人要做圣贤,首先要有勇气冲决世俗的网罗,先做一个不甘沉沦在琐细的生存事务之中的豪杰。
除了“明理”,读书的另外一个重要意义就是“亮心”。如果说“明理”是读书向外求,那么“亮心”就是读书向内心。何谓“亮心”?就是擦亮我们被世俗所覆盖和遮蔽的那颗晶莹剔透、纯真无邪的心灵,从而呈现出它的本来面目。胡五峰先生就从人自我的本心出发,认为“人有不仁,心无不仁”。他还说“人尽其心则可与言仁矣,心穷其理则可与言性矣”。所以,五峰先生教导弟子读书时,要存疑、精思、讲论,进而力行,最终让自己的内心世界澄明亮堂起来。对现代人而言,这一点尤为重要。很多人事业有成,财大气粗,每天忙忙碌碌地,但却活得不幸福,心灵得不到归属和安宁,十分浮躁。通过读书,其实可以逐渐净化心灵,洗去附着在心上面的污垢和杂质,让人通明快乐起来。
可见,“明理”加上“亮心”,一个人在读书过程中便会真正通透起来。
做一个宋代式的读书人
宋人读书,与其他朝代不同,以人们熟知的唐朝为例来作对比更能说明问题。
唐朝在建国之初,就确立了用功利钓人的方针。唐太宗所谓的“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的得意,虽然有招揽人才的欣喜,但也流露出玩弄天下读书人的隐衷。“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这句诗最能反映唐太宗的用心。在这种功利主义方针的引导下,唐朝读书人读书的目标便主要在于猎取功名,炫耀乡里。孟郊在《登科后》诗中写道:“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这是标准的功利性的自我表达。李贺在他的《南园》诗中这样写道:“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声万户侯?”这样的话语有明显贬低读书人的意思。当时中国民间还因此流行一句话,叫“百无一用是书生”。这就是唐朝读书人的功利主义取向。
和唐朝相比,宋朝的读书人却是另一番景象。范仲淹在他的《岳阳楼记》中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范仲淹的做法,后来被大理学家朱熹概括为“以天下为己任”。这种勇于担负责任、不局限于利禄,心系民族和国家的追求,在南宋时依然强烈。胡五峰先生在其所著《知言》里就说:“一身之利无谋也,而利天下则谋之;一时之利无谋也,而利万世者谋之。”又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大贤之分也;达则兼善天下,穷则兼善万世者,圣人之分也。”这样的情怀代表着宋代读书人的普遍心志取向和人生目标。
排除一些个例,从大处上讲,唐代读书人重视功名,宋代读书人重视节操;唐代读书人追求才气的发挥,宋代读书人强调理想的实现;唐代读书人强调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宋代读书人追求为国家民族做贡献。据此,我们可以说,做一个宋代式的读书人,就更像一个真正的读书人。
(本文经王立新先生审定)
【记者手记】一位读书人的精神气质
文/余孟孟
和王立新先生相识,缘于两年前的一次潇湘文化之旅。对我而言,那次旅行的目的,就是跟随一群文史教授去寻访周敦颐的文化足迹,去感受那传说中的摩崖石刻。在这群教授当中,王立新先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博学、幽默、快意人生。一路上,他总能用自己的独特见识和风趣语言让众人沉浸在欢快的气氛当中。特别是那晚,微风、小雨,我和立新先生拿着小板凳坐在一棵大樟树下,漫谈中国思想和文化史上的趣事。他对人物的评点、对史事的分析、对思想的解构、对学术的辨彰都让我难忘,且受益匪浅。
这次因为湖湘教师读书论坛的事,我和立新先生有缘再次相见,并且非常荣幸地成为他此次讲学的助理和跟班,所见所闻,皆为佳话。对立新先生的精神气质也有了一番真切的感受。
首先,是书卷气。立新先生高大挺拔、儒雅温润,始终散发着一种饱读诗书后形成的高雅气质和风度。《红楼梦》里说:“才华馥比仙,气质美如兰。”用在立新身上也不为过。上次在文化旅行中,他随时吟风弄月、评点古今。特别是在周敦颐故居,他竟当起了导游,给我们讲述濂溪先生的生平,以及他如何援引佛道入儒学,从而成为理学开山鼻祖的点点滴滴。这次,一进他的房间没多久,我们就聊起他的新作《大宋真天子》来。宋太祖是中国历史上优秀的值日生,是真正宽容、仁义的君王,是顺应天道的真天子。聊着聊着,他把书递给我,让我翻到386页看着,而自己却像小学生一样背起书来:“这位不允许别人在卧榻之侧酣眠的英明君主,就在自己的酣眠声中,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连遗嘱都没有来得及留下。征讨北汉的各路大军,还在不断地向朝廷传送捷报,太祖却再也不能跟他的将士们共同分享胜利的喜悦了……”真令人惊讶,立新先生竟然背得几乎一字不差。此刻,这个人在我面前就是个书生,就是个充满书卷气的读书人。
其次,是豪杰气。立新先生虽然常年在南方工作、生活、讲学,但他却是个实实在在的北方人,骨子里也透着北方人特有的豪迈之气。因为求学和工作的原因,我和学术圈走的比较近,也结识了一些专家学者。他们当中不乏高雅之士,也有书生意气的畅快,但较少有豪杰、豪侠的气概。有些人有的只是市井的俗气和匪气,让人敬佩不起来。立新先生则属例外。记得上次在文化旅行中,他就充满豪气地说:“能与有肝胆者共事,人生乐事也。”一路上他指点江山、笑谈古今。特别是在月岩,自己站在高高的石堆上竟然唱起歌来,我们都为他鼓掌。我还拿起手机录了一段,可惜后来换手机丢掉了,否则又是一段佳话的凭证。这次来长沙讲学,他偷偷告诉我:“身体有些不舒服,肚子疼,总想上厕所。”我便帮他去买了些药。吃完药有些好转,但晚上要和一帮老朋友吃饭,自然免不了喝酒。我劝他尽量不要喝,第二天还要讲课。他却说:“还是喝一点吧,大家难得见一面,不然就扫兴了。”当晚,他与朋友喝酒,我陪着。那种豪杰之气,尤为令人感佩。第二天讲课,他依然激情高涨、豪情万丈,最后竟然还在800人的现场唱起了歌,全场掌声雷动。另外,立新先生推崇的船山先生倡导要做一个“圣贤兼豪杰”的读书人。我想,立新先生的豪杰之气也一定受到了船山先生思想的影响和滋养。
最后,是童真气。除了儒雅的书卷气和粗犷的豪杰气之外,立新先生还有一种气质,那就是淳朴的童真气。从立新先生的脸上,我们看到的永远是幽默的笑脸,即使因肚子疼而引起的皱眉咧嘴的表情,也充满着孩子气,让人忍俊不禁。立新先生学识渊博、功底极深,十多年前就已经是教授、博导了。按常理,这样的人往往高高在上、正襟危坐、不易亲近,但立新先生却平易近人、嬉笑无束。这样的人,人缘自然好,很多人都愿意和他交朋友。就连办公大楼里的保安都和他一起抽烟、谈天说地了。问起他的人生理想,他笑呵呵地说:“就想当一个门卫。白天看门,晚上读书。”真的是孩童气十足。这种时时处处在生活中表现出的童真气,让立新先生显得十分可爱。如果再老十几年,他一定就是金庸笔下那个身怀绝技却童真无邪的老顽童了。其实,经过岁月的历练,还能保有一份童真,这不仅难得,更是一种境界了。中国古代大哲老子就认为,最具智慧的圣人恰恰就像个孩童一样,圣贤就是“复归于婴孩”。我不敢说立新先生是圣贤,但就凭这份童真气,我就敢说他是一个真正脱离了低级趣味,追求高远境界的贤达之士。
责任编辑: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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