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蒋庆先生等人掀起了读经运动。今年，中国人民大学隆重成立国学院。人大校长纪宝成先生在《南方周末》发表长文《重估国学的价值》，阐述国学的意义。去年的读经运动和今年的国学院的成立当然不一定信守同一个宗旨。但这两个事件无疑代表着振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努力。 
　　 
　　 笔者无意反对振兴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笔者反对狭隘地界定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反对以排除外来文化的方式来界定中国传统文化。人大的国学院是一个具体的学术机构，其前途决定于操办者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因此，如何理解中国文化的边界，实在有讨论一番的必要。 
　　 
　　 一 
　　 
　　 纪先生称“国学”一词古已有之，所指的是国家一级的学校。“然而作为近代意义上的概念，则是在20世纪初年形成的”。他还特别引用了邓实的话“国学者何？一国所以之学也”来进行概念界定。 
　　 
　　 其实，这种意义上的“国学”概念，并非20世纪初的产物。最早的起源，至少要追溯的17、18世纪江户日本的“国学运动”。这一运动，最早由契冲、荷田春满、贺茂真渊等人发足，后来到本居宣长、平田笃胤而大盛。这些人，大多是以研究儒学、佛学起家，但后来渐渐转入对“古事记”、“日本书记”、“万叶集”、“源氏物语”等等日本经典的研读。他们认为日本原生的文化高于中国文化，日本面临的种种文化问题和社会危机，来源于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外来文化的污染。在他们那里，以日语声音符号记载的“古事记”高于以汉文记载的“日本书记”，和歌优于汉诗，“源氏物语”表现的真性情高于朱熹学派的道德说教。日本文化独特优越；日本作为日出之国、神的国度，是世界的中心。简而言之，这一国学运动实际上是江户时代日本一批文化人试图从中国文化中独立出来、塑造自己的民族认同的努力。 
　　 
　　 这一运动，在江户时代就受到过批评。比如，本居宣长同时代的戏剧家上田秋成，对本居宣长的学说提出鲜明的异议。他称所谓日本中心的“大和魂”的理念，体现了乡下人的狭隘，是井底之蛙的世界观，对外面的世界没有见识。看看西洋人制作的世界地图，日本不过是一片小叶子一样的国家。再看看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之丰富，日本中心的学说简直是不自量力、让人家笑话。事实上，本居宣长本人的日记一直是用汉文写，他的一个主要生涯就是汉医。他对中国文化有激烈的攻击，但对孔子仍然十分尊重。他自己也很难摆脱中国文化的影响。 
　　 
　　 不过，这种国学仍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其中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一些国学家提倡的学说，是针对当时幕府推行的朱熹学说这种官方意识形态而来，是一种文化的反叛和解放。第二，许多国学家，注意吸收外来文化。他们至少在潜意识中认识到，中国文化实在太强大，仅仅是日本文化难以与之匹敌。但是，当时的中国文化已经陷入固步自封之境地，无视外来的学术。日本文化则可以兼容并包，大力吸收以兰学为代表的欧洲学术。江户时代的日本采用锁国政策。能够与日本进行有限的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只有荷兰人。所以几乎所有欧洲的学术文化，都是通过兰学的孔道传入。一些国学家，在介绍兰学时不遗余力，认为日本既然是世界的中心，就必然是世界文化的汇聚地。他们希望通过与兰学建立文化联盟，壮大日本文化的优势。因此，得益于国学运动，欧洲的学术文化迅速传入日本。 
　　 
　　 到了明治时代，特别是甲午战争战胜中国后，日本的民族主义大盛，国学的意识形态色彩越来越重。到了二战时，这种国学为军国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纪先生所谓现代“国学”形成的20世纪初年，正是传统的日本国学和现代民族主义开始合流的时刻。许多留日的中国学人也在此时回国。所以这一概念的形成，明显受到日本国学的影响。 
　　 
　　 比较一下江户时代和现在中国的“国学”运动，就可以看出两者绝非毫不相关。现在不少国学派人士，把中国的社会和文化的危机归结于外来文化的影响，要回归纯粹的中国学术，甚至称自己是“君子文化”，别人是“小人文化”，大有文化中心主义的味道，和江户时代的国学家十分类似。纪先生在定义“国学”时漏掉日本的“国学”的影响，也并非偶然。因为讲国学的人大都强调本土文化的纯粹性和优越性，甚至到了一种不看事实、一厢情愿的地步。日本学者加藤周一在几十年前曾经写过一篇影响甚大的文章，称日本文化是“杂种文化”，要纯粹也不可能。其实在中国，有所谓国学派所界定的纯粹的“中国文化”吗？就连国学这个词本身，也像“物理”、“化学”等现代词汇一样，多从日本转销而来。甚至有人说中国的现代文学就是几个留学生在日本创造的。话虽然夸张，但你要是看看鲁迅、周作人、郁达夫、郭沫若等人的经历，就无法否认日本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影响。 
　　 
　　 二 
　　 
　　 如果人大国学院以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为使命，就必须面临着一个如何界定中国文化的边界的问题。《新京报》在报道国学院成立的消息时，特别附录了国学的定义，明确指出“内容以经史子集等科为主”。纪先生自己在讨论国学和中华民族“特有的品质与风貌”时，排列了儒家、法家、墨家，甚至兵家。佛教竟然没有提及，更遑论蒙学、藏学、满学了。似乎除了汉文化，其他民族对中华文明的贡献都可以被排斥在外。 
　　 
　　 笔者这样说，绝不是以一套政治正确的语言格式来限制学术研究。事实上，自从近代学术在中国诞生以来，中国学者一直忽视周边民族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把汉文化视为中国文明的主要动力；把少数民族的成就，简单地归结为“汉化”的结果。不错，汉文化产生了复杂的书写系统，经营着高度发达的农耕社会，在经济和文化上确实有其独特的优越性。但是，汉文化在处理军事事务(即所谓的国家安全问题)、协调和周边民族的关系等方面，成就却往往赶不上一些周边民族。唐王朝固然成就了中国文化的一个顶峰，但唐王室本身就是多民族混血的产物，其政治社会制度，也来源于南北朝期间长期的民族融合。安史之乱后，北方在大部分时间为“外族”控制，南面的汉族政权长期积弱，常常被人口只是自己的5％甚至1％左右的北方民族所征服。面临如此乏善可陈的汉族的军事传统，为什么我们要念念不忘“兵家”，而不学学阿保机、成吉思汗、努尔哈赤？ 
　　 
　　 如果以汉文化中心的观点看，北京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文化中心，在历史上从辽、金，到蒙古、满清，基本上是在“异族”统治之下。只有明代200多年才是特例。汉族政权，即使在明朝这样强盛的时期，也从来没有解决北方的安全问题。 
　　 
　　 但蒙古、满清在这方面都显示了高超得多的政治技巧和军事能力。一般而言，在“异族”统治中国期间，中央政权在处理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即所谓国际事务)上都比汉族政权成功。这也是中国的版图在满清统治下几乎扩张了一倍的原因之一。美国著名的中国史家F.W.Mote在分析辽宋时代的政治格局时指出：辽是一个帝国，宋则仅是一个勉强自保的国家。辽帝国是当时东亚和中亚国际秩序的核心，也是一个文化中心。比如佛教的大盛，就是受了辽帝国之益。汉语成为国际语言，也是因为以汉语为载体的佛教跨地区、跨民族的传播。他甚至指出，阿保机是第一个施行“一国两制”的人。他创立的南院、北院制，以南院统治汉人，运用传统的州县、三省六部制度，通过赋税获得农耕地区的经济资源，奠定帝国的财政基础；但他深知在军事上汉文化有着明显的劣势，过度汉化会使他的帝国丧失军事能力；于是以北院统治游牧民族，使用的是一套滋生于游牧民族的制度。两种制度，在一个帝国中保存了不同文化和民族的传统优势。这是他能够成就宋朝所不可企及的帝国气象的关键。 
　　 
　　 可见，这些所谓“异族”的成就，绝非一个“汉化”所能概括。相反，他们能够超越汉文化，集多元的文化、种族与制度之优。比如蒙古的统治者忽必烈，不仅懂几国语言，而且对欧几里德几何学充满兴趣，对基督教也非常向往，绝非是一个“只识弯弓射大雕”的人物。日本的蒙古学家杉山正明甚至认为，蒙古帝国是第一个全球化的推动者，是世界的中心。她连接了欧亚经济和文化，使用先进的货币：白银，并且把蒙古的军事机器、穆斯林商人的贸易才能，和中国江南地区的财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没有兼容并包的文化情怀，没有卓越的国际视野，很难取得这样的成就。这是中国历代汉族政权所不可企及的。事实上，这种跨文化的交流、融合能力，远在相对封闭的汉文化之上。 
　　 
　　 我们都承认各民族对中华文明的贡献。但在一些人的骨子里还是汉文化中心观，认为人家的“进步”就是“汉化”的结果，很少讨论汉文化应该向这些“异族”学什么。再看看当今中国面临的全球化的挑战、国家安全问题，乃至提出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实行“一国两制”的制度安排，中华文明中那些更善于容纳不同政体、文化，更会和多种民族交道，更为“全球化”的“异族”传统，是否给我们留下许多比经史子集更为宝贵的遗产呢？难道这些传统，应该被划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边界之外吗？ 
　　 
　　 三 
　　 
　　 其实，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界定中国传统文化边界的问题，而且涉及到我们如何界定现代中国文化的边界。如今中国大力推行市场经济，亚当•斯密是否应该仅仅算成人家的文化？再有现代的科技，中国文化包容不包容呢？你再看看中国知识分子的各种讨论，哈耶克的引用率比他在美国同行中的引用率还高，甚至那些口口声声要捍卫中国文化的保守主义者们，也言必称哈耶克、伯克。那么人家这几个“老外”难道没有资格进入中国文化吗？ 
　　 
　　 本居宣长等人的矛盾之处，是在他们自己的文化存在不能离开中文的情况下，要创造一个纯粹的日本国学。同样，我们的国学派，离开外来的概念和语汇就很难讲话，却要创造一个纯粹的中国国学，回到经史子集。这是一个复兴中国文化的理性路径吗？ 
　　 
　　 过去国外的中国研究叫“汉学”；如今则叫“中国学”。因为中国文明远远不能用汉文化来概括。如今中国正在走向世界，中国文化要面临和世界文化融合的问题。所以，以笔者之见，“国学院”实在不是个理想的名字，叫“中国文化学院”也许更贴切。“国学”总是要强调内外之别，似乎有一些是我们自家的宝贝，别人无法理解和赏识，和别人的东西有决定性的不同，是我们文化认同的核心。最后，这样的国学很容易成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看看日本的国学运动，到后来越来越意识形态化，民族主义色彩越来越强，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反省吗？ 
　　 
　　 我们面临着一个以人类的传统为自己的传统的时代，一个兼容并包的文艺复兴的时代。把西方文化以及其他外来文化排斥在中国的文化之外是狭隘的，把对中华文明作出卓越贡献的少数民族文化排斥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之外，也只能更加重我们这种文化封闭主义的心态。其结果不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而是把中国文化变成古董、送进博物馆陈列。
　　
　　 原载于2005-06-15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