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解决“雷洋案”和“孙志刚案”其实是帕累托改进

作者：盛洪

来源：微信公众号“盛洪”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四月初六日甲午

           耶稣2016年5月12日

涉嫌嫖娼的29岁的雷洋，遭警方逮捕后离奇猝死，引发网友热议。图片来源百度

文章来源：中评网、盛洪公号和天则云思同步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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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雷洋案

仅就大家、尤其是警方都认同的事实而言，即警方在雷洋从足疗店出来后限制他的自由，并企图将他拘留就是违法的。中国从来就是“捉奸捉双”，警方没有抓到嫖娼现场，就没有证据。一个人从足疗店出来不是证据，他可能有别的事，也可能嫖娼了，但没有证据警方是不能限制他的自由的。即使警方后来抛出的嫖娼的证据是真实的，也不能反过来证明他们当时的行为是正当的。这涉及到公民的人身自由。这是《宪法》第三十七条保证的。《警察法》第九条第2款的规定可能沾点边，即“有现场作案嫌疑的”可以带至公安机关。但这要有严格的边界。这应该指有比较有把握的证据。如果警方借口怀疑一个人而把他拘留，公民的宪法权利就没有保证。显然，如果没有警方前面的错误，雷洋的死亡就不会发生。即使雷洋真的嫖娼了，警方因遵守《宪法》第三十七条而把他放过，比较将人致死，显然是一个小得多的错误。这就是《宪法》规定公民人身自由权利的更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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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解决孙志刚案其实是帕累托改进

我们为什么很关注这个法律案件？经济学家一直坚信一点，效率和公正是一致的。尤其在中国。中国出现了很多的弱势群体，中国出现很多非效率的现象，恰恰不是弱势群体本身没有能力，而是他们没有这个权利。

我们天则所一直关心经济问题，也很关心制度问题。三年前我们创办的中评网其实把我们这些经济学家和社会热点问题拉得更近了。其实中评网所做的第一个话题恰好是一个跟今天孙志刚案相呼应的话题。那也是一个发生在广州收容所的恶性案：一个女孩子被无理收容而且被轮奸了。我们在关注各种各样事件背后的制度问题，我们强调制度是最重要的。制度问题是一个什么东西？就是社会系统性的作用，一个制度错了会出现成千上万个孙志刚事件这样的个案。

关于孙志刚案我们定的调子是以个案为焦点来关心，同时我们又是开放的，我们不仅仅局限于孙志刚案本身，我们要以这个个案为起点。对任何一个个案的审判、裁决都可能产生更广泛的影响，这个影响超过个案本身。实际上我们的目的不仅是为孙志刚昭雪，还要思考如何避免新的错误的发生。任何个案都会给后人一个信号：如果你侵犯别人的权利你会受到什么样的评价。这是我们司法的一个制度性的作用。

孙志刚案反映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公正的治理结构，这种不公正的治理结构是全面的：包括我们讲的收容遣送制度，也包括劳动教养制度，还包括警察权力界定的问题。我们看到我国警察权力其实是非常大的--大的让人害怕。这就产生了一个显而易见的后果：一个社会赖以保证安全的机制变成了侵害社会的机制，这同艾滋病一样可怕，不仅可怕，而且不可救药。

为什么这些所谓的制度、办法堂而皇之地出台？还有一些扭曲的制度，比如我们的选举法体现出来的实质上对农民的歧视：四个农民--农民要四倍于城里人的数字才可以选一个代表。比如普通的城里人对农村人的歧视。这方面一系列问题都值得我们去思考，所以说从根上讲，孙志刚案可能是重要的事件，对中国社会发展可能产生非常重要影响的事件，可能是宪政改革的突破口。

其实上我们关注孙志刚案是为这个社会好、为这个国家好，我们要公正解决这个问题，而且连带解决孙志刚案背后的社会问题。让这个社会有一个更好的治理结构，让我们的政府更具有合法性。我觉得这对社会更好，哪怕我们抨击一些不太好的现象，比如说个别警察烂用权力、素质低下，其实对于公安部门来说也是好事。这样反而使警察，尤其是个别素质低的警察不至于烂用权力，这样就可以维持公安部门的良好的形象。

从这一点上讲，我们正确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是帕累托改进，就是皆大欢喜。所以说，我们做这个事情不是针对任何个人，我们是为全中国人着想，这是我们一个基本的想法。

[盛洪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关于雷洋案》，写于2016年5月12日，中评网、盛洪公号和天则云思首发。《正确解决孙志刚案其实是帕累托改进》发表与中评网，2013年6月13日]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