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明初的皇帝这么没文化

原标题：《明初为什么多大白话圣旨？》

作者：吴钩

来源：腾讯《大家》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四月十七日乙巳

           耶稣2016年5月23日

▍粗鄙之文

《明太祖实录》收录有洪武三年十一月朱元璋的一道谕旨：

上谕中书省臣曰：“民，国之本，古者，司民岁终献民数于王，王拜受而藏诸天府，是民数，有国之重事也。今天下已定，而民数未核实，其命户部籍天下户口，每户给以户帖。”

于是户部制户籍、户帖，各书其户之乡贯、丁口、名岁，合籍与帖以字号编为勘合，识以部印，籍藏于部，帖给之民。仍令有司，岁计其户口之登耗，类为籍册以进。著为令。

这道谕旨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似乎不值得拎出来说道说道。不过这并不是朱元璋的原话，而是经词臣、史官之手润饰、改写的文字。朱元璋的原文其实是这么说的：

户部洪武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钦奉圣旨：

说与户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只）是户口不明白俚，教中书省置天下户口的勘合、文簿、户帖。你每（们）户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将他所管的应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写着他家人口多少。写得真着，与那百姓一个户帖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来了。

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县里下着速（绕）地里去点户比勘合，比着的便是好百姓，比不着的，便拏来做军。比到其间有司官吏隐瞒了的，将那有司官吏处斩。百姓每（们）自躲避了的，依律要了罪过，拏来做军。

钦此。

全文都是大白话，用词俚俗粗陋，还有一些错别字。显然出自大老粗的手笔。有人说，这是颁发给愚氓看的政令嘛，当然要用大白话来写啰，这样老百姓才听得懂啊。那好，国子监的太学生，总是有学问的吧，总该看得懂雅文吧。但朱元璋有一道教训太学生的敕谕，还是那种大老粗的风格：

恁学生每听着：

先前那宗讷做祭酒呵，学规好生严肃，秀才每循规蹈矩，都肯向学，所以教出来的个个中用，朝廷好生得人。后来他善终了，以礼送他回乡安葬，沿路上著有司官祭他。

近年著那老秀才每做祭酒呵，他每都怀着异心，不肯教诲，把宗讷的学规都改坏了，所以生徒全不务学，用著他呵，好生坏事。

如今著那年纪小的秀才官人每来署学事，他定的学规，恁每当依著行。敢有抗拒不服，撒泼皮，违犯学规的，若祭酒来奏著恁呵，都不饶！全家发向烟瘴地面去，或充军，或充吏，或做首领官。

今后学规严紧，若有无籍之徒，敢有似前贴没头帖子诽谤师长的，许诸人出首，或绑缚将来，赏大银两个。若先前贴了票子，有知道的，或出首，或绑缚将来呵，也一般赏他大银两个。将那犯人凌迟了，枭令在监前，全家抄没，人口发往烟瘴地面。

钦此。

据汪曾祺的《国子监》一文介绍，这里还隐藏着一个血淋淋的故事：大明国子监第一任祭酒叫宗讷，制订了许多苛严的规条，深得朱元璋赞赏。后来宗讷去世，国子监换了祭酒，有太学生因忍受不了苛严常规，便闹事抗议，有一个叫赵麟的太学生，贴出一张“没头帖子”，类似大字报。朱元璋闻讯，震怒，砍了赵麟的脑袋，并枭首示众。这次朱元璋视察国子监，便旧事重提，告诫太学生：“敢有似前贴没头帖子诽谤师长的，将那犯人凌迟了，枭令在监前，全家抄没，人口发往烟瘴地面。”

这道教训太学生的敕谕，现在还刻在北京国子监遗址的石碑上——且慢，朱元璋在位时，明王朝尚未迁都北京，国子监还在南京呢，这敕谕怎么跑到北京来了？想来应该是朱棣迁都后，觉得他老爸的敕谕讲得非常有道理，足以垂诫百世，所以便将训词全文刻于石碑，立在新都的国子监内。

▲ 北京国子监

说起来，朱棣跟他老子一样，身上流氓习气浓重，也热衷于写大白话圣旨。《皇明经世文编》卷一九一收录有朱棣的一道圣旨，我原文抄录下来：

那军家每年街市开张铺面，做买卖，官府要些物件，他怎么不肯买办？你部里行文书，着应天府知道：今后若有买办，但是开铺面之家，不分军民人家一体着他买办。敢有违了的，拿来不饶。钦此。

圣旨的主要意思是说，在京城开铺的商民听着，官府向你们索要财物，你们就乖乖交上来，不听话的，抓起来治罪。

▍文饰之道

且不说这三道圣旨的内容，单看它们的文风，文词都极粗俗，且字里行间透出恶狠狠的杀气，不是警告商民“拿来不饶”，就是威胁太学生“枭令在监前”。这样的粗野文字，居然可以作为国家法令颁行于世，足以说明一个问题：相对于汉唐宋，明初政治出现了严重的粗鄙化倾向。

或许有一些朋友会认为，政令文书的语言风格是虚的，形式而已，无关紧要，粗俗就粗俗，没什么。但我要说，文明的政治，首先需要某种“形式主义”的文饰，包括礼乐、仪式、舆服、修辞，等等。在普通法法系中，法官与律师出庭时要戴假发，这就是舆服上的文饰。只有野蛮的统治才不加修饰。举个例子，明末，杀人如麻的张献忠在四川称帝，要册立皇后，“问左右以封皇后之礼”，张献忠见礼数繁多，怒曰：“皇后何必仪注！只要咱老子球头硬，养得她快活，便是一块皇后矣。要许多仪注何用？”

这么一个对文明礼仪毫不在乎的土皇帝，也喜欢大白话圣旨，“献忠一字不识，凡平日发敕书与群下，必口述过，不论鄙恶，悉照其口语书之，如差一字，便杀代书者”。部将刘进忠进攻汉中失败，张献忠给他发去一道圣旨问罪：“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咱老子叫你不要往汉中去，你强要往汉中去，如今果然折了许多兵马。驴球子，入你妈妈的毴！钦哉！”文字之鄙恶，比朱元璋父子有过之而无不及。由此也可以想见，张氏在四川建立的所谓“大西政权”，离文明至少隔了十万八千里远。

事实上，文明的“文”字，本意就是文饰。文通纹，指纹理装饰。当亚当与夏娃懂得用树叶来掩饰他们的羞耻心，当人类懂得用衣冠来修饰自己的形貌，那一刻人类文明便诞生了。不妨说，正是“文饰”触发了“文明”。

“文明”一词，最早见于《易经》。《易经》中的“文明”，是与“文饰”相联系的，《易经》贲卦讲述的就是“文饰—文明”之道。贲者，饰也。贲即“文饰之貌”。贲卦的卦辞说：“贲，亨。小利有攸往。”什么意思呢？宋代的易学家程颐解释：“物有饰而后能亨，故曰无本不立，无文不行，有实而加饰，则可以亨矣。文饰之道，可增其光彩，故能小利于进也。”不过，贲卦同时又提醒说：“文明以止，人文也。”意思是说，文饰应当适可而止，不可过度，如此方能“化成天下”。

《易经》的贲卦既可指个人的“文饰之道”，但主要还是指向国家的“文饰之道”。对个人来说，“文饰之道”就是得体的服饰、谈吐、礼节、教养。孔子认为，“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合宜的文饰可以成就君子；如果“质胜文（文饰不足），则野（粗野）；文胜质（文饰过度），则史（虚浮）”，都达不到君子的要求。

对国家而言，“文饰之道”就是礼乐文明。孔子又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南宋理学家朱熹注释：“监，视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视二代之礼而损益之。郁郁，文盛貌。尹氏曰：三代之礼至周大备，夫子美其文而从之。”简言之，周朝在夏商二代的文明基础上建成了完备的礼乐制度，让孔子非常向往。

孔子赞美的礼乐文明，当然包括了国家法令在修辞上的讲究。一位汉代学者说，“古者，帝王有所号令，言心弘雅，辞必温丽，垂于后世，列于典经。故仲尼嘉唐虞之文章，从周室之郁郁。”

因此，我们看到，自汉代以降，大凡国家颁发的诏敕文书，都使用雅正的语言文字，遣词造句都讲究端庄得体，能体现王者风范。如宋代政府任命中下层官员，其诰命通常有这么一段通用的诰词：“敕某人等：官者所以治人，而非以假人之器也。朕闵西人之劳，而欲纾其乏。有出其私以佐吾之用者，是亦有益于吾民。俾命于官，所以示劝。尔其往矣，服我茂恩。可。”这段诰词，出自欧阳修的手笔。任命高级官员，则有专用的制词。

六朝以来，骈文盛行，制词、诰词多用华丽的骈俪之文写成，极其雕凿、夸饰，这就产生了《易经》贲卦提示的“文饰过度”的问题。北宋之所以出现古文运动，也是出于对“过度文饰”的反感，欧阳修、苏轼等人都主张以活泼、雅正的古文取代僵化、华而不实的骈文。南宋学者罗大经也提出，“内外制，唯稍能四六者（骈文）即入选。殊不知制诰诏令，贵于典重温雅、深厚恻怛，与寻常四六不同。今以寻常四六手为之，往往褒称过实，或似启事谀词，雕刻求工，又如宾筵乐语，失王言之体矣。”

在罗大经生活的宋代，人们只是发现过度的文饰有损“王言之体”，他们一定想象不到后世居然连“入你妈妈的毴！钦哉”的鄙恶文字都能够作为“王言”颁布。欧阳修、苏轼、罗大经若是泉下有知，读到朱元璋、朱棣、张献忠的大白话圣旨，真不知作何感想。

“王言”文风的粗鄙化，是从元朝开始的。来看元代的一道“宣命”：

皇帝圣旨里，中书省……等，“徽州路郑玉有名的秀才，晦迹隐居，有为不仕。今将他委付做翰林国史院待制，教征聘将来呵，怎生？么道皇太子根底、上位根底奏，圣旨颁也者”么道奏呵，奉圣旨：“那般者。”钦此。

这是因为元朝统治者文化水平低下，不通汉家礼乐文明，圣旨通常用蒙古口语口授（或书写），再用汉语“硬译”过来。这种俚俗化的文风，肯定影响了从元朝社会过来的朱元璋父子，因此，这对枭雄才不会认为用粗鄙的文词写圣旨有什么不妥。

▲ 朱元璋像

▍程序之设

“王言”的粗鄙化，还说明了明初政治的另一个问题：国家政令文书的起草与颁发缺乏制度性的严密程序。

政治不但需要“文明的修饰”，也需要设置旨在规范权力的程序。“郁郁乎文”的礼乐文明，当然包含了程序制度，用《汉书·礼乐志》中的一段话来说，“周监于二代，礼文尤具，事为之制，曲为之防，故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于是教化浃洽，民用和睦，灾害不生，祸乱不作，囹圄空虚，四十余年。孔子美之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所谓“事为之制，曲为之防”，换成现代的说法，就是说建立一套防范权力滥用的制度，权力的行使，要遵循程序，接受监督与制衡。

“事为之制，曲为之防”也是宋朝立制的一项原则，宋朝的立制者深切地相信，武官都可能会篡权，文官都可能会腐败，君主也可能会滥用权力。宋王朝的一切政治制度，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而置立，故设枢密院与三衙分掌国家武装，“兵符出于密院，而不得统其众；兵众隶于三衙，而不得专其制”；以宰相领导政府，掌执政大权，又设平行于政府系统的台谏系统，监察政府的执政权，“使两者（政府与台谏）之势适平，足以相制，而不足以相胜”。

君主虽然掌握着至高无上的世俗权威，但是，第一，宋人相信，就政道而言，皇权代表的政统在士大夫代表的道统之下；第二，就治道而言，君主不亲细故，不具体执政，理应垂拱而治。在宋人的观念中，君权其实更像是一种中立的最高仲裁权，类似于消极的政治性司法权，而不是积极的行政权。

具体到帝王诏敕来说，固然所有的诏敕都以君主的名义颁行于天下，但“军国大事，三省议定，面奏获旨”，获旨之后，从圣旨的起草到颁发，必须经过一套周密的程序。并不是皇帝喊一声“传旨”，马上就有一道圣旨出来。一般来说，诏敕文书都由两制词臣起草（内制为翰林学士，外制为中书舍人），这叫做“制词”。“制词”就是“代王言”，兹体事大，所以对词臣的选拔非常严格，“必取学问通博、词章雅正”之士。

另一方面，词臣虽说是“代王言”，但也不是“肉喇叭”，宋朝法律赋予他们一项权力：“事有失当及除授非其人，则论奏封还词头。”意思是说，如果中书舍人认为皇帝的旨意失当，有权拒绝起草这份诏敕，这叫做“封还词头”。

“制词”完毕，词稿进呈皇帝“御画”（认可）、“录黄”（抄在黄纸上），便可以送中书舍人“宣奉诏旨而行之”，这叫做“宣行”。由于中书舍人是轮值的，“制词”的中书舍人与“宣行”的中书舍人未必是同一个人，如果“宣行”的中书舍人认为诏书不当，他还有权拒绝在录黄上签名，这叫做“不书行”。

如果负责宣行的中书舍人并无异议，签字表示通过，还要发至门下省审核。负责审核的门下省机构是给事中。给事中如果认为诏书不当，也有权拒绝签名，这叫做“不书读”。“不书行”与“不书读”均构成对诏敕的封驳。

一道诏敕经中书舍人“制词”“书行”与给事中的“书读”三道关卡之后，如果都没有发现问题，就可以成为正式的政令，交给宰相机构的分支——尚书省执行了。但我们还要补充一点：作为正式政令的诏敕，必须有宰相副署。宰相如果不副署，诏敕也无法生效。

诏敕生效之后，如果再发现有失当之处，又如何补救？还有最后一道关卡——台谏。台谏拥有论列政令得失、审查诏书乃至追改诏书的法定权力：但凡“诏令不允，……仰谏官奏论，宪臣弹举”。说到这里，你必会相信，以宋人的制度，一道文风鄙恶的圣旨被颁布出来，绝对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当然，宋代的君主也可能会绕过法定程序，直接下诏，这叫做“手诏”“内降”“内批”“御笔”。但是，这类私旨在法理上并不具有合法性，所谓“不由凤阁鸾台，盖不谓之诏令”也；政府也完全可以拒不执行，“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效也”。

宋代形成的这一套周密的诏敕制订程序，我相信在明初已经不复存在。明朝人黄佐说，“洪武中有大政令，词臣录圣语不敢增损，故凡诏令多‘尔每好生’等字者，皆圣祖所面授也。其后始令本院官为之，渐至骈俪。”也就是说，明初的许多诏令，是由皇帝直接颁布的；朱元璋颁下的诏令，也不需要经过任何程序的审查，如此，才会有粗鄙不文的大白话圣旨连接出台。朱元璋又废除宰相制，皇帝亲自担任政府首脑，更是与宋朝士大夫追求的“虚君共治”完全背道而驰。

后来内阁制逐渐成熟，明王朝才形成一套比较稳定的圣旨出台程序：内阁学士“票拟”—皇帝（或代表皇权的秉笔太监）“批红”—给事中审核—六部执行。内阁还获得类似于宋代中书舍人“封还词头”的权力，如嘉靖年间，杨廷和“先后封还御批者四，执奏几三十疏。帝常忽忽有所恨”。换言之，皇权受到一定制约，虽然皇帝含恨在心。此时，明朝诏敕的文风也“渐至骈俪”，粗鄙的大白话圣旨开始退场。

然而，明朝形成的这一程序又为后面的清廷抛弃。雍正皇帝发展出另一套完全不受第三者干扰的诏敕文书制度：以“廷寄”下发皇帝的批示，以“密折”接受大臣的汇报，君臣之间实现一对一的单线联系。什么中书舍人“封还词头”，什么给事中“封驳”，什么台谏官“奏论”，全都没戏，大清不玩这一套。

现在我们可以读到雍正的许多“个性化”朱批，如批田文镜折：“朕就是这样汉子！就是这样秉性！就是这样皇帝！尔等大臣若不负朕，朕再不负尔等也。勉之！”批策旺扎布奏请万安折：“尔等如此使朕畅快，何疾不治，何病不除？朕躬甚安，已痊愈。朕之亲切宝贝尔等俱好么？”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四爷萌萌哒”（那些在雍正的严酷统治下丢了性命的臣民肯定不会这么认为），其实雍正的这类朱批，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可能出现：皇帝的任何意见既不需要考虑“文饰”，又不受程序限制，不管他说什么，臣下都只能“谢主隆恩”。

▲ 雍正朱批

你从雍正朱批看到了“四爷萌萌哒”。但很抱歉，我要扫你的兴，我看到的分明是专制皇权的任性。

责任编辑：葛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