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梁漱溟先生

作者：牟宗三

来源：微信公众号“ 读书公会”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六月十二日戊戌

           耶稣2016年7月15日

透过熊十力先生认识梁漱溟

我和梁漱溟先生不是很熟悉，在台湾可能还有一、二位他的学生对他了解得多一些，但所了解不一定深刻；晚一辈的学者中，我的朋友唐君毅先生，大概最能深入地了解他，因为他们的生命形态比较能相应。梁先生比我大十多岁，他和熊十力先生很熟悉，所以透过熊先生，对梁先生的学问与人格，多少也清楚一点。

我是在梁先生于重庆北培金刚碑创办「勉仁学院」时（民国三十七年）认识他的。「勉仁」是梁先生的斋名，取儒家「勉于行仁」的意义，先前也以「勉仁」办了一所中学。

那时梁先生正热中于政治、社会及乡村建设的活动，很少留在学院，一应校务都靠学生辈维持推行。为了寻求一位精通国学的老先生授课，便找上了熊十力先生至学院任教。我就是经由熊先生的介绍而认识梁先生的。

熊先生在勉仁学院教授，深获学生尊敬，但是在精神上则未必契合。熊先生有自己的愿望，就是讲学；而对建学一点兴趣也没有，所以就找了我去。我是在建学以后去的，在那里待了一年多，所以对梁先生也有一些了解。

成一家之言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他是个了不起人物，从性情、智慧、个人人格各方面来讲，在这种时代，要找这种人，已经不太容易了。他的议论不管是对是错，都有真知灼见。他和一般社会上的名人、名流不同，像胡适之、梁任公等「时代名流」，没有一个超过他的。他对中国有极深的关怀，平生所志都在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寻出一条恰当的途径，例如「乡村建设运动」，就是梁先生思想见之于行动的具体表现，不只是讲说学问而已。

「乡村建设」的实践，就他思想的渊源来看，可以约略归纳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可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本书为代表。

这本书是梁先生应王鸿一之邀，在山东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题的演讲词合辑成书的（民国十五年）。那时他还很年轻，才三十岁不到。这是当时非常了不起的一本着作，思考力非常强，自成一家之言，不是东拉西扯，左拼右凑出来的，而是一条主脉贯串而下，像螺丝钉钻缝入几的深造自得之作，可说是第一流的。

梁先生没出过洋，又不是什么翰林学士，但一样可以讲中西文化问题；黑格尔没到过中国，也不认识中国字，但到现在为止，讲中西文化问题的，没有一个超过黑格尔的，谁能够像黑格尔了解到那种程度的？这就是哲学家的本事了。梁先生讲中西文化，完全出自于他对时代的体认及民族的情感，而这又是承续自他家庭中关心国事的传统。

梁先生的父亲梁济（巨川），在民国七年时，为抗议象征着固有文化的清朝之灭亡，而自杀身亡。这是一个时代的问题，也是梁先生格外关注的文化问题。

究竟，中国文化该何去何从？

中国文化何去何从

中国文化在满清统治了三百年之后，从辛亥革命到现在，一直难以步上正轨，而源始于十七、八、九世纪近代文明的西方文化，就摆在眼前，应该如何作个抉择？

中西文化各具有不同的「理性方向」（趋向），一是「技术（工具）理性」，一是「方向理性」。「技术理性」不能决定生命的方向，所以在此之外，必须有「方向理性」，来决定生命往那儿走；是佛教？天主教？是共产制度？还是自由经济？这是由「方向理性」所决定的。中国文化基本上就与西方文化不同，有其独特的原理及结果，故梁先生一直企图从中国的传统中开出未来中国文化的道路，这就开始了第二阶段───「乡村建设运动」的具体工作。

他主张英、美自由民主和苏联社会主义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中国以农立国，故唯一的出路就在乡村建设。苏联的那一套统治了中国四十年，现在连邓小平也不得不承认没有成功，反而奉劝西方记者不要再搞社会主义了。中国的灾难是社会主义所引起，自然有问题；而梁先生的乡村建设也可以失败收场；那么，除了自由民主，中国还有那一条路可走？自由民主是每个民族必经的阶段，而不是那一个民族特有的，梁先生两者都不赞成，这话就不太清楚了。

梁先生思想的局限

梁先生说过最后一句话：要读他的《中国文化要义》，保存中国传统。保存文化是对的，那一个民族能否定自己的文化？但想了解中国文化并不容易，读《中国文化要义》恐怕不如读《东西文化其及哲学》。

《中国文化要义》是从他的《乡村建设理论》简约出来的，哲学味太重了，每一个项目都需要再加以申说，否则不易懂。而《乡村建设理论》虽是他最用心的着作，企图自农村风俗习惯的横剖面深刻剖析中，归结出中国文化的特征，但是纵贯性不够，在方法论上「从果说因」，是有问题的。这是梁先生一生吃亏的地方，也使他不可能真正了解到中国文化。

梁先生晚年观念已老，也有很多问题没有触及，尤其是文化上，不符合中国历史与民族性的马、恩、列、史该如何交代？民众向往现代化（自由民主）的心理如何安排？如以台湾的现代化促进大陆的现代化？「一国两制」如何交代……等等。

表里如一体现了文人风骨

梁先生一生的用心，不在从三代、孔、孟的纵贯面开下的脉络上，因此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了解并不深，事功也不行，但是，在毛泽东疯狂地发动文革之时，他却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不屈不挠的风骨与气节，这是他最值得敬佩的地方。

文革期间，梁先生一家人都被扫地出门，受到一个接一个小组批斗，但是梁先生始终坚持着自己的理想与信念，八风不动，稳若泰山，甚至公开与毛泽东唱反调，批评阶级斗争。他笃信儒家思想，当江青要他「批林批孔」时，他就是不批，并且强调「圣人不能批」！

他下面有个小组，天天斗他、臭他，叫他悔改。有一天他宣布，他要「开讲」了！斗他的小组以为批斗有了成果，高高兴兴地去听。可是他从从容容讲出来的却是：我为什么跟从前一样，要受圣人之道，不能随便批斗圣人？因为这是我的信仰，正如中国人信仰，是不能随便抹煞的。洋洋洒洒，侃侃而谈。一次讲不完，下次又继续讲，搞得斗争他的小组也不斗争了，每次时间一到，就说：「咱去听讲吧！梁先生要开讲了。」他这种表里如一、始终不二的人格风范，是最令人敬仰的。

他被批斗时，家具和所有的藏书也都被摧残烧燬，他并没有反抗，只极力要求破坏者让他保留一部字典，因为那部字典是向朋友借来的，烧掉了会对不起借他的朋友。虽然最后这部字典还是不能幸免，被烧掉了，但是从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到他那来自传统知识分子的忠厚的一面。这是很了不起的。

宽容忠厚君子可欺以方

但是，也就是因为梁先生这种宽容忠厚的君子人胸怀，所谓「君子可欺以方」，一辈子都受到共产*党的蒙骗，甚至在被批臭、污辱长达十年之久的惨遇后，还是拥护毛泽东，说他「功多于过」、「不是凡夫俗子，只是在晚年才有心理乖谬的地方。」这真是「一厢情愿」的「自作多情」啊！

梁先生根本不了解党，不但是他，我的老师熊先生也不了解。共产*党是很擅长欺骗的。当年他在北大教书的时候，毛泽东只是个小小的图书馆员，那时他就对毛很有好感。抗战时，毛困守延安，他到延安住了一个礼拜，毛更是一口一声老师，叫个不停；可是在批他斗他时，眼里可不管什么老师不老师了。

有一次，我到唐君毅先生家，梁先生正好也在唐家作客，三人一道在客厅聊天。梁先生称赞毛这个人天资高，一般人要经过很多修养，才能做到「克己复礼」的工夫，但毛却可以毫不费力的做到，这不是天资豁达吗？

他说得很得意，又说共产*党从来无意消灭国民党。

我听了之后，反驳他说：梁先生的意见，我统统不赞成！你说毛天资豁达，我认为不但是毛，每个共产*党员，受过党的训练，都有这个本事。共产*党能教人脱胎换骨，完全向党客观化，像宗教一样，要求一切皆向党交代，这时候是用不着道德修养就可以「行仁」了，但是这种「行仁」是假的。梁先生这么高的智慧却看不出来。

说到共产*党的本质，是以解放全世界为目的的，梁先生说他们没有想要消灭国民党，也是一厢情愿，在世界革命的主张下，那一个不是他们消灭的对象？

梁先生听我说完这两点，顿时亚口无言。可惜的是，他还是被毛泽东愚弄了。

代表重开新局的文化意义

梁先生在近代中国是一个文化的复兴者，不但身体力行地宣掦了传统的儒家思想，更可以说是接续了清代断绝了三百年的中国文化。清朝三百年着重考据，摒弃宋明理学，阻碍了中国文化更进一步的发展；后期的公羊学者，虽然有心开出一条方向，但却是不行的，不能适用。民国初年，一方面是章太炎、吴稚晖等人的虚无主义泛滥，想要以佛家的空、无来取消一切；一方面则是胡适之、陈独秀的西化；在这些潮流中，只有梁先生敢标举传统文化的旗帜，予以有力的抗衡，这是他的一生最有意义的地方。他和明末的三大儒也不一様，顾炎武等人在民族压力下，走回复古的旧路；而梁先生则是用之以开新，重新为中国文化开出一条路来，这就是当年马一浮、熊十力等「新儒家」拓展出来的方向，是从整个传统文化──尤其是王阳明和梁先生最喜欢的泰州学派──中延续过来的，而这也正是梁漱溟先生象征「文化中国」的意义所在。

（此文系1988年梁漱溟逝世后牟宗三在台湾的演讲辞，原载《中央日报》）

附：牟宗三与梁漱溟的恩怨（史飞翔）

牟宗三是20世纪中国思想界、文化界的一位巨擘。唐君毅曾说牟宗三“天梯石栈，独来独往，高视阔步，有狂者气象”。牟宗三不止一次地对人自诩说：“我于道家有贡献，我于佛家有功劳。”1984年7月14日、1994年12月14日，牟宗三两度公开宣称自己“一生著作，古今无两”。牟宗三性格孤傲，对看不上眼的人总是呲之以鼻，从不知道含蓄。如此性格，注定要与周围的人格格不入，乃至树敌。牟宗三与被人誉为是“中国最后一位儒家”的梁漱溟初次见面，就话不投机，不欢而散。此后，二人更是恩怨纷争、“水火不容”。牟宗三要比梁漱溟小十多岁。他二人是因为著名哲学家熊十力而结识的。梁漱溟曾问熊十力：“宗三坐无坐相，站无站相，走路没有走路相，你到底欣赏他哪一点？”熊十力回答：“宗三有神解。神解也者，目击道存，一语中的，其解悟特异超俗，能悟人之所不能悟，见人之所不能见。北大有此可造之才，而不能容之用之，岂不可惜可憾？世人无有熊老夫子之巨眼，又如何能知人论世？”1936年，牟宗三大学毕业后南下广州学海书院教书，后学校因故解散。熊十力担心弟子牟宗三会面临生存之忧，于是推荐他到当时正在山东邹平办乡村建设的梁漱溟那，请梁漱溟出资供牟宗三继续深造。梁漱溟答应了，但他要求牟宗三必须答应他三个条件：一、到邹平住些日子；二、须读人生治学；三、不是被政治利用。牟宗三一听这三个条件，心中颇为反感，感觉自己好像被“买断”一样。但是，由于熊十力力劝牟宗三去一趟，牟宗三只好趁回老家之机去了趟邹平会见了梁漱溟。梁漱溟问牟宗三来邹平参观后感觉如何？牟宗三直言说只此不够。梁漱溟闻言大怒道：“说什么不够！你只观表面事业，不足以知其底蕴。你不谦虚。”牟宗三也毫不示弱，忿忿说道：“如事业不足凭，则即断无从判断。”初次见面即针锋相对，这让牟宗三感到梁漱溟与自己是“道不同不相为谋”，遂不辞而别。此后，牟宗三曾给梁漱溟八个字评价：“契入有余，透脱不足。”1946年，牟宗三在南京创办《历史与文化》杂志。梁漱溟看到这份杂志后很感兴趣，于是给牟宗三写了一封信要求订阅。牟宗三收到信后给梁漱溟回信，还对梁漱溟“亲共”提出了规谏。梁漱溟看到信后，觉得牟宗三所言极为荒谬，遂将来函加以批答寄回。牟宗三收信后更是不服，将梁漱溟的批答剪下，重新寄给梁漱溟。牟宗三此举给梁漱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30年后，梁漱溟在与一位香港教授谈话时还重提这段往事，梁先生说：“他把我写给他的字，一片片剪下来寄还给我，脾气真大！”

老来多慈心。到了晚年，牟宗三终于一改年轻时的凌厉、严毅，声容笑貌变得如春阳般和煦，让人感受到一种儒者的蔼然意态。1988年6月23日，95岁高龄的梁漱溟去世。牟宗三闻讯在台湾《中央日报》发表了《我所认识的梁漱溟先生》一文。在这篇文章中，牟宗三称梁漱溟是个了不起人物，“他和一般社会上的名人、名流不同，像胡适之、梁任公等‘时代名流’，没有一个超过他的。”不仅如此，他甚至还说梁漱溟“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不屈不挠的风骨与气节，这是他最值得敬佩的地方。……他这种表里如一、始终不二的人格风范，是最令人敬仰的。”这话是他对梁漱溟的最后评价。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