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清代汉学分派的困境

作者：罗检秋

来源：《江海学刊》2016年3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八月初八甲午

           耶稣2016年9月8日

作者简介：罗检秋，1962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内容提要：近代一些学者多从师承或地域来梳理清代汉学，遂有吴派、皖派、扬州学派、常州学派等说法。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者对汉学分派多所讨论，见仁见智，而至今难有共识。清代学者虽有时提到师承关系，士人交游也呈现一定地域性，但这些因素并不必然导致学术成派。清代汉学家注重实证研究，追求实事求是，学派观念远不如宋明理学家明显。分派陷入困境的根源之一是师承脉络错综难辨，二是人们过重学术的地域性。加之，有的“学派”附入了差异较大者，导致概念笼统失当，而对其学术本身、学术认同注意不够。超越汉学分派，从更为具体的家学传衍来梳理汉学脉络，不失为走出困境、深化研究的有益途径。

关键词：汉学分派/师承/学术地域性/学术反思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8～19世纪学术家族之研究”(项目号：12BZS049)的阶段性成果。

清代汉学名家辈出，头绪纷繁。后来研究者依据各种脉络进行分派，如吴派、皖派、扬州学派、常州学派等。然而，关于清代汉学分派，学术界至今聚讼纷纭，难有共识，可谓陷入困境而难以自拔。对此进行分析、反思，进而另辟蹊径，转换视野，或许于清代学术史研究不无裨益。

分派的困境

在传统中国，地缘、书院、师承和家学成为学术传衍的不同途径，而其意义不尽相同。清末以来，一些学者依据师承或地域来梳理汉学脉络，试图将其分列几派。1902年，29岁的梁启超云：“一曰吴派，一曰皖派。吴派开山祖曰惠定宇……皖派开山祖曰戴东原。”①稍后，章太炎进而指出：清儒“其成学著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戴震，综形名，任裁断，此其所异也”。惠栋弟子有江声、余萧客。戴震受学于江永，“其乡里同学，有金榜、程瑶田，后有凌廷堪、三胡”。“震又教于京师。任大椿、卢文弨、孔广森，皆从问业。弟子最知名者，金坛段玉裁，高邮王念孙。”俞樾、孙诒让“皆承念孙之学。”②自此，清代汉学遂有吴、皖二派说。1907年，刘师培勾勒近儒学术系统云：东吴惠栋“承父祖之业，始确宗汉诂，所学以掇拾为主，扶植微学，笃信而不疑”；徽歙之地，戴震“曲证旁通，以小学为基，以典章为辅，而历数、音韵、水地之学，咸实事求是，以求其源”。③他们评论清儒，好谈派别，而基本不出吴、皖二派思路。

民国以后，随着梁、章等人的学术影响扩大，汉学分派流播渐广，但分派一开始就捉襟见肘。民初支伟成撰《清代朴学大师列传》，采纳章太炎从前的做法，将多数扬州学者归入皖派，而将汪中父子、李惇、刘台拱、朱彬归入吴派。因他对一些人的归属犹疑不定，特再征询意见。而此时章氏认为，“宝应刘台拱、朱彬二家，皆兼宋学意味，而朱之《礼记》尤甚。即皖派大师江、戴二公亦然。江本兼谈宋学，戴氏《孟子字义疏证》力与宋学相攻，而说经实兼采宋学”。于是，支伟成依据学者对宋学的态度，将刘台拱、朱彬二家转归皖派，汪中、李惇仍属吴派。然而，汪中之子汪喜孙说：“先君精研《三礼》，游歙，主汪梧凤家，得见戴君未刻之书，私淑戴君绪论，所学益进。”④显然，汪氏礼学与游学皖南密切相关。支传成也对刘、朱二家因兼采汉、宋便列为皖派的做法心存疑虑，因为兼采汉、宋者远不止此。他对陈寿祺父子、张惠言、刘文淇、俞正燮等人究竟属于吴派还是皖派，均犹豫不决。因章太炎的建议，才勉强将其列入吴派或皖派。⑤支伟成注意到扬州学者的独立性，认为王念孙、段玉裁、任大椿、凌廷堪还是皖派，阮元以后始有扬州学派。其后，张舜徽修正此说，系统地研究“扬州学派”，将分属吴、皖的汪中，高邮王氏、任大椿以及焦循、阮元等单列为“扬州学派”，认为清代学术以“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20世纪40年代，他给学生讲“中国近百年学术史”时，“着重阐述扬州学派”⑥。其后，分派新见迭出，讨论不断。近年有论者将其综述为：吴、皖二派说，吴、皖、扬三派说，吴、皖、扬、浙四派说，惠(栋)、戴(震)、钱(大昕)三派说。⑦一些论著还有常州学派、粤派等说法，甚至如《清代朴学大师列传》那样，除吴、皖之外，又从地域上分出常州派今文经学家、湖南派古今文兼采经学家、浙粤派汉宋兼采经学家等流派。从清末至今，汉学分派的讨论历时百年之久，却始终缺少共识。

至20世纪90年代，已有学者对汉学分派提出质疑，认为从惠学到戴学是一个历史过程，不宜以吴、皖二派来概括乾嘉汉学。因为惠、戴前后的许多经学家如顾栋高、陈祖范、吴鼎、梁锡玙等，史学家全祖望、邵晋涵、钱大昕、章学诚，扬州名儒汪中等人皆不在惠、戴二学范围之内。同时除吴、皖二地之外，江浙的常州、无锡、嘉定、扬州、镇江、绍兴、余姚、宁波、杭州等地均是文人渊薮，学者如云。⑧有的提出，所谓吴派好古博闻，重考核，唯汉是好；皖派善裁断，重义理，实事求是，但划为吴派的钱大昕并不嗜古，且与戴震互相推重。皖派也有好古者，如金榜专宗郑玄，戴震不读汉以后书。戴震的弟子段、王、孔广森均非皖人，且段、王不传戴氏义理之学，对宋学的态度也不相同。即使在吴派、皖派内部，学者之间也多差异⑨；有的论者质疑钱大昕为吴派说。⑩这些见解均有价值，但还可补充论述，而且当深入挖掘其学术根源。21世纪初年，仍有学者提醒论者：“考据学是否存在着皖派、吴派之分……都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11)但迄今为止，深入探讨该问题的论述仍然罕见，而分析汉学分派陷入困境的专论更是阙如。

错综难辨的师承

人们最初把汉学分为吴、皖两派，主要基于师承关系。然而，清代师承关系复杂多途，有授业师、受知师、座师等等，还有私淑弟子，他们对学术传承的意义不一。钱大昕曾云：“古之所谓师者，曰经师，曰人师；今之所谓师者，曰童子之师，曰乡会试之师，曰投拜之师。”尤其是“投拜之师”，“外雅而内俗，名公而实私”。没有传道解惑，质疑问难，“今日得志而明日背其师矣”。(12)这反映了清代师承关系的复杂性，较之汉代经学的师承已经不同。

被人们看做吴、皖宗师的惠、戴二人也曾有师弟之谊，在汉学群体中具有典型意义。戴震早年并尊汉、宋，乾隆二十二年(1757)在扬州卢见曾幕中谒见惠栋后转尊汉学。故钱穆认为：“东原论学之尊汉实有闻于苏州惠氏之风而起也。”(13)尊崇汉学是乾嘉汉学家的基本取向，尽管具体观点因人而异。至于贬抑宋学，则其情形千差万别。除了尊汉之外，惠、戴治学方法基本一致。惠栋说：“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14)戴震认同其由古训而通经义的方法：“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贤人、圣人之义理非它，存乎典章制度者也。松崖先生之为经也，欲学者事于汉经师之故训，以博稽三古典章制度，由是推求理义，确有据依。”(15)惠栋的《周易述》、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均是由训诂以明道的名作。

然而，这是乾嘉学者的共同追求，从顾炎武、阎若璩、胡渭、惠栋以来，汉学家莫不强调读书必先识字，重视文字训诂之学，故学术方法尚不足以定惠、戴之同。应该说，有师弟之谊且学术方法相同的惠、戴之所以被后人分门别派，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术、思想的差异。惠氏弟子王鸣盛曾“间与东原从容语：‘子之学于定宇何如？’东原曰：‘不同。定宇求古，吾求是。’嘻!东原虽自命不同，究之求古即所以求是，舍古无是者也”(16)。在王鸣盛看来，所谓求古、求是之分，只是戴震学术争胜的自我标榜。戴震不读汉以后书，也隐含以古为是的价值取向。然而，参与编纂《四库全书》的戴震影响广泛，后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采其说，谓惠栋“其长在古，其短亦在于泥古”(17)。王引之、焦循也都接受此说。(18)其实，王鸣盛的说法也不无道理，而真正区分惠、戴二学的依据是其思想歧异和学术观点。惠栋对宋儒的天理、人欲之辨不以为然，戴震则进而疏证《孟子》等书，全面批判理学，自建思想体系。惠、戴二人的学术定位为认识汉学脉络提供了参考。

乾嘉学者不乏类似关系，其学术方法之同和思想歧异决不亚于惠、戴二人，看起来师承密切的吴、皖学者也是如此。惠栋的亲炙弟子有江声、余萧客，其他挂名弟子、再传弟子，或者问学请益者，与惠氏学术差异尚多。比如，钱大昕早年像戴震一样向惠栋问学，但其史学重心与惠氏经学迥然不同，两者义理之学更不可同日而语。嘉道年间的钱泳说：钱著“精深纯粹，贯综百家，是合惠、戴两家之学而集为大成者也”(19)。章太炎也说：“吴派之起，盖以宋学既不足尚，而力攻宋学，如毛奇龄辈，其谬戾又甚焉。故纯取汉学，不敢出入，所以廓清芜障也。至钱大昕出，实与三惠异趣。”故主张将钱大昕列入“大师传”。(20)又如，武进张惠言曾向吴、皖学者问学，被人列为“皖派”或“吴派”，其实也是左右为难。至于被列入“吴派”的汪中，其治学领域之博、学术思想之新简直与“吴派”形同天壤。那么，惠栋与江声、余萧客等几人是否堪称一派？江声虽是惠氏传人，但其后人的学派色彩日趋淡薄。江声之孙江沅幼承家学，擅长小学，著《说文释例》2卷。段玉裁晚年侨居苏州时，江沅出入其门数十年，为其高足。段著《六书音均表》，江沅则以段书第二表为纲，成《说文解字音均表》17卷。故学术上既有“吴派”遗传，又摄入“皖派”血统。江沅还从理学人物彭绍升游，师其辞章之学。如此，江沅究竟属于哪派，恐怕已很难判别了。

按一般说法，“皖派”结胎于歙县富商汪梧凤的不疏园。江永、戴震早年居处僻陋，为乡俗所怪。汪梧凤于二人“独礼而置诸其家，饮食供具惟所欲。又斥千金置书，益招好学之士日夜诵习讲贯其中。久者十数年，近者七八年、四五年，业成散去”(21)。列名江永门下的汪梧凤、戴震、郑牧、汪肇龙、程瑶田、方矩、金榜被称为“江门七子”，得切磋之益，但其学术重心、倾向并不一致。江永尊朱子，撰《近思录集注》等书，戴震则在习闻宋学后，转而抨击宋学。他们“业成散去”之后，学术关联更显疏远。后来安徽学政朱筠幕也取代不疏园而成为皖南学术中心。换言之，不疏园正如朱均、毕沅等幕一样，只是学者临时聚结之所，谋生与问学兼而有之，甚至如汪中、章学诚那样学术思想势如水火者。

戴震弟子主要有王念孙、段玉裁。至于孔广森，与戴氏姻娅而执弟子礼，任大椿与戴震同任馆职，却非弟子。而段、王于戴氏学术也是既有传承，又有变异。他们发展了戴氏文字训诂之学，而摒弃其义理之学。从思想线索上看，段、王与戴震之差异，决不亚于戴震与惠栋之间。乾隆十九年(1754)戴震入京时，新科进士钱大昕已在京师小有名气。戴震拜访了钱大昕，谈学竟日。钱大昕叹服戴震学问精博，次日告知正在编《五礼通考》的尚书秦蕙田。于是，秦、钱亲访戴震，且称誉其学。接着，戴震馆于秦家，又课尚书王安国之子王念孙，从此海内知名。(22)可见，戴震早年学术源出多途，除江永、惠栋之外，还有秦蕙田、钱大昕。而王念孙早年除与贾田祖、李惇等一起讲求古学外，也与刘台拱、陈昌齐、陈鱣等切磋文字音韵之学，其意义不亚于师从戴震一年。

关于清代学者的师承关系，张舜徽认为：“清代学者，有些人有师承，有传授；而更多的人，全由自学成才，无师自通，谈不上有什么渊源。这是和宋明学术界特别是理学诸儒的学风截然不同的地方。但是由于同在一个地区，彼此影响，自然形成一种学术风尚，这倒是客观存在，至为显著。”(23)在他看来，清代汉学家治学以实事求是为宗，不像汉、宋儒家那样授受谨严，其师承脉络不足以成派，而地域性因素更有意义。

地域性陷阱

扬州学派、浙东学派之说主要是从地域因素而论，因为这些学者之间缺少师承。扬州学派最初只是高邮王氏、宝应刘氏及汪中等同郡学者群，自学术史家张舜徽表彰之后，遂与吴、皖鼎立。然而，被纳入该派学者越多，其间学术差异则愈益明显。从学术源头上看，贾田祖、李惇、汪中等人崇尚顾炎武的经学研究，排斥宋学，犹如汪中自称：“中少日问学，实私淑顾宁人处士。”(24)汪中推重高邮王氏、宝应刘氏、朱氏及好友贾田祖、李惇，但对同郡任大椿、顾九苞等人贬斥甚严。宝应刘台拱、朱彬等人交好汪中，却传承理学，调融汉、宋，与汪中及贾田祖、李惇等人的学术倾向不同。

任大椿的两名高足，一为汪廷珍，江苏山阳人；一为胡长龄，江苏通州人(今南通)。距扬州虽不算太远，但与扬州经学几乎无关。任大椿的《深衣释例》《释缯》等著作，对孙星衍、洪亮吉、恽敬、许宗彦、张澍、刘宝楠、汪士铎、成蓉镜等人的研究都不无启发(25)，而其中仅刘、成是扬州人。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将王念孙、王引之、任大椿附于戴震之后，其他人则列为扬州学者，其实也表明了扬州学者的不同脉络。正如汪中撰李惇墓志所云：“是时古学大兴……自江以北，则王念孙为之唱，而君和之，中及刘台拱继之。并才力所诣，各成其学。虽有讲习，不相依附。”(26)显示了学术差异和独立性。

嘉道年间，贾田祖、李惇、汪中、任大椿、顾九苞等均已辞世，扬州学者主要有王引之、阮元、焦循、顾凤毛、江藩、刘宝楠、凌曙、刘文淇、黄承吉、汪喜孙等人。王念孙、朱彬虽然健在，却以耄耋之年闭门家居，与晚辈学者交往不多。此时扬州汉学家多传承家学，如王、焦、顾、刘、汪等。其中，阮元作为封疆大吏和汉学护法，影响巨大。而焦循则以学问和人缘(阮元的族姐夫)而成为扬州学术中坚。然而，他们与前辈汉学家的学术重心与学术认同差异明显。前期以高邮王氏为代表，侧重于音韵文字之学，后期的阮元、焦循等人侧重考释名物典制以及重释孔、孟义理。他们对清代学统的认同也与汪中等人大相径庭。与汪中等人推尊顾炎武不同，阮元表彰毛奇龄对清代汉学的开创之功：“国朝经学盛兴，检讨首出于东林、蕺山空文讲学之余，以经学自任，大声疾呼，而一时之实学顿起。当是时，充宗起于浙东，朏明起于浙西，宁人、百诗起于江淮之间。检讨以博辨之才，睥睨一切，论不相下，而道实相成。迄今学者日益昌明，大江南北著书、授徒之家数十。视检讨而精核者固多，谓非检讨开始之功则不可。”(27)汪、阮等人建立的清代汉学谱系明显不同，其学术何以成一派？

焦循既吸取惠栋、钱大昕之学，又阐发戴震思想。乾嘉之际，朱筠、章学诚等人对戴氏义理均不谓然，而焦循认为，戴氏义理是“自得之义理”，非宋儒《西铭》、《太极》所谓义理，戴氏所著之书“惟《孟子字义疏证》三卷、《原善》三卷最为精善”(28)。焦循思想上继承、认同于戴震，究竟是“吴派”“皖派”，还是“扬派”？恐怕真是左右为难。注重汉学脉络的江藩15岁师从余萧客。三年后，余萧客死。江声“教之读七经三史及许氏《说文》，乃从艮庭受惠氏《易》”。就此而言，江藩师承“吴派”。江藩大约20岁时，又与前辈学者汪中定交。汪中劝其治《九章算术》，并以梅文鼎的历算之书相赠，而江藩“自以知志位布策，皆容甫之教也”。江藩交好的扬州学者还有李惇、阮元。(29)此外，江藩少时还师从出入儒、佛的长洲诸生薛起凤、吴县诸生江缙，自云：“藩从(薛)先生受句读，方十二龄，即论以涵养工夫。”(30)可见，江藩学源广泛，很难以“吴派”或“扬州学派”来概括。

嘉道年间，除了阮元、焦循、江藩因为姻亲或幕主关系外，其他扬州学者间的交流已大不如前辈。汪喜孙得知阮元主编的《儒林传稿》最初没有汪中，想将汪中由《文苑传》转入《儒林传》。他不得不请王念孙向阮元说情：“倘蒙致书阮公，属其改入《儒林》，庶几先君身后之名，自执事一言论定，可以信今，可以传后，先君亦且含笑九泉矣!”(31)在王氏斡旋下，汪中改入《儒林》。但阮元所拟传稿不足百字：“汪中，字容甫，江都拔贡生。好古博学，长于经谊，于诗、古文、书翰，无所不工。著《周官征文》、《左氏春秋释疑》，皆依据经证，箴砭俗学，并见《述学内外篇》。”(32)这显然不足以反映汪中的学术和生平，且多不准确。不过，随着道光年间汪喜孙刊刻其父遗著和阐扬家学，汪中的学术地位得到提升，阮元后来也誉其为“通儒之学”。“通儒之学”也是阮元的学术追求。他提倡并践履调和汉宋，与贾田祖、李惇、汪中等前辈力排宋学形成反差。

与此同时，阮元对今文经学相当推重。他不仅为孔广森的《春秋公羊经传通义》作序，而且《儒林传稿》的《孔广森传》长达四千多字，比一般人物传稿多出数倍。阮元与常州庄氏交往密切，且多学术认同。在山东学政任上，他结识了知县庄述祖，称其“学有本原，雅博精审”。后来，刘逢禄、宋翔凤至京师，都曾馆于阮家。道光初年，庄存与的《味经斋遗书》刊行时，阮元作序，对其经学评价甚高。(33)阮元总督两广时，立学海堂，取名于汉何休学，“有学海之誉”。他在此以尊崇今文经学教士，编纂《皇清经解》，将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等人的著作收入。而汪喜孙请求收入汪中的《春秋述义》时，阮元答以《经解》将来还有续编，“只好续编，恐未能羼入前卷耳”(34)。所谓续编再收，其实是婉言谢绝了。

另一方面，因汪喜孙交好刘逢禄，汪中之学颇得刘氏好评。刘逢禄少时读汪中之书，认为“其学综周、秦、两汉，而深通其条贯。其文兼汉、魏、六朝，下止中唐，而不苟为。炳炳麟麟，渊渊乎文有其质，儒家之雋才也……盖先生说经之书，多在惠定宇、戴东原、段懋堂、邵二云诸先生著述未行之前，而默与之合者，多手削之。余为《春秋》之学，往往有如此者，知后人立说之难也”(35)。汪中的义理之学和经世意识引起了刘逢禄共鸣。汪、阮、刘之间的学术评价说明，同乡之间的学术认同并无明显优势。扬州学者之间多无师承，而其学术认同又如此多元，那么以地域而名“扬州学派”确实值得重新考虑。

清代浙江学术在全国占有一席之地，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有“浙东学术”一篇，谓浙东之学与浙西不同，浙西出于顾炎武，浙东出于黄宗羲，源于刘宗周，“开万氏弟兄经史之学，以至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宗陆而不悖于朱者也”。他强调“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36)。1902年，梁启超论清代学术云：“浙东学派……其源出于梨洲、季野而尊史，其巨子曰邵二云、全谢山、章实斋。”(37)这是近代“浙东学派”说之滥觞。何炳松等人推衍其说，将浙东史学追溯至南宋程颐及传衍程学的“永嘉、金华两派之史学”(38)。他们所谓“浙东学派”仅就史学而言，钱穆也说浙东学派贡献最大者一是黄宗羲、全祖望的学术史、人物史，二是章学诚的方志学，“此为历史中之方域史或社会史”(39)。

然而，即使从史学而言，“浙东学派”一开始就遭遇了尴尬。支伟成曾拟将史学家分为“浙派”和“别派”。章太炎认为，这种做法“尚非允惬”，主张区分“作史”与“考史”。清代浙江多“作史家”，而“考史家”很少。“作史家”需具才、学、识三长，于是，他们将杭世骏、厉鹗列为“考史家”，而鄞县万氏、邵晋涵、章学诚、马骕、全祖望、谢启昆及钱仪吉、钱泰吉等均视为“作史家”。(40)章太炎阐扬浙江学者“作史”之长，但全祖望认为，“近来文士，大半是不知而作，如邵念鲁为是集，其意甚欲表彰先儒，发扬忠孝，其意甚美。然而读书甚少，以学究固陋之胸，率尔下笔，一往谬误”(41)。乾隆年间，邵廷采经其族孙邵晋涵及其好友章学诚表彰之后，颇得学者赞誉。不过，全祖望的讥评并非没有根据。在清代前中期，浙江学者承黄、万之绪，作史发扬民族大义，对史料的选择、史实的考证确有粗疏之处。全祖望的评论反映出浙江学者的学术路径和自我认同仍有显著差异。

正因此，民国以来，不少学者对浙东学派提出了质疑。20世纪中期，金毓黻指出，章学诚论“浙东学术”多“似是而非之论”。“浙东学派起于宋，时有永嘉学派、金华学派之称”，而清代黄宗羲的史学与之“绝少因缘”。黄氏学术导源于王阳明，万斯同、全祖望传其学，而章学诚、邵晋涵治学“自致通达”，与黄、万等人没有因缘。“谓为壤地相接，闻风兴起则可，谓具有家法互相传授则不可。”他不承认清代有所谓浙东学派之说，故其史学史“以专门名家为断”，“弗取学派之说”(42)。其后，海内外学者倪文孙(David S.Nivision)、钱穆、何佑森、余英时等人从不同侧面对“浙东学派”提出质疑，可谓视野广阔，证据丰富。(43)余英时剖析了章学诚夸张浙东学术的心理因素，一方面是因其“寂寞以至‘孤愤’”，另一方面是抬出黄宗羲与戴震的学术来源与顾炎武抗衡，“南宋有朱、陆，清初有顾、黄，这样才能衬托出乾隆时的戴、章并峙”(44)。这种分析显然不无道理。

然而，章太炎已将浙东学派从史学推衍到经学，从清前中期延伸至清末，提出：“自明末有浙东之学，万斯大、斯同兄弟皆鄞人，师事余姚黄宗羲，称说《礼经》，杂陈汉、宋，而斯同独尊史法。其后余姚邵晋涵、鄞全祖望继之，尤善言明末遗事。会稽章学诚为《文史》、《校雠》诸通义……定海黄式三传浙东学，始与皖南交通。其子以周作《礼书通故》，三代制度大定。唯浙江上下诸学说，亦至是完集云。”(45)于是，浙派汉学俨然初具规模。显然，章氏此说更难以立足。除了黄、万、邵、章等人外，具有独立性的浙江学者也不少。比如，全祖望好搜集、整理历史文献，修订、增补黄宗羲的《宋元学案》，负气忤俗，与其他浙东学者立异。地域上属于浙西的德清胡渭，专精经义，著《禹贡指归》《易图明辨》等书，晚年得康熙帝赐“耆年笃学”四字，实为清代汉学的开创者之一。乾隆年间，杭州卢文招发展家学，成为校勘名家。而临海洪颐煊、洪震煊治学兼及经、子、史、地，也显示了学术独立性，不能纳入章氏的学术谱系。

晚清浙江出现了擅长礼学的黄式三、黄以周父子，以及汉学名家俞樾、孙诒让、章太炎等，有论者推衍章氏之说，视为浙派汉学。那么，晚清黄、俞、孙、章是否能独成一派？首先考察他们对浙东学派和清前中期浙江学术的认同程度。张舜徽的《清儒学记》将定海黄式三、黄以周父子列为“浙东学派的后劲”，另作“孙诒让学记”。他注意到黄、孙之间的学术差异，但将黄氏列为“浙东学派”的做法则未必妥当。黄氏兼治经、史，而学术中心是《礼》学，注重阐发戴震的思想，与偏重史学的浙东风气显然不同。黄式三汇通汉、宋，继戴震之后评释儒家争论不休的“气”“理”“性”观念。在他看来，戴震发扬了程、朱真意，不像元、明诸儒对宋学任意张扬。黄式三也对凌廷堪、阮元等人会通训诂与义理的学术路向相当推崇，与章学诚不同。黄以周曾在浙江书局与俞樾共事，晚年任江阴南菁书院山长，与俞樾的学术影响相埒，但二人交往不多，学思不同。比如，关于清代学者聚讼纷纭的服制，黄式山主张嫂叔无服。黄以周也认为，“适妇大功，庶妇小功，昆弟之子与众子同服，昆弟之子妇宜与庶妇同服”，即为小功，唐朝定为大功则非。俞樾认为，“昆弟之子妇服世、叔父母以大功，世、叔父母宜亦报之以大功”。而黄以周“以庶妇小功例之，非旁尊、报服之义也”(46)。俞、黄的服制主张实则反映了伦理观念的差异。黄以周的著名弟子如唐文治、曹元弼、曹元忠、陈玉树等人分治儒家各经，影响多在江苏，与偏重史学者不同。或许正因为如此，章太炎、支伟成将定海黄氏列为“浙粤派汉宋兼采经学家”，而将俞樾、孙诒让列入“皖派经学家”。因为俞、孙服膺高邮王氏，尤其是俞樾的《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均为模仿王氏而作。此时，“扬州学派”说尚未流行，后来论者将高邮王氏作为“扬州学派”的中坚。准此而论，俞、孙又当列入扬州学派了，真可谓进退两难。

再则，晚清学术关联较多的俞樾、孙诒让、章太炎是否可以单独成派？孙、章之间学术上互相推重，但俞、章学术和思想差异甚大。章太炎在诂经精舍师从俞樾，业师还有谭献、高学治，也师从过黄以周、孙诒让。俞樾对于太炎关注现实和排满大不谓然，曰：“曲园无是弟子!”逐之门墙之外。太炎也作《谢本师》一文。当时太炎声望尚低，既弃于师，乃谒孙诒让(仲容)请学，一谈即合，居孙家半年。“仲容曰：他日为两浙经师之望，发中国音韵、训诂之微，让子出一头地，有敢因汝本师而摧子者，我必尽力卫子。”当时太炎著文署名“荀漾”者，即孙诒让也。以荀子亦名“孙子”，诒让二字反切为“漾”，仲容与太炎来往书札皆用此姓名。(47)

浙绅胡道南、童学琦于1897年7月筹办《经世报》时，章太炎颇为支持，并和参与其事的宋恕、陈虬等人商议创立兴浙会。宋恕回信云：“执事欲振浙学，与恕盖有同情。然非开学会不可，非请曲园师领袖其事不可……倘蒙师允，即将《章程》登报，立总会于此馆，渐立支会于各府县城，期于大昌梨洲之学、德清之道，方能为浙人吐气。”(48)但宋恕要由俞樾领衔、大昌德清之道的主张未获章氏支持。此事曲折过程可见俞、章之间的学术差异和疏离。俞樾在诂经精舍的另一高足是吴兴人崔适，在民国后转崇今文经学，著《春秋复始》，“证明《穀梁》也是古文；又撰《史记探源》，说《史记》是今文学，其所以杂有古文说，全是刘歆的羼乱，于是今文学更由经典而推及于史籍”(49)。崔适在民初执教北大，成为疑古思潮的渊薮，与太炎之学大异其趣。同一师承、同一地域的弟子，学术上竟如此泾渭分明，各执一端。

与俞樾同邑的戴望出身书香门第，其外祖父为浙江名儒周中孚。周氏好读书，于经学侧重古文，为诸生时识宋翔凤。戴望之父戴福廉为俞樾的表兄，但戴望4岁丧父，家道衰落，受俞樾学术影响甚微。戴望最初致力于考据、辞章之学，咸丰初年在苏州师从陈奂，又从宋翔凤习《公羊春秋》。戴望当时致力于《左传》，不信刘、宋之学。咸丰十年(1860)，宋翔凤卒后，戴望避难山中，于刘逢禄之书“徐徐取读之，一旦发寤，于先生及宋先生书若有神诰”(50)。戴望转崇刘、宋今文经学的“神诰”，根源于咸丰初年的磨难经历，故着意于公羊家三统、三世说蕴含的拨乱反正、致太平思想。刘逢禄曾著《论语述何》，宋翔凤也著《论语发微》，均以公羊学阐释《论语》。戴望“博稽众家，深善刘礼部《述何》及宋先生《发微》，以为欲求素王之业，太平之治，非宣究其说不可”(51)。遂推衍刘、宋之绪，以《公羊》义例释《论语》，阐释“齐学所遗，邵公所传”，成《论语注》20卷。他事实上认同魏源等今文家的通经致用，曾致朋友书云：“征诸古训，求之微言，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则救世弊而维圣道者将在于此。”(52)戴望又治先秦诸子和清初颜李之学，而壮年时期的学术重心是公羊学和《论语》，与俞樾、孙诒让、章太炎等人偏重古文经学者显然不同。俞樾读了戴望的《论语注》后，“颇不以为然”，并表示“仆说经务求平易，故与足下此论不合，希更审之”(53)。然而，戴望并没有因俞樾的异议而改变学术观点和路径。

晚清浙江汉学群体中的类似差异不一而足。总之，某地学术盛况是一回事，是否成派则是另一回事。如果以地域而名学派，则其主要成员除籍贯相同之外，还当师承有绪，旨趣相合，而且学术领域、学术风格基本一致。准诸此，则清代扬州学派、浙江学派之说确实应予重新考虑，避免一叶障目。

不恰当的“附入”

嘉道以降，汉学在江南之外迅速扩散和发展，一些地区出现了汉学名家，如湖南(魏源、邹汉勋、王闿运、王先谦、皮锡瑞、叶德辉等)、岭南(林伯桐、陈澧、侯康、康有为等)、福建(陈寿祺、陈乔枞父子、林春溥、林昌彝等)、贵州(郑珍、莫友芝等)、四川(廖平、胡从简等)转治汉学，成就引人注目。他们曾与“吴派”“皖派”“扬州学派”“常州学派”学者交游或师从，但学术上、思想上仍具有鲜明的独立性。然而，一些论著仍将他们附入其中，故多有凿枘不合。

常州今文学派既同地域，又多师承，而且均偏重今文经学，基于考据学而讲求微言大义，具有学派规模，但有些说法仍当辨析。后人谓常州学派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者如刘师培云：“常州之学，复别成宗派。自孙星衍、洪亮吉……说经笃信汉说，近于惠栋、王鸣盛。”张惠言“久游徽歙，主金榜家，故兼言礼制……惟说《易》，则同惠栋”。庄存与“喜言《公羊》，侈言微言大义”，庄绶甲传之，刘逢禄、宋翔凤均治《公羊》，“而常州学派以成”(54)。如此囿于地域，将孙星衍、洪亮吉、张惠言等学思不同者纳入常州学派，其实也有不妥。因为这些常州学者，或治经，或治史，或治文学，学术重心各不相同。而治经学者，或近于惠栋，或学于金榜，或言今文，或兼今古文，旨趣不同。仅仅因为地望便纳入同一学派，显然过于笼统。

狭义的常州学派仅指今文经学。它起源于庄存与，历经数代，以庄氏家族(包括姻亲成员)为核心。其今文经学重心和治学风格基本一致，脉络清晰，自然可视为同一学派。但问题是，如果将庄氏今文经学称为常州学派，则掩盖了常州其他学术群体。再则，一些论著将龚自珍、魏源附于常州今文学派，但常州今文经学以庄氏为核心，家族之外的师承，均不及家学特征明显。在龚、魏之前，常州今文经学基本上是家学传衍。龚、魏习闻庄氏今文经学后，融合其他学术资源，今文经学因之出现了飞跃性发展。故章太炎认为，龚自珍“不可纯称‘今文’”，魏源“不得附常州，如说《诗》多出三家之外”，王闿运“亦非常州学派”。(55)龚、魏代表了清代今文经学的新阶段，与常州今文学派差异甚大，章太炎此说很有道理。嘉道以降的今文经学实已超越常州，比如孔广森、陈立、凌曙、柳兴恩、陈寿祺、陈乔枞父子等都为今文经学家，显然不属于常州学派。因此，所谓常州今文学派，实质上只是庄氏之学，也不必因交游或学术相似性而将龚、魏等人附入其中。

闽县陈寿祺早年心向宋儒，专心科举，因接受座师阮元的建议，转治汉学。他推崇段玉裁“与钱竹汀詹事、王怀祖河使、程易畴孝廉数君子”(56)。陈寿祺著有《五经异义疏证》《尚书大传定本》等书，章太炎认为“左海父子，学本近吴，列吴派下为得”(57)。支伟成遂将陈寿祺、陈乔枞父子列入“吴派”。然而，陈氏虽像惠栋、王鸣盛等人一样精研《尚书》，而推崇《今文尚书》的倾向与“吴派”偏重《古文尚书》形成了强烈反差。在陈寿祺看来，“向微伏生，则唐、虞、三代典谟诰命之经，烟销灰灭，万古长夜”。且伏生之学，“往往《六经》所不备，诸子百家所不详”(58)。陈寿祺还撰文专驳沈彤的“唐虞不步五星说”，认为沈氏不当以“《虞书》中星不兼及五星，遂谓五星之名商以后始见”(59)。显然，陈寿祺的《尚书》学与“吴派”大相径庭。

在推重今文经的同时，陈寿祺主张兼采汉、宋，其复翁方纲书云：“薄宋后之书，辄并其善者而不旁涉，又岂通儒之见哉？”(60)陈氏晚年致力于重兴福建理学。嘉庆二十年(1815)，他与郡守及泉州绅士捐俸修葺清源书院，“祀朱子及诸儒”。道光年间，他主鰲峰书院长达11年，订立“学规”，以“尊德性”教士；还积极整理乡邦文献，阐扬黄道周的理学。他代督、抚作奏折，主张将刘宗周、黄道周从祀孔庙：“盖宗周以诚意为主，而归功于慎独，能阐王守仁之绪言，而救其流弊；道周以致知为宗，而止宿于至善，确守朱熹之道脉，而独溯宗传。”(61)其学术主张与“吴派”迥然不同，将其附入“吴派”显然是不合适的。

类似魏源、陈寿祺的情形，在清代汉学的边缘地区不一而足。即使同地学者，随便附入某派也可能陷入尴尬。绩溪胡氏在学术脉络上与戴震及不疏园学者泾渭分明，没有师承关系，但往往因地域因素而被列入“皖派”。又如俞正燮，支伟成觉得“俞理初学问典博，辨论精切，贯串经史百家，不易分派”，列为“诸子学家”或“皖派”都有些勉强。章太炎认为，俞氏“学问甚博，而不能自名其家；其在皖派，又与先哲不同；入于‘诸子学家’亦有未安……既无朋类汇集，只有附入皖派，稍似妥帖”(62)。“皖派”附入这些学思独立者，显得非常勉强。

乾嘉学者的认识

清代士人注重学有本源，往往提到自己或他人的师承；在传统社会，士人交游也呈现一定地域性，但这些因素并不必然导致学术成派。清代汉学家的学派观念远不如宋明理学家明显。理学家自建思想体系，衍成濂、洛、关、闽之学，其后学注重宗传，固守壁垒。清代汉学家置重实证研究，追求实事求是，广征博采，故学派观念相对淡薄。立足于汉学的《四库全书总目》云：“汉、唐儒家谨守师说而已，自南宋至明，凡说经、讲学、论文，皆各立门户。大抵数名人为之主，而依草附木者，嚣然助之。朋党一分，千秋吴越，渐流渐远，并其本师之宗旨亦失其传，而仇隙相寻，操戈不已，名为争是非，实则争胜负也。”(63)清代汉学家自己不好分派，嘉道学者也很少以学派来勾勒汉学谱系。乾隆六十年(1795)，焦循曾致函孙星衍，批评学者以考据相标榜。他赞赏汉代经师“各传其经，即各名其学”的做法，认为“近世以来，在吴有惠氏之学，在徽有江氏之学、戴氏之学；精之又精，则程易畴名于歙，段若膺名于金坛，王怀祖父子名于高邮，钱竹汀叔侄名于嘉定，其自名一学，著书授受者不下数十家，均异乎补苴掇拾者之所为”(64)。焦循反对称清代经学为“考据学”，列举了数十汉学家“自名一学”的格局，显露出以家名学的倾向。至嘉庆二十三年(1818)，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在广州刻成，此时乾嘉汉学已经如日中天，传衍脉络已经清晰了。然而，该书虽重汉学脉络，却没有明确分派，只是分8卷简述40多位汉学家的生平、学术成就及特色。

嘉庆年间，阮元任国史馆总纂三年，主持编纂《儒林传稿》，并于嘉庆十七年八月出任漕运总督前完稿。传稿包括44篇正传，55篇附传，兼采汉、宋，而重心在于汉学家。全书梳理学术脉络，但没有分门别派。阮元认为：清儒“阎若璩、胡渭等卓然不惑，求是辨诬；惠栋、戴震等精发古义，释诂圣言；近时孔广森之于《公羊春秋》，张惠言之于孟、虞《易说》，亦专家孤学也。且我朝诸儒，好古敏求，各造其域，不立门户，不相党阀，束身践行，闇然自修”(65)。他强调清代士人“不立门户，不相党阀”，又重视世代相传的“专家孤学”。事实上，《儒林传稿》的正传与附传多叙家学传衍，如《惠周惕传》附列惠士奇、惠栋、江声等传。《戴震传》附有凌廷堪传，并无“皖派”踪影。书中叙述涉及皖南的学术关联，却没有视为同一派别。当然，严斥汉学的方东树提到了“扬州学派”。他攻击汪中“欲废‘四子书’之名”，《墨子》研究是“颠倒邪见”，“后来扬州学派著书，皆祖此论”(66)。方东树以此讥贬扬州学者，而当时健在的阮元、江藩等人，并不以“扬州学派”自居。仪征刘师培以及认同扬州汉学的俞樾、孙诒让、章太炎等人，在谈及清学流派时，则没有接受“扬州学派”的概念。

在清末社会变革中，政治对垒与学术纷争交织于一。无论是章太炎、刘师培等古文经学家，还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今文经学者，无不重视政治上、学术上的党派性。在彰显派系的思维习惯中，他们偏重对清代学术分派，建立汉学谱系。后人不察，纷纷落入分派的窠臼而难以自拔。然而，梁启超、刘师培并没有坚信汉学分派。清末刘师培虽讲汉学分派，却开宗明义：“昔周季诸子，源远流分，然成守一师之言，以自成其学。汉儒说经，最崇家法；宋明讲学，必称先师。近儒治学，亦多专门名家，惟授受谨严，间逊汉、宋。”(67)他认为清代汉学的师承授受不如汉、宋人谨严。至民国年间，梁启超对早年的分派也不那么自信了。作于1920年的《清代学术概论》既将乾嘉考证学分派、归类，又说“其实清儒最恶门户，不喜以师弟相标榜。凡诸大师皆交相师友，更无派别可言也”(68)。四年之后，他一方面说乾嘉汉学有吴派、皖派。此外，尚有扬州一派，有浙东一派。另一方面指出：“以上所举派别，不过从个人学风上以地域略事区分，其实各派共同之点甚多。许多著名学者，也不能说他们专属哪一派。”(69)梁启超的认识无疑具有典型意义。

目前有关清代汉学的每一分派均遭到质疑。可以说，这是一个难有定论的命题，即使不是误区，其负面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直到19世纪中期，清代士人多以某氏之学概述汉学脉络，如吴县惠氏、高邮王氏、常州庄氏等，未见后来那样的分派。既然如此，何不换位思考，超越分派，从更丰富、更具体的家学脉络来梳理清代汉学，使之更切近实际？

从家学看汉学脉络

乾隆三十八年(1773)开四库馆被看做汉学兴盛的标志，但此前出现了一批崇尚经学、推崇汉学的著名学者，如惠栋、江永、戴震、钱大昕、沈彤等人。他们并非朝廷命官，与官学关系不大。清代学术的繁荣与其说见诸官方学术事件，毋宁说体现在众多家学的繁衍。

究其主因是，在学问日趋精深，而传授途径仍然狭窄的时代，其家世业具备一些常人缺少的有利条件。清代考史家赵翼曾经指出：“古人习一业，则累世相传，数十百年不坠。盖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所谓世业也。工艺且然，况于学士大夫之术业乎!”(70)嘉道年间的钱泰吉也认为：“大抵为学必有师承，而家学之濡染为尤易成就。”(71)民国年间的胡蕴玉说：“国朝学术可称极盛，余姚黄氏、鄞县万氏、高邮王氏、嘉定钱氏，其父子兄弟类能著书成一家言。家学之盛，超轶前古。当时宣歙间盛称胡氏。”(72)作为绩溪胡氏的后人，胡蕴玉感受到清代家学传衍的重要性和繁盛，而所述尚不全面。

刘师培也总结了家学传衍的意义：“自汉学风靡天下，大江南北治经者以十百计。或守一先生之言，累世不能殚其业。”(73)因为他认为，儒者诸学中，以经学为难：“盖帖括之家，稍习宋明语录，束书不观，均得自居于理学。经世之谈，仅恃才辩；词章之学，仅恃华藻；而校勘金石，必施征实之功。若疏理群经，讲明条贯，则非好学深思，不能理众说之纷，以归一是，故惟经学为难能。”(74)“累世不能殚其业”正是刘氏《左传》学的写照。这也反映清代汉学的艰难历程和学术传承的意义。

另一方面，因血缘和学术熏染，族人对家学的认同也比地域和师承更加容易。清末叶德辉自称：“一生学业成就，固得力于庭训，而亦克承家学，有以光大之。”(75)孙诒让重视家学，而不标榜师承，自感“凡治古学，师今人不若师古人。故诒让自出家塾，未尝师事人，而亦不敢抗颜为人师……(曲园俞)先生，于诒让为父执，其拳拳垂爱，尤逾常人，然亦未尝奉手请业。盖以四部古籍俱在，善学者能自得师，固不藉标褐师承以相夸炫也”(76)。孙诒让学术上博采众长，使家学出现了转变和发展，但仍把家学熏陶置诸首要。

在清代汉学格局中，师承与家学常常合而为一或交叉传授。许多学者均有家学渊源，一些著述历经数代才完成，而这些考证之作的梓行和流播，也多是经历数代人完成的。关于清代汉学世家的统计，论者多有出入，多者四、五十家，少者二、三十家。从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到徐世昌主编的《清儒学案》、支伟成的《清代朴学大师列传》等著述对此略有涉及，近几十年也出现了一些专论单个学术家族的论著。笔者认为，知人论世地讨论清代学术家族的兴起、特色和传衍，是进一步剖析清代学术脉络，超越汉学分派的有益途径。

综上所述，清代汉学家的学术师承和交游错综复杂，而论者分派标准又不尽相同，有的偏重地域性和交游，有的看重师承，有的注意到学术异同，难免横看成岭侧成峰。综观之，汉学分派陷入困境的主要根源之一是对交织的师承关系认识不清，二是过重学术地域性。加之，有的“学派”附入了差异较大者，导致概念笼统失当，而对其学术本身、学术认同注意不够。而事实上，在乾嘉学者中，一些人超越地域性而另启新途，甚至在师承脉络中，弟子修正师说、改变学术方向者也屡见不鲜。注意到这些复杂性，当为深入认知、研究清代汉学开辟广阔空间。

注释：

①(37)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2、95页。

②(45)章太炎：《訄书重订本·清儒》，《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6、157页。

③刘师培：《近儒学术系统论》，《刘申叔先生遗书》第49册，宁武南氏1936年校印本，第3～4页。

④汪喜孙：《先君灵表》，杨晋龙主编：《汪喜孙著作集》(中)，(台北)“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2003年版，第627页。

⑤(55)(57)(62)《章太炎先生论订书》，载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卷前，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1～7、4、6、7页。

⑥(25)张舜徽：《清代扬州学记》，广陵书社2004年版，第1～2、84页。

⑦黄爱平：《清代汉学流派研究的历史考察及其评析》，《中国文化研究》2008年第3期。

⑧陈祖武推衍其师杨向奎先生之说，对吴、皖分派提出质疑，详见其《关于乾嘉学派的几点思考》，载《清儒学术拾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2～169页。

⑨暴鸿昌：《乾嘉考据学流派辨析——吴派、皖派说质疑》，《史学集刊》1992年第3期。

⑩王记录：《钱大昕是吴派吗？兼谈乾嘉学术派别问题》，《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

(11)龚书铎：《清代学术漫议》，载《清代学术史论》，故宫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

(12)钱大昕：《与友人论师书》，《潜研堂文集》卷三三，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第9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64～565页。

(13)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22页。

(14)惠栋：《九经古义·九经古义述首》，载《丛书集成新编》第10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163页。

(15)戴震：《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戴东原集》卷一一，《续修四库全书》影印乾隆五十七年段玉裁刻本，第10页。

(16)王鸣盛：《古今解钩沉序》，《西庄始存稿》卷二四，《续修四库全书》影印乾隆三十年刻本，第7页。

(17)纪昀等纂：《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二九，上册，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80页。

(18)焦循：《述难四》，《雕菰楼集》卷七，《续修四库全书》影印道光刊本，第14～15页。

(19)钱泳：《竹汀宫詹》，《履园丛话》(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48页。

(20)章太炎：《吴派经学大师列传第三批语》，载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26页。

(21)汪中：《大清故贡生汪君墓志铭并序》，《新编汪中集》，广陵书社2005年版，第483页。

(22)钱庆曾校注：《钱辛楣先生年谱·竹汀居士年谱》，《嘉定钱大昕全集》第1册，第13页。

(23)张舜徽：《清儒学记自序》，《张舜徽集·清儒学记》，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24)汪中：《与巡抚毕侍郎书》，《新编汪中集》，广陵书社2005年版，第428页。

(26)汪中：《大清故候选知县李君之铭并序》，《新编汪中集》，广陵社2005年版，第480页。

(27)阮元：《毛西河检讨全集后序》，《揅经室二集》卷七，上海涵芬楼《四部丛刊》影印初刻本，第10～11页。

(28)焦循：《申戴》，《雕菰集》卷七，《续修四库全书》影印道光刊本，第10页。

(29)闵尔昌编：《江子屏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珍本年谱丛刊》第122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592、594～595页。

(30)江藩：《国朝宋学渊源记》，《国朝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22页。

(31)汪喜孙：《与王念孙书(二)》，载杨晋龙编《汪喜孙著作集》(上)，(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3年版，第185页。

(32)阮元：《拟儒林传稿汪中传》，载杨晋龙编《汪喜孙著作集》(下)，(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3年版，第901页。

(33)阮元：《庄方耕宗伯经说序》，《味经斋遗书》卷首，清道光年间刊本，第1～2页。

(34)阮元：《阮宫保与喜孙书》，杨晋龙编：《汪喜孙著作集》(下)，(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3年版，第970页。

(35)刘逢禄：《汪容甫遗书序》，《刘礼部集》卷一○，光绪十八年重刊本，第1页。

(36)章学诚：《浙东学术》，《文史通义》内篇二，《章氏遗书》1922年刊本，第23页。

(38)何炳松：《浙东学派溯源》，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页。

(39)钱穆：《中国儒学与文化传统》，载《中国学术通议》，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80页。

(40)《章太炎先生论订书》，载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卷前，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2、5页。

(41)全祖望：《答诸生问思复堂集帖》，《鲒琦亭集外编》卷四七，《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嘉庆十六年刻本，第15页。

(42)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34页。

(43)详见何冠彪《浙东学派问题平议——兼辨正黄宗羲与邵廷采之学术渊源》，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清史室编《清史论丛》第七辑，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17～242页。

(44)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69～72页。

(46)俞樾：《致黄以周》，《俞樾函札辑证》(上)，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104～105页。

(47)刘禺生：《章太炎师事孙诒让》，《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26页。

(48)宋恕：《复章枚叔函》(1897年7月14日)，载胡珠生编《宋恕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73页。

(49)周予同：《“汉学”与“宋学”》，载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7页。

(50)戴望：《故礼部仪制司主事刘先生行状》，《谪麐堂遗集》文卷一，宣统三年刊本，第18～19页。

(51)戴望：《注论语叙》，《戴氏注论语小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91～292页。

(52)戴望：《戴望致张星鉴》，载陈烈主编《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修订本)》(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32页。

(53)俞樾：《致戴望》，《俞樾函札辑证》(上)，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37页。

(54)(67)刘师培：《近儒学术系统论》，《刘申叔先生遗书》第49册，宁南武氏1936年校印本，第5页。

(56)陈寿祺：《答段懋堂先生书》，《左海文集》卷四，《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清刊本，第48页。

(58)陈寿祺：《尚书大传定本序》，陈寿祺辑校：《尚书大传(附叙录辨伪)》，《丛书集成新编》第106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342～343页。

(59)陈寿祺：《驳沈果堂〈尚书小疏〉唐虞不步五星说》，《左海文集》卷三，《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清刊本，第37～38页。

(60)陈寿祺：《答翁覃谿学士书》，《左海文集》卷四，《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清刊本，第27页。

(61)陈寿祺：《闽浙总督赵福建巡抚孙奏为请以明儒从祀文庙恭折奏》，《左海文集》卷一，《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清刊本，第32页。

(63)纪昀等纂：《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凡例》(上册)，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3页。

(64)焦循：《与孙渊如观察论考据著作书》，《雕菰集》卷一三，《续修四库全书》影印道光刊本，第23～24页。

(65)阮元：《儒林传稿序》，《儒林传稿》卷前，《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嘉庆刊本，第2页。

(66)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中之上，《国朝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第291～292页。

(68)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页。

(69)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五，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2页。

(70)赵翼：《累世经学》，《廿二史札记》卷五，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0页。

(71)钱泰吉：《曝书杂记》卷二，《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第21页。

(72)胡蕴玉：《胡秉虔传》，闵尔昌编：《碑传集补》卷四○，《近代中国史料研究丛刊》初编第一百辑，(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2175页。

(73)刘师培：《扬州前哲画像记》，《刘申叔先生遗书》第60册，宁南武氏1936年校印本，第3页。

(74)刘师培：《清儒得失论》，《刘申叔先生遗书》第49册，宁南武氏1936年校印本，第10页。

(75)杨树毂、杨树达：《郎园学行记》，《叶德辉文集·附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30页。

(76)孙诒让：《答日人馆森鸿书》，载张宪文辑《孙诒让遗文辑存》，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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