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作者：罗辉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九月廿十日乙亥

          耶稣2016年10月20日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句话是出自《论语•子路第十三》。此处的君子和小人是指德性上的君子、小人，即夫子讲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个意义上来区分的君子和小人。整句话的意思也比较浅白，我们大概可以这样理解：“君子明白人与人之间必然存在着许多不同，故而努力加以协调以求和协，而不是强求各方一定要高度一致；小人则往往不顾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不同这个事实，却要强求别人与之保持一致，故而也达不到和谐的效果。”朱子曰：“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和”，力求协调各个不同，使之各得其所，此为君子合群之法则、从事社会工作准绳；“同”，则竭力排斥异己，甚至指鹿为马，以满足自我之私欲，此为小人生活之常态、追求个人目的达成之方式。

关于“和”、“同”之辨，《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有晏子与齐景公作如下讨论：

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故《诗》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无言，时靡有争。’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诗》曰：‘德音不瑕。’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晏子从人们对五味调匀、五声谐和来打比方，认为君臣之间处理政事需要调适协调。国君所认为行而其中有不行的，臣下指出它的不行的部分而使行的部分更加完备；国君所认为不行而其中有行的，臣下指出它的行的部分而去掉它的不行部分，因此政事平和而不至于违背礼仪，百姓没有争夺之心。否则，做臣下的只知道附和国君，如同用清水去调剂清水，谁能吃它呢？如同琴瑟老弹一个音调，谁去听它呢？

由古之贤人所论可知，“和”，使人与人、人与物相容相济，各适其宜；“同”，则泯灭不同人、不同物之相异，只有给这个社会带来害处以至灾难。

《尚书•尧典》记载，尧之前，中原大地是由氏族邦国组成，之间联系并不紧密。至尧帝运用“和”之道，把中国和合成了一个巨大共同体，并且使这一共同体结构影响到现代。

“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帝尧恭谨节俭，宽和明察，谦恭待贤，表彰才德，使九族相亲团结，百官众族政事明了；又使协调万邦诸侯，天下民众因此受到教化而变得友好和睦起来。

尧禅让于舜，舜禅让于禹，都是充分运用协和之道，与四岳、与贤圣之士治理天下，天下太平。因此，让后世人一直向往那个时代中国达到的那种原始性大同社会。后世人称那个时代是“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大学》）。“尧舜之世，比屋可封”（陆贾《新语•无为》）。

而“同”则不然。小人为了利益求同而排斥不同，就必然使用各种手段以至暴力，必然导致上下交争利。

夏朝末年，“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尚书•商书•汤誓》）夏桀耗尽夏国民众力量，掠夺夏国民众资财，民众都消极怠工，上下怨恨不和。

商纣时期，“殷其弗或乱正四方。我祖厎遂陈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乱败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窃奸宄。卿士师师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获，小民方兴，相为敌仇。”“天毒降灾荒殷邦，方兴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耇长旧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窃神祗之牺牷牲用以容，将食无灾。降监殷民，用乂仇敛，召敌仇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诏。”（《尚书•商书•微子》）商纣当政，自恃勇力，狡智善辩，又沉湎于物欲享受，败坏成汤的德政，横征暴敛，滥用杀戮和重刑；殷国上下官员都不遵守法度，大小臣民无不劫夺偷盗，犯法作乱。

真是：“桀纣率天王下以暴，而民从之。”（《大学》）“桀纣之世，比屋可诛。”（陆贾《新语•无为》）

要实现“和”并不是顺顺当当，平平坦坦的，需要兼顾各方意见以达成一定的妥协和退让。“当帝尧之时，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尧求能治水者，群臣四岳皆曰鲧可。尧曰：‘鲧为人负命毁族，不可。’四岳曰：‘等之未有贤于鲧者，愿帝试之。’于是尧听四岳，用鲧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于是帝尧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摄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于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于是舜举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史记•夏本纪》）

尧帝忧心于当时洪水泛滥，危害天下，召开会议请各方诸侯之长推举治水能臣，四岳一致推举鲧来领导治理洪水。尧考虑到鲧常违背教命，恐怕会危害邦族，危害天下，故而不赞同由鲧来领导治理洪水这一大事。但各方诸侯之长认为鲧的治水能力在当时无人可比，都坚持要用鲧来试一试。尧帝只好同意，并再三嘱咐鲧要谨慎从事。结果，鲧治水多年而无功。直到舜帝大胆启用鲧的儿子禹，才将洪水危害这一现象治理好，并随山刊木，将天下划分为九州。

“和”也是仁道，但不是和稀泥，不是乡愿，而是能好人能恶人。“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颜渊第十二》）这就是“和”。尧舜时代，“舜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西夷。四罪而天下咸服。”（《史记•五帝本纪》）尧舜选用贤圣之士参与治理社会，而驱逐奸顽之徒使之不得与政，因此天下民众心悦臣服。

而汤武革命，是大仁大义，一样是“和”。商汤革命，自征葛始，《尚书•商书•仲虺》记载：“东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独后予？’攸徂之民，室家相庆。曰：‘徯予后，后来其苏。’民之戴商，厥惟旧哉！”《孟子•梁惠王章句下》也说“书曰：‘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书曰：‘我后，后来其苏。’”商汤因为是吊民伐罪，故“民大悦”，使社会达到高度和谐。

武王革殷之命，“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由旧。释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式商容之闾。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大赉于四海，而万姓悦服。”（《尚书•周书•武成》）《史记•殷本记》也记载：“周武王于是遂率诸侯伐纣……释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闾。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令修行盘庚之政。殷民大悦。”同样，武王讨伐独夫商纣，万姓悦服，殷民大悦，社会重新回归高度和谐。

“和”是中庸之道的发用，《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而“同”之道，是反中庸，所以小人肆无忌惮，社会大乱。

《尚书》中商王汤说：“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这是“和”者的包容胸怀；《三国演义》中曹操说：“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负我”，这是“同”者的罪恶宣言。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