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学是道德伦理学说吗？

作者：吴笑非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十月初五日庚寅

         耶稣2016年11月4日

心学是道德伦理学说吗？

答：俗语道德，乃西语moral。伦理，则是ethics。Ethics是常规、制度、估价的体系，moral是建立在ethics体系上的善恶判断，并落实为仪式、规则、义务、禁忌方面的风俗习惯。在汉文中，道者，行所由也。德者，在心曰德。老庄以无为本原，道是其强名，汉儒以元或太易为本原，道是其流行而未分，宋明以太极为本原，道是天理之流行。道之可贵或抽象，在乎生生，生生是本原展开于万物之实体，在物则有阴阳五行，在人则有五常五伦，至于具体的ethics，又是五伦五常由于五方之民异性而形成的偏差，过去有把这个词译为风俗，是符合希腊词源的。盖五方之民人人皆有者谓之性，性无不同，只有偏胜之别。泰西既以为ethics有所别，则见此词只是对四方民俗的概括。伦者，类也。理者，分也。是具体到人群（伦），与个人（individual，分）的细则，这点类似ethics，而moral可视为进一步展开。总之，中国有一个次第：

元（本原）=》道（流行生生）=》性（本原赋予人）=》情、俗（五方之民有偏胜，ethics）=》分（人群之规范，个人之德行，moral）

更重要的，功夫着力处也是不同。Ethics或moral philosophy把努力放在perfect duty或Categorical Imperative上，在我看来，他是意在构造一种更好的教化。但有者不宜有也，他认为如此是良风，别人亦可以认为如彼是美俗，结果不过是风俗愈多，而良善愈薄，我说良善愈薄不是说世风日下，而是人民对良善的追求会越来越消极。西方哲学史可谓美善、信仰、理性之说多如牛毛，众人皆知法令愈密，盗贼多有，法令去Kategorische Imperativ几何呢？

中国古人从不在这些上费精神，盖俗本于性，形而下者不过五伦五常，而百姓手足定矣。当然我们也遇到西洋哲学同样的问题，就是有善有不善，有一时之善，有理想中永恒之善，但在中国看来，根本不需要人为言论，生造名词，不过经权而已，说大些，也不过天时有所不齐而已。功夫用在性上，理论上气质、人欲、习心、遮蔽少些，性理便可以使出得多些，那经权就自然判断了。功夫不在这上面用，表面在求知求心，其实是犹豫造作。人何故犹豫？亦无非气质习心罢了。

且诸君要注意了，以上不过知的事，今人看西儒书也往往只看到些知上的事，他们知上的也没说完，也没说定，但我素来以为，泰西贤者在践行上往往功夫过于中国人的，也许他们一生不免于支离未竟，或虽已竟，也只是留给后人大量批评研究的糟粕，但至少他们很有一批贤人，是一边求知，一边践行的，你可以说他未惬于心，但至少道学功夫是需要我们尊敬和取法的。若眼光只在糟粕上，也真枉了他们的一番宏论。

这里还有一个逻辑问题：形而上者用诸形而上，不用诸形而下。用俗语来讲，普遍性的理论只能用于抽象的人，不可用于具体的人群。在中国这是个名实相副，名分有定的原则。你可以提出抽象的伦理观，探讨普遍性的法则，但说说而已，落实到具体人群，就必须因应具体人群的风俗。或者说，理论的意义，只是一种教化的可能。但教化是具体的事，移风易俗是细致的活，只能用实践来回答。或者说，普遍的理论只能带来模糊的叙事，明确的判断只能求助于具体的功夫。

退一步，我们把ethics、moral或其现代汉语对应物概括为人事，那么心学是关注人事或曰以人事为中心的吗？不。道学是关注天理的，大家都懂，那么心学何以产生？无论陈白沙还是王阳明，共同之处都是道学上下过充分的功夫，但他们仍觉未有凑泊吻合处。何哉？以朱子易学观之，实在是道学虽称天理，功夫却用在人事上多。既在人事上多，后学亦不能不在人事上求。故虽曰天理，时人实未尝坦然精专于天理物理，而是忽然称物理，忽然颂人事，虽曰理一，究竟两端用力，未尝能合。设使白沙读书，便如清人般以训诂为至道，如杨升庵然，则亦足以安心，又岂生出许多功夫来？设使阳明格竹，便在物理上开拓去，如李濒湖然，则足以立命，又岂生出许多事故来？故我说心学之生，不是道学不谈心，恰是道学谈心太过，学者才看到肯綮。然则心学学问也只在此连接部用力，此关节一破，余无赘言。现代人见他言心言知，便生出许多epistemology的遐想来，他山之石，无妨攻玉，但一定要把心学从道学系统中孤立出来，甚至对立起来，来探讨一个反对了朱子学的心学理论，就未免九州之铜，铸成大错了。且西人之真知观念与中国不同，中国以良知即是天理，气质遮蔽良知，故道学功夫在知天理，破障蔽，心学功夫在致良知，正事物。故以中国言，则发动处便是真知，百姓日用亦在其中。若以西人言，则耳目闻知皆有所恃，真知只由觉悟或reason得到，方是本原。这样产生的科技传统也不相同，中国以医学、算学为代表，算学强调程序化，强项是善算，弱点是没有综合意识。影响所致如历学，谁算得更准谁就胜出，无论中算、回历、地心说、日心说，比的只是数据处理能力。医学综合性强，但也不必太夸张，阴阳五行提供的仅是思路，真功夫是靠亲尝百草，悬壶济世得到的，中医没有纯理论家，理论创树都是从实践中来。相比而言，西方科技的强项是综合，是建立模型，其成就在十九世纪达到顶峰。由于时代的滞后性，今日中国所乐道的哲学都来自那个时代或之前，充满了episteme的信心满满，也就顺理成章把reason视为一切认知的根基。这种理论本来应该拥抱朱子学，至少表面上接近。但或许由于二十世纪以来的人的问题的提升，又觉得朱子学谈心谈人的认知少了，所以选了阳明学。其实朱子学谈心很多啊，但心的功夫在性上，话语最终是回到天理的，所以今人便以为不关心了。但阳明学只是在发动处讲明就够了，他不说的全在朱子学中，乃是二家甚至包括汉学、道家所共享的理气学说。今人又随着阳明学不言，而以为心学没有，又把这个他的认知空缺用西方十九世纪的认识论补了进来。这种叠床架屋且不论，现在可是后二十世纪了，演绎推理、物理模型，甚至数学方法无法解决的问题层出不穷，最牛的人工智能不是靠公理化的逻辑系统，而是靠人工神经网络，他的确解决问题，但不会有原理的启发。哥德尔定理不可能扳倒演绎推理，但吴文俊先生用数学机械化证明指出的退化情形才是致命伤。总之，机器不知道原理，但可以解决问题。人自以为善于推理，其实漏洞百出。放在西学背景下，这种陈述会被误以为反对rationality，但在中学背景下，怎么会呢？这不过是说明功夫没那么简单罢了。愈是本原，便愈不容形式化的推理，所以认识越进步，漂亮的公式，简洁的模型，就越要让位给数据统计和分析。规律总是有的，因为万物依理而生。规律越来越成归结为数据，因为人类终于认识了点形而上的东西，人间日用所感的形式，终于在这里被稀释掉了。

那么回到心学，他缺少物理的内容吗？答：在古代，他从来不缺，他的物理就是道学的理气，而道学的理气，又无非来自汉学的太易与物体。若在今天，道学、心学，只是学说，与哲学类似，只能笼统说说物理，哲学家说不了两句，还要回到ethics或politics上，心学和他们也无分伯仲。若有人立志物理，那就一定要在本世纪的科技基础上展开思想，要往前看。另外，道艺分离，或工艺成为专科之学是早已有之，甚至夫子身后的百家争鸣，便可以视为王官学解体后的百工各自立学。当然，有专科而无会极，则蔽在支离。但汉朝恢复王官学（即经学）之后，专科之学更是经师无可企及的，汉经师精通历算，长于律令，善察水土者多有，但能治伤寒，知胃肠尺寸者，或惯习金戈，通四夷风俗者，于传未闻。经师不过偶尔及之，点到而止罢了。经师及之，则知艺非道外，止之，则是知也有涯。汉时经师以闳览博物为修养，已不能不如此。道学来自汉学，虽然失了太易、元气、物体、礼体的概念，但历法律吕，兵法钱粮，亦颇有用心者，但或通一艺而已，博物则不逮。心学如何？和道学无所别，且昔日叶水心、王阳明都是以治绩留名的，盖存善去恶，何所不得？

或又有人问：季彭山虽治经，冯犹龙虽小说，与心学功夫何干？答：有所成就者，莫不在其知行合一。所知未必良知之学也，所行未必尧舜步趋也，但能有知有行，何难有所创获？阳明立教，道尧舜只是此心，何曾说舍我不能有为也？必待心学然后有良知，犹是以良知为心外之物也。故中国有圣人，西方亦有贤者，中国有儒生未必能行在孝经，西方有哲人尚可以知行不贰。若说心学倘开不出物理，便需要西学来补充，那西学又岂是个个都能搞得了大数据，赢得了围棋的呢？且以为拿来一补便有了科学，还是十九世纪的观念。且君若致了良知，要在科学上有所成就，直管去做才是你的良知，又何补苴之暇？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