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黄金以足色，指宝璐之微瑕—《论语新识》读后

作者：余东海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十月廿二日丁未

           耶稣2016年11月21日

《论语》一书，记载孔子言论最多，最为深入浅出，重要性不言而喻，为之注释疏解的现代学者夥矣，东海曾翻阅过数十种，大多泥沙俱下或门外乱弹，唯钱穆《论语新解》尚可一读。前不久见到秋风先生的《论语大义浅说》，近日又浏览刘强先生的《论语新识》，各有优长，在现代注解著作中，可以鼎足而三矣。

《论语新识》的注释和解析，征引繁富，融汇新旧，折中古今，有不少独到和精彩之处。如《雍也篇》第十三章“新识”说：“何谓小人儒？仅知博文不知约礼，仅知下学不知上达，仅知谋食不知谋道，仅知守经不知达权，都是小人儒。”这个解释颇为准确，将小人儒与小人区别开来了。小人儒也是儒，小人则非儒。又如《学而篇》有子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作者说：“末一句‘为仁’当作‘行仁’解，即推行仁道于天下也。”这个解释非常精当。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本书会通古今注疏，出入文史经传，熔铸中外哲思，饱蕴人道情怀”云，非虚言也。至于语言之优美典雅，犹其余事。然黄金无足色，白璧有微瑕，便是历代大儒的注解，也各有不足或纰漏。在理义和训诂方面，《新识》一书难免存在一些有待商榷的地方。理义方面，特举四例如下。

其一：《学而篇》第二章：“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作者“新识”说：

“有子此说亦有流弊。子曰：“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从逻辑上讲，“为人孝悌”、“不好犯上作乱”，固然是人之本分，但并不能由此推出“不应犯上作乱”，也即“天下有道”。揆诸事实，历史上身为孝子而最终犯上作乱者亦不在少数，所谓“忠孝难以两全”。换言之，“以孝治天下”未必真能“以孝平天下”，“孝亲”之绝对性，并不指向“忠君”之绝对性。有若毕竟不是圣人，其发言遣论，难免千虑一失。”

有子此言很有分寸，中正无弊，倒是作者认识有误。

一个人能够孝顺父母爱敬兄长，却喜欢冒犯长上，这样的情况即使有，也很少。不喜欢冒犯长上却喜欢作乱，这样的情况从来没有过。“孝亲”之绝对性并不指向“忠君”之绝对性，但指向忠诚之绝对性。犯上指冒犯师长或君上，作乱指叛乱、造反，乱臣贼子之所为，不忠不义，莫此为甚。

或许作者是误将“作乱”视为正义的起义或革命事业了，所以作出了“历史上身为孝子而最终犯上作乱者亦不在少数”的错误判断。殊不知，革命和造反，性质完全相反。革命是革暴政之命，造反是捣乱和夺权；革命是顺天应人，维护公道顺应民意，造反是背天逆理，煽动裹挟利用民众；革命是破坏建设的统一，造反只有破坏性毫无建设性；革命的指导思想必是真理正学，造反是指导思想必是歪理邪说。因此，革命是正人君子的伟大事业，造反是乱臣贼子的反动勾当。

其二：《为政篇》第十六章：“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作者“新识”说：

“孔子宅心仁厚，与人为善，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尝说：“攻其恶，无攻人之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又，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是孔子主张为己之学，人不知而不愠，并不主张卫道般地攻击所谓异端邪说，甚至认为党同伐异常常是祸乱之源：“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

从这个意义上说，后世自孟子以后诸大儒，辟杨墨也好，辟佛老也罢，皆守经有余，达权不足。孔子大而化之，时中能权，无可无不可，故其可谓至圣矣。今人将此句解为“攻击那些错误的思想和言论，它的危害就消失了”（杨伯峻《论语译注》），直将孔子当作一文化专制主义者，真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这段话混淆了道德修养和思想批判的区别。在道德上，君子自当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不宜疾甚，不为已甚，不可求全责备于他人；在思想上，则应该是是非非，善善恶恶，严辨优劣正邪，严批歪理邪说。这是儒家之责任，《春秋》之精神，也是文化教育工作应有之题义。

儒家对邪说的危害性认识非常深刻。姑不论孟子知言好辩，摧邪显正，孔子同样善辨是非正邪。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就是因为《春秋》析理透彻，论道中正，大义煌煌，微言灼灼，茧丝牛毛，无微不至，仿佛理义照妖镜，让乱臣贼子无所隐遁。在《论语》中，孔子对道家隐士的批评异议也是毫不客气的。

如果使用的是“批判的武器”，“攻击那些错误的思想和言论”并无碍于言论自由。孟夫子距杨墨，宋明儒排佛老，是距之以理，排之有道，并非利用权力或暴力剥夺他们“表达观点的权利”。对于异端邪说，我们应该既尊重他们的言论自由，又批判他们的思想错误。两者缺一不可。

其三：《雍也篇》第八章：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作者引司马迁《史记伯夷列传》中一段话：“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蹠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作者接着说：“司马迁对天道无情的质疑和抗议，早在孔子‘斯人也而有斯疾也’的浩叹中呼之欲出”云。

司马迁不明天道，不儒不道。对他的这段话，我有《为司马迁解惑》一文批判之，兹不赘。作者将孔子与司马迁相提并论，将本章与司马迁“对天道无情的质疑和抗议”混为一谈，未免抬举了司马迁而唐突孔子。

孔子绝不会质疑和抗议“天道无情”。“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出自《老子》，但这个观点很儒家，与《尚书》“天命靡常，唯德是辅”的义理完全一致。《尚书》为孔子所编，完全代表孔子思想。

世事有常有变。对于一些“意外变故”的根源，儒家唯论今生，付之于命而不作追究和解释。患病原因很多，《易经》有无妄卦有“无妄之灾”、“无妄之疾”语，意谓无过而受灾，无故而患病，正好用在伯牛身上。伯牛命运其实也不坏：身为孔子徒，官至中都宰，名与颜回并，子孙绵绵，万古尊崇，后福无穷。

其四：《宪问篇》第二十三：“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作者“新识”说：

“窃谓上达、下达之间，当有一“中达”境界。欲上达，必由中达，所谓“取法乎上，仅得其中”；不欲中达，势必下达，所谓“取法乎中，仅得其下”。何谓“中达”？窃以为就是夫子所谓的“下学”。学知、困知，己达、达人，博文、约礼，皆“下学”“中达”之境。相反，“放于利而行”，“小人穷斯滥矣”，“困而不学，民斯为下”，便是“下达”。如说“上达”乃合于天德，“中达”是合于人道，则“下达”便有耽于物欲而“人化物”之可能。”

在上达、下达之间，想当然地插进一个“中达”，无意中将上达与下学、天德与人道割裂开来了。《易经》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除了上达，就是下达，若不达道，就会器化，没有什么“中达”。故孟子说：“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所谓“中达”，还是下达。

在儒家，下学上达不二，下学是上达的途径，上达是下学的结果；天德人道合一，“性与天道”，异名同指，于人而言为性，于天而言为道。能够合于人道，必然上达天道；只有上达天道，才能合于人道。

训诂方面，《新识》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公冶长篇》：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作者注：“无所取材：不足取哉。材，通‘哉’”其“新识”说：“材可通‘裁’，即裁度义。谓夫子讥子路唯知好勇，而不懂裁度己身，言行合义。此虽有理，然材之通‘裁’未见其它用例，亦似未安。”

其实这里的材就是裁度义，也只能作裁度解。《系辞下》说：“彖者，材也。”意谓裁断一卦之义的文辞叫彖辞。这里的材就作“裁”解，裁剪、裁断之义。帛书《易》为“彖者，断也”。可见彖的意思就是裁断。材即裁，与断同义。朱熹《论语集注》说：“材与裁同，古字借用。”是正确的。

另外，《易经》泰卦象辞说：“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财亦通裁。汉儒上书“伏惟裁察”常写作“财察”。财又通材。《左传·宣公十一年》：“量功命日，分财用，平板干。”可见，材、财、裁三字，古时可以互相通用。

又如：《泰伯篇》：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馀不足观也已。”作者注：“之才、之美：才华与美德。”

这样解释，孔子这句话就自相矛盾了。“有周公那样的才华与美德”就不会骄吝，骄吝就必无周公的美德。所以，这里的“之才之美”只指美才，即朱熹说的“智能技艺之美”。整句话当翻译为：“假如有人具有周公那样的美才，只要骄傲而且鄙啬，余下的也不值得欣赏了。”

又如：《颜渊篇》第十八章：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作者说：“夫子说话，极为讲究。‘窃’之于‘盗’，一字之差，而意味不同。窃者，偷也，尚有羞耻之心；盗者，抢也，无耻无畏。”

其实，这里“盗”就是“窃”。盗贼二字，古今意思正好相反。《荀子·正论》：“盗不窃，贼不刺。”杨倞注：“盗贼通名，分而言之：则私窃谓之盗，劫杀谓之贼。”

顺便指出，《新识》开头《名人论孔子》中，列“杨绛谈《论语》”，实属狗尾续貂。杨绛放在马邦学者中，不失为正常；放在班固、程颐、钱穆等儒者中，则根本不人流。杨绛说孔子：“他从来没有一句教条，也全无道学气”云，这成什么话！圣人之言，孔子之言，句句值得敬畏，都是道德、政治教条。所谓“道学气”及“道学先生”，原是古今市井之徒的无知误解和放荡文人的无畏讥笑。

微瑕不碍白璧之美，小节无伤大德的好。不过，若微瑕得到琢磨，小节得以修正，美上加美，精益求精，可以更好地启发广大读者，利益天下后世。故不揣冒昧挑出《论语新识》数处不够妥帖之处。智者千虑，或有一失；愚者千虑，或有一得，特就正于刘强先生和各路方家。

2016-11-21

余东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