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如何以“传记之学”来诠经与创新

作者：朱汉民

来源：凤凰国学；原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十月廿三日戊申

          耶稣2016年11月22日

 【导言】儒家以上古三代的文献档案为其建构知识、创造思想、形成学派的依据，故而是“六经之学”的创建者、确立者；但儒家也是“六经以外立说者”，故而又是先秦诸子之学的开拓者，并成为诸子百家中重要的一家。

儒家学者早就发明了一种将经学和子学结合起来的学术形态，那就是“传记之学”。他们通过“传记之学”，将“经”、“子”两种学术形态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探讨儒学“经、传、子”三种学术形态的内在联系，能够使我们理解儒学为什么既保留了深厚的文化传统意识,又具有思想创新精神。

岳麓书院国学研究院院长朱汉民教授在《儒学的六经、诸子与传记》一文中，分析了儒家思想整合过程中“经”、“传”、“子”的发展变化，对六艺与诸子的整合、诸子转化为传记、传记转化为经典的过程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并由此探讨儒家的文化关怀和现实关怀。经作者授权，凤凰国学特辑录刊出，以飨同道。以下为原作的第二部分“传记之学：整合六艺与诸子”。

电影《孔子》截图

儒家是如何将经学的思想继承与子学的思想创新结合起来？儒家学者创造性地利用了“传”、“记”等经典诠释的学术形态。虽然说，“六经”在儒学体系中具有崇高的地位，但是经典的丰富意义、深刻内涵，却需要以后的儒者对“经文”的不断诠释才能够彰显出来。作为“先王之政典”的“六经”，如果没有“师儒讲习为传”的“传记之学”，经文中的“常道”、“常典”、“常法”就只是一种潜在的意义，那么，这些三代文献就不可能成为中华经典。

在两千多年的经学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许许多多解释经文的文献，这些文献往往是以不同体例出现，包括传、记、章句、注、解、诂、训、集解、义疏、讲义等等。在经学发展的不同阶段，均有经学家们创造出一些新的经解体例，以表达他们对“经”的理解和解释。

尽管儒家学派是吸收三代文明的乳汁而成长起来的，是三代文明孕育了儒家学派；但是也可以反过来说，儒家学派是三代文明的开拓者，没有孔子及其儒家学派对三代历史文献的整理和诠释，三代留下的文献档案就不可能成为中华文明的经典。孔子及其儒家不仅创立了《诗》、《书》、《礼》、《乐》、《易》、《春秋》的经典体系，他们还通过“传”、“记”、“序”等体例，阐发了能够指导后世的“常道”、“常典”、“常法”，最终使六经获得了垂教万世的意义。

什么是“传”？《释名•释典艺》云：“传，传也，以传示后人也。”先秦儒家诠解、传授经典的主要体例是“传”、“记”之学，其目的是“以传示后人”、“转受经旨，以授于后”。儒家诸子通过“传”的形式，不仅是将三代先王留下来的历史文献、王室档案保存下来，而且将其中的政治智慧、道德观念、宗教信仰、社会礼仪等思想传示后人。所以儒家经学不仅包括原来属于三代王官典藏的经文，同时还包括春秋战国以来儒家诸子对经文的诠解。正因为儒家通过一系列传记之学而展开经典诠释，才可能真正建立起中国经学。这种经、传一体的经学体系的成型，才真正完成了儒教文明的价值系统和知识系统的建构。

可见，“经”离不开“传”，“传”的出现才真正确立了经学的价值系统和知识系统。但是，“传”的思想和学术又离不开“子”，正是“子”的现实关怀和思想创新，才使得儒家之“传”具有建构新的价值系统、知识体系的能力。儒家学者总是在“转受经旨，以授于后”的同时，将子学的社会关切和思想创新融入到对经学的诠释和传授中去。可见，传记之学的学术形态出现，既标志着经学的成型，也体现了子学的成熟，更是实现了“经”的文化传承与“子”的思想创新的结合。

所以，如果我们考察历史，可以发现儒家传记之学与儒家经典建构、儒家子学思想的形成，几乎是一个同时态的历史建构过程。

孔子就是在整理三代文献、建立仁学思想的同时，开始了儒学传记之学的建构。史家大多认同，孔子不仅是儒家文献的“经”的确立者、“子”的创始人，同时也是“传”的开创者，也就是说，中国古代典籍的“经”、“子”、“传”，其实均开拓于孔子。司马迁在《史记》的《孔子世家》中，对孔子创“传记之学”作了充分肯定。他说：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故《书传》、《礼记》自孔氏。

司马迁指出，孔子创立的虽然是私学，但是他仍然是以原本是属于王官之学的《诗》、《书》、《礼》、《乐》教育弟子，《诗》、《书》、《礼》、《乐》经过他的整理后成为经典，他在从事经典教育的时候，同时也融入了自己对经典的理解，故而有《书传》、《礼记》等传记之学的出现。

为什么现代学者看不到孔子《书传》、《礼记》等传记之学的原始古本？其实，孔子的讲学、传经主要是口讲言传，由弟子记录下来而成为“语”、“言”、“传”、“记”。其实，记载孔子口讲言传的子学著作《论语》类文献，也经历了很长的历史形成过程，开始是由学生记录他私人讲学的语录，后来经历了战国、秦汉才能够最终成型。孔子开拓的《六经》传记之学，同样是经历了春秋战国，一直到秦汉之际才最终成型。

孔子行教图（资料）

孔安国在《孔子家语•序》中曾经论述说：“孔子既没而微言绝，七十二弟子终而大义乖。”到了战国时代，儒门诸弟子手中主要有孔子及其七十二弟子包括经传类、子语类的各种讲学记录，这些亦可以看作是儒家经学和子学的原始底本或古本，但还不是后来在西汉初年成型的经学和子学的典籍。关于这一点，孔安国《孔子家语•序》中作了进一步解释：

“六国之世，儒道分散，游说之士各以巧意而为枝叶，孟轲、荀卿守其学习。当秦昭王时，荀卿入秦，昭王从之问儒术，荀卿以孔子之语及诸国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余篇与之，由此秦悉有焉。”

战国时期的荀子手中的“儒术”，其实就是“孔子之语及诸国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余篇”的讲学记录，即所谓“孔子之语”、“七十二弟子之言”的讲学、传经，并由他们的弟子记录下来，而成为“语”、“言”、“传”、“记”类的“凡百余篇”的文献。应该说，它们仍然还只是秦汉之际成型的《论语》类和经传类的原始古本之一。这是因为，孔子之后，儒家后学一直在继承孔子的合经文、传记、诸子为一体的儒学思想体系和学术体系的建构。

经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早期儒家的经书、传记、诸子类的典籍均遭到严重破坏。但是，西汉初逐渐恢复的儒家经书、传记、诸子各类典籍，加上郭店战国楚简、上博战国楚简等出土文献的不断被发现，当代学者仍然能够看到早期儒学的文献体系和儒学思想学术的大体建构过程。这一个时期修订完成的儒家经典传记之学，包括《周易传》、《尚书大传》、《大戴礼记》、《礼记》、《韩诗外传》、《春秋三传》。这些传记之学的典籍与经文联系紧密，它们主要是因诠解六经经文的讲学记录和文章，后来成为经典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现成的五经的传记之学中，几乎均包括下列的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其一，保留有大量孔子讲学的记录和传经的遗文。在现存的《尚书大传》、《礼记》、《大戴礼记》、《韩诗外传》等代表性传记之学中，保留了大量孔子讲学的记录，这些讲学记录表达了孔子历史与现实、文化与政治的个人见解，其实就是《论语》类文献，亦可以看做是孔子的子学文献。当然，这些讲学记录也包括孔子诠解六经经文的内容，故而一部分亦可以看做是经典传记的文献。另外如《易传》的十篇传文，司马迁认为均是孔子所作。虽然自从宋代欧阳修《易童子问》提出疑问后，学界不再将《易传》作者完全归为孔子，但是，当代学界仍然比较普遍地肯定《易传》是孔子及其弟子所作，传世的《易传》中保留有大量孔子讲学的记录和传经的遗文，正体现了儒家传记之学是孔子及其弟子们不断思考、讲学、修订、完善的历史建构过程。

其二，保留有许多孔门七十二子的讲学的记录和传经的遗文。孔子逝世后，孔门七十二子继续讲学、传经，亦留下了许多讲学的记录和传经的遗文。在《周易传》、《尚书大传》、《礼记》、《大戴礼记》、《韩诗外传》、《春秋三传》中，除了一部分孔子本人的言论和著作的文献外，其他大量文献则是孔门弟子及其后学的言论和著作。司马迁说“《书传》、《礼记》自孔氏”确是事实，现存的《尚书大传》、《礼记》等经传确实保留了少部分孔子传经的内容，而其他大量文献则是孔门弟子的子学著作。现代学者均肯定，《小戴礼记》之《缁衣》、《中庸》、《坊记》、《表记》等被认定为出于《子思子》，《小戴礼记》之《乐记》出于《公孙尼子》，《小戴礼记》之《大学》、《曾子问》出于《曾子》。这些著作既可以看做是孔门弟子及其后学的子学文献，也可以看作是他们留下的经传文献，由此也可以看出儒家子学与经传的密切联系。

其三，是秦汉以来那些最后成书的儒家学者讲学和传经的言论。现存的“六经”传记之学的成型，基本上是在汉代。随着儒学地位的不断提高，儒学文献也日益受到重视，汉儒大量收集、整理孔子以来的各类文献，编成了儒学的经学、子学文献，其中的经学文献就包括了经文和传记。但是，汉儒在编辑这些不同文体的儒家文献时，也加进了自己的一些著作，其中一些著作还托名孔子及其门人。这样，在“六经”的传记中，其实还有相当一部分汉儒的文献。

通过对上述《周易传》、《尚书大传》、《大戴礼记》、《礼记》、《韩诗外传》、《春秋三传》等传记之学的分析，我们看到，孔子及其儒家后学一直在做合经文、传记、诸子为一体的儒学思想体系和学术体系的建构。在这个儒家文献的建构过程中，传记之学其实就是一种连接三代经典和春秋战国子书的重要典籍。

一方面，这些传记之学的典籍原本主要是孔子及其弟子们的个人讲学记录，这些个人讲学表达了儒家学者对历史与现实、文化与政治的个人见解，就其思想内容来说大多可以归类于子学文献。另一方面，这些传记之学的典籍从形式上由依附于经，作为与经典连为一体的文献，传记之学承担着解释经典、传播经典的重大使命，三代原典的本来意义、思想内涵，均是由这些传记之学来规定的。这样，以前所说的“经”与“子”的重要区别，“王官之学”与“士人之学”重要区别，先王的天下之治与士人的天下之道的重要区别，均被传记之学消解了。有了这些传记，人们不容易在儒学文献典籍中发现这一些重要区别。不仅是古代人不容易看到这些区别，现代学者也不容易发现它们的重要区别。

另外，对于儒家学者来说，他们通过传记之学诠释经典，实现了文化传承和思想创新的结合。那些直接诠解六经经文的传、记、序的文体，包括《易传》、《书传》、《礼记》的一部分、《乐记》、《诗序》、《春秋传》等，它们作为传记的主要文化使命就是诠解经文、转受经旨。而经过他们诠释的原典，其思想内容已经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我们会发现，《易传》、《书传》、《礼记》、《乐记》、《诗序》、《春秋传》等传记之学，一方面表达儒家鲜明的文明传承意识，他们希望上承三代先王的政治经验、道德理念、礼乐制度，使华夏文明发扬光大；另一方面则充分表达春秋战国儒家诸子的非常强烈的社会忧患意识，他们希望建立一套既合乎理想又非常务实的“天下有道”的人文世界。也就是说，这些直接诠解六经经文的传、记、序的文体，完成了一种将子学的思想创造与经学的文化传承结合起来的追求。

（摘自朱汉民《儒学的六经、诸子与传记》）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