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在热播中的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中,男主角孟烦了曾反复追问:“我们死后,谁还会记得我们呀?”反观现实,扪心自问,我们对先烈的缅怀和祭祀确实还很不够,甚至有些令人失望,比如,公祭先烈比公祭中华远祖逊色不少,国家也没有纪念先烈的法定节日和公祭体系,而有些烈士陵园竟然被商业娱乐场所侵占。
然而,缅怀和祭祀先烈却是中国文化的一大优良传统。屈原把慷慨死国难的人视为“国之殇”,而孔子也亟称“执干戈以卫社稷”的人“虽欲勿殇,不亦可乎”。“国之殇”就是“国之痛”和“国之哀”,其死时需要国人痛心致悼,其死后需要国人追思致敬,总之就是要使先烈“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只有这样,才能奖掖死者、激励生者,才能促使后人勇于为了国家利益和国家荣誉而战!
实际上,缅怀和祭祀先烈也是大多数国家的惯例。每年5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一是美国法定的联邦假日“阵亡烈士纪念日”。在这天,美国各州通常都会举行大规模的悼念活动,联邦政府则会在阿灵顿国立公墓向“无名英雄墓”敬献花圈——2008年5月28日,纳斯达克股市为“阵亡将士纪念日”特意休市一天以示纪念。作为世界上最年轻的大国,美国的做法令我们这个拥有数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泱泱大国相形见拙、自愧不如。
俄罗斯则可能是世界上最重视自己英雄先烈的国家,设有“卫国者节”(2月23日,也称“军人节”,俗称“男人节”)、“胜利节”(5月9日)、“独立节”(6月12日)、“十月革命节”(11月7日),以及“海军节”、“边防节”等众多节日。每当这些节日到来时,俄罗斯上至中央政府,下至各地各界,都会举行不同规模、不同形式的纪念活动,而位于红场的“英雄墓”前,更是圣火熊熊,永不熄灭。
我们固然不同意日本把战犯也供奉进“靖国神社”(原称“东京招魂社”),尤其是不能容忍日本国家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但也要看到,日本是一个在实际上奉“神道教”为国教的国家,日本绝大部分民众都认为“靖国神社”里供奉的只是“战死者”而已。不管如何,日本连战犯都能堂而皇之的纪念,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正大光明、庄严隆重地纪念本国为了正义而献身的先烈呢?此外,“靖国”一词来自《左传》“吾以靖国也”,而“招魂”一词则来自《楚辞》之《招魂》歌,“靖国神社”供奉战犯只是说明日本歪曲利用了中国缅怀和祭祀先烈的文化传统。问题在于,我们自己是不是有些忽视甚至是遗失了缅怀和祭祀先烈的传统了呢?
好在台湾还牢记着中国的传统。1969年落成的“忠烈祠”,是典型的传统中国式建筑,“忠烈祠”牌坊壮观肃穆,左右两边则分题“成仁”、“取义”匾额,祠内则展示着许多英雄烈士的遗照与事迹。因为历史和政治等缘故,我们对其“烈士”或有不同看法,但却不能否认台湾其缅怀和祭祀先烈的做法符合中国传统和国际惯例,而且给我们带来许多有益的启迪和借鉴。
为国捐躯的烈士当初都是抱着“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的心态奔赴疆场的。对他们而言,或许保家卫国只是尽些自己的本分——诚如冯玉祥将军当年挽悼佟麟阁将军时所说:“报国敢云天职尽,立身当与古人争”——未必会期望后人缅怀和祭祀他们。问题是,先烈可以这样想,但后人却不能忘记他们,因为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过去,而一个不知道尊重和景仰自己的英雄先烈的民族,是一个可悲的、无可救药的民族。
当然,近年来在对待先烈的问题上,我们也做出了不少可圈可点的举动,比如去年国庆节当天国家领导人凭吊人民英雄纪念碑,今年初又宣布将隆重迎回巴布亚新几内亚中国抗战将士遗骸,近来民政部又开始论证设立“烈士纪念日”等。这些举措都受到民众广泛的赞誉和支持,顺乎民意,合乎民心。因此,国庆节当天国家领导人凭吊人民英雄纪念碑应该成为定制,“烈士纪念日”应该尽快出台,而抛弃历史恩怨和政治成见,重新审视和定义近代以来英雄先烈的身份,特别是要在北京地标处设立“先烈祠”,更是不可或缺。
今年是建国六十周年大庆之年,举国欢庆之时不能忘记先烈,推行上述举措可谓正当其时。再过两天就是清明节了,“慎终追远”不仅要祭祀祖先,也要缅怀和祭祀为国捐躯的先烈。更主要的是,不仅要让先烈在形式上回来,还要让先烈回到我们的内心。所有的人参加公祭先烈活动是不可能的,但心香一瓣、遥祭先烈,却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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