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杰人：效仿李泽厚喝一声 该中国儒商登场了！

演讲者：朱杰人

来源：凤凰国学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十一月十二丙寅

          耶稣2016年12月10日

 12月10日，首届中华儒商论坛在上海开幕。上海市儒学研究会长朱杰人教授在开幕式上致辞，他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自己独特的、优秀的商业文化传统。儒商精神是华商精神的主流。中华儒商应当“为王先驱”，展现中国企业界的时代责任和精神风貌。以下为朱杰人教授致辞全文：

上海市儒学研究会会长朱杰人教授首届中华儒商论坛开幕式上致辞

2010年10月，李泽厚先生在与刘绪源的对谈中提出：“该中国哲学登场了”。他说：“我认为，后现代到德里达，已经到头了；应该是中国哲学登场的时候了。”他认为，西方哲学那种“狭义形而上学的哲学”，已经走到了头，而“与西方哲学相平行、既见共同性又见特殊性的‘中国哲学’”，却表现出“后哲学”强劲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李泽厚进一步指出：“海德格尔之后，该是中国哲学登场出手的时候了。我以前讲虽然海德格尔喜欢老子，但不应该拿老子来附会类比，而应该由孔子即中国传统来消化海德格尔。”

李泽厚先生讲的是哲学问题，其时，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崛起已经势不可挡，但是在文化、思想领域，却还处于沉寂之中。作为一个杰出的哲人，李先生可谓先知先觉者，他预见到中国思想文化的崛起（或谓觉醒），已是呼之欲出的必然。但是在经济学术思想领域呢？在商业文化、企业管理文化及中国企业家群体的觉悟与素养的领域呢？

今天，我想仿效李泽厚先生大喝一声（而不是“先冒喊一声”）：该中国儒商登场了！

儒商，这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商业与文化概念。很多儒商研究学者认为，“儒商”一词，在古代典籍中似乎无据可查，人们普遍认为，孔子的弟子子贡（端木赐），就是中国最早的儒商。“儒商”作为一个专有名词，究竟在何时出现，现在的研究尚未有定论。但儒商的存在却是公认的事实。如果“儒商”一词确实在古代文献中出现很晚，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一个很早就在民间流传的概念。它的历史应该非常久远。这是民间、是平民百姓，对一种具有某种特性的商人的褒奖之词。这是对非单纯以逐利为目的的商人的一种特别的赞许，因为这一类商人在逐利的同时，还有一些别的特点——以儒家的价值观指导自己的商业行为。

所以，儒商，不是一个简单的商业现象，更是一个文化、哲学现象。

中国的商业文明虽发生、发展得很早，但是受儒家文化重义轻利，及农耕文明重农抑末制度设计的影响，发展缓慢。然而，从重义轻利到义利整合，从重农抑末到农商兼举，中国的商业文化一直在沿着自己的道路调整、创新、发展。资本主义的出现阻断了一条中国自己商业文化发展的道路，而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却以完全与中国文化相反的道路——唯利是图、利润最大化，把中国式的发展模式挤压得几无生存的空间。当然，期间也有儒商，但那只是个别的现象，而非一种被普遍认同的模式、形态和理念、理论。

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最早也最自觉地运用儒家理论与价值观管理、运营商业并形成一整套儒商理论的成功范例，出现在日本。其代表人物是涩泽荣一。他的著作《“论语”与算盘》成为近代日本的“商业圣经”。现代儒商出现在日本，不是偶然的。日本是东方诸国最早实现现代化转型的国家。它的经济发展全盘西化，商业文化完全实现了西式的，亦即现代资本主义的模式。全盘西化及全盘的资本主义化，使日本的经迅速发展，成为亚洲唯一一个能与西方国家同步发展的东方国家。但是，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也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了与日本这个具有浓厚儒家文化印记的国家和社会的冲突与违拗。涩泽荣一是一个先知先觉者，他看出了其中的玄机，他希望用儒家的思想与学说对冲资本主义。于是，这才给了儒商文化在日本生存的空间。但是，应该看到，儒商文化在日本的商业文化中并不占统治地位，它的主流依然是资本主义的固有形态。究其原因，这是日本文化保守主义和功利主义，决定了它对外来文化的态度从来就是“用”而不是“体”。对西方文化如此，对儒家文化也是如此。但是不可否认，对于儒商在现代社会的认识、实践与研究，日本比我们早，比我们深，所以近现代以来，日本一直握有关于儒商研究和实践的话语权。

李泽厚先生在吆喝中国哲学登场时，表面上看，他关注的是中国哲人的“觉醒”。实质上，他关心的是中国文化、中国传统的“自觉”与“自信”问题。在2010年代，他还没有底，他说：“现在似乎是时候了？也许还太早了一点？也许，需要的是编造一套西方哲学的抽象话语，否则就不算‘哲学’？是耶非耶，我不知道。”这里，我不谈哲学问题，如果说哲学还需要时间的话（其实，哲学也已经是到时候了），那么，经济早已经到了“中国时间”。试问，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家，凭什么还说不到时候、不够格呢？既然中国的经济已经是世界第二，那么还有什么理由不让中国的企业家们登场呢？

当然，这里有问题。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我们的崛起基本上是沿袭资本主义的模式。于是，资本主义的各种弊端也在中国的大地上集中爆发：信仰危机、道德危机、环境危机、贫富危机、腐败危机等成为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大绊脚石。梁漱溟说，中国文化是早熟的文化。中国的文化也许无力解决人类尽早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但是中国文化却早已为后现代化提供了足够的智慧和资源。这就是中国儒商现在应该登场的原因。诚如李泽厚所言，中国哲学是与西方哲学相平行、既见共同性又见特殊性的“中国哲学”。就普遍性而言，它是“哲学在中国”，就特殊性而言，它是“中国的哲学”。同理，中国的儒商文化是与西方的商业文化相平行的一种文化，它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可以补西方资本主义商业文化之缺，这就是“中国儒商”。但是，他并不违背商业的普遍原则，所以，他又是“商业文化在中国”。

人们在研究、总结发生在上个世纪的亚洲经济奇迹（所谓“亚洲四小龙”）时，无不肯定其中儒家文化的因素。那么，中国的经济奇迹与儒家文化有没有关联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我们看那些最成功的一代企业家，如张瑞敏、董明珠，他们无一是盲目照搬西方模式取得的成功，而是融入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元素。其实，这种现象更多地表现在数以万计的那些并不知名的中小企业家中，他们中不乏自觉地以儒家文化为基因，指导自己的商业行为，管理自己的企业运作，有些干脆以儒商企业自许。可惜的是，我们的学术界、理论界不屑于关注这一类“形而下”的问题，以致我们的企业家们只能在繁杂的商业打拼中盲目的、盲人摸象般地求索。这是中国学术与理论的悲哀。现在应该是改变这一状况的时候了。

中国经济的崛起，必然伴随着文化的崛起，文化崛起的先决条件是文化的“自觉”与“自信”。李泽厚先生说：“我先冒喊一声。愿有志者、后来者闻鸡起舞，竞创新思，卓尔成家，走进世界。”他说的是哲学，那么，商业呢？商业哲学呢？企业文化呢？经济理论呢？管理哲学呢？或者说“后资本主义”呢？不是应该落在中国哲学、中国文化、中国学者们、中国企业家们的身上了吗？

愚以为，中国儒商“为王先驱”，乃应然而当然也。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