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与算盘》中译本序

作者：秋风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表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十一月十五日己巳

           耶稣2016年12月13日

想来，即便未曾读过，很多读者听过“《论语》与算盘”这句话，并知道其出自日本人之口。

因为，过去四十年的中国，在政治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举国民众自然以谋利为人生第一要务，因而，工商业快速发展，市场秩序逐渐形成，国民的财富普遍快速增长。而接受过一定教育的人，在此时代，难免隐然有一疑问：中国悠久的儒家文化传统对市场发育、对工商业发展，究竟有什么影响？有推动作用？两者兼容而相安无事？或构成障碍？尽管包括儒家在内的中国传统，在二十世纪遭受一次又一次猛烈冲击，但只要内自省或略微观察一些周围之人、事，即可知道，传统仍在，儒家仍在，那么，怎么对待儒家？

如何对待儒家传统的问题，困扰中国人已有一百多年，只不过，二十世纪上半期，人们关注儒家与科学、民主之关系；最近几十年年的经济主题，让焦点转移到儒家与市场、与资本主义之关系。

当然，这问题不仅存在于中国，一百年前的日本精英，同样为此所困扰。《论语与算盘》所收录之文字，正为回答这一问题而说、而作。而本书书名十分醒目，其内涵远超中国研究、甚至发展儒家思想之学者的视野之外，而触及中国爱读书、愿思考之企业家的敏感点，故此书一经翻译传入中国，颇有洛阳纸贵、人人争谈之势。

涩泽荣一：《论语与算盘》

对于困扰大家的问题，涩泽荣一的回答干脆利落：在儒家文化传统深厚的国度，如日本，更不要说中国，企业家的正确姿态应当是：一手握《论语》，一手握算盘。他认为，儒家文化可有效地支持现代工商活动，现代企业家要取得成功，就不能抛开《论语》，而应当灵活运用《论语》所阐明之修身、做事之道。涩泽荣一对此有多个层面的论述，读者自可寻绎，此处不贅。且本书文字录自涩泽荣一晚年演讲，老者闲谈，世事洞明，而文字平实，娓娓道来，随手翻阅，即可受益。

另，读者千万不要以为，对《论语》，涩泽荣一只有基于人生实践之常识性体会，实则他曾从多位名师精研《论语》，并著有《论语讲义》，颇具学术品质。可见，涩泽荣一对《论语》这本大书，能知而又能行，既有学术理解，又有商业、社会事业上的重大事功，在现代东亚儒家文化圈中，相当难得，甚至可以说是独一份，至少在中国，迄今，我们还找不到学术与商业兼能之士。

那么，如何理解涩泽荣一之历史地位？下面笔者提出两个人物，与涩泽荣一对勘，或许有助于读者思考涩泽荣一之立场和本书之论述。

第一个人物是张謇（1853-1926年），比涩泽荣一年轻十几岁，两人身世、经历和所处时代，颇多相似之处。张謇出生于富农兼营商业家庭，接受过较好教育，并积极参加科举考试，屡次失败，乃入幕为宾，不过最终仍能中状元为官。涩泽荣一出生在武士归农的豪农兼营商业之家，自幼接受过很好的儒家经典教育，曾被迫加入幕府，而后参与明治维新，在大藏省为官。

张謇

不过，与一般士人不同，在官场腾达之门打开后，两人都激流勇退，辞官从商。在士人一般认知中，商业的地位当然低于从政，但两人对自己所处时代之历史主题，均有异乎常人之深刻认知：西方列强之所以能够进逼东方，乃因其国家“强”，国强之基础是“富”。中国、日本欲摆脱困境，不能不求“富强”，至关重要的工作是发展实业，建立现代工商业体系，以与列强竞争。故其从商之动因，截然不同于一般商人，而有明确的政治意向。

两人在大变局中为中日两国奠定了现代“士商”传统。传统社会有士、农、工、商四民之别，仔细观察历史可见，至少在中国，士、农、工、商不是僵化的经济、社会等级之分，而如钱穆先生所反复指出者，它只是职业之别，人可在其间自由流动，如农家、工商子弟通过接受教育即可为士，或曰“士君子”，知仁道，明礼义，则可以身作则，领导群伦，可以是入仕，也可以是领导社会自治。

就此意义而言，士其实是一种独特的品质，即便身为农、工、商者，也可有士之品质。《白鹿原》之白嘉轩，可谓之“士农”，其职业为农民，却有士人品质；又如，古代有“儒商”，子贡可谓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儒商，《史记·货值列传》所记战国、秦代之杰出商人，多为“士商”，也即，其身在商场逐利，却又士君子之德行。

陈忠实：《白鹿原》

张謇、涩泽荣一本身在此士商传统中，而又因应时代变化，予以转进，最为重要的是把自己的实业规划置于国家富强之框架内。本书中，涩泽荣一反复告诫工商业者和青年，当有公共精神，以自家事业服务于国家之富强。由此可见，至少在中日这样被迫卷入现代化国家，“国家主义”（nationalism）无往而不在，但两人又都坚持工商业相对于国家之独立，因为他们深知官僚化之弊端。他们显示了士商精神在现代化过程中之基本心态：用自由市场机制发展工商业，而服务于国家富强的大目标。惟有士人，基于其责任意识，才会把自己置于这一必定艰难的两者兼顾之格局中。

支撑其宏大抱负者，正是士君子之志，源于其儒家教养。值得注意的是，张謇似乎很少论证研读《论语》或其他儒家经典对于经商之重要意义，盖因其所在时代，社会整体尚未怀疑四书五经之权威。涩泽荣一在这方面则着墨甚多，故有《论语》加算盘之绝妙说法。在现实中，张謇其实也是这样做的，故其经营企业和从事公益之行为，与涩泽荣一相当接近；只是，张謇用不着言说，涩泽荣一时代的思想政治气氛，则让其不能不起而为《论语》辩护，因为在当时日本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中，《论语》是中国的。

由此不能不提及另一人物，他与涩泽荣一同时代，在中国影响极大，而两人对儒家的态度，完全大不相同，此即福泽谕吉（1835-1901年），比涩泽荣一年长五岁，当然主要作为思想人物。

福泽谕吉

日本国民的观念、价值体系比较复杂，儒家思想曾在精英的精神世界中据于比较重要的位置，与涩泽荣一同时代、主导明治维新之大人物，差不多都接受过较好的儒学教育。然而，也正是这些人物，在文化意义上的明治维新中，逐渐与儒家渐行渐远。福泽谕吉最为典型，并以理论系统表达出来。

明治维新与中国受日本刺激而展开之戊戌维新、清末新政等事业，旨在模仿打败中日之西方列强，建立“国民国家”，或曰“民族国家”（其实是同一个英文单词nation-state），故有民族主义之兴起。基于日本民间宗教之神道教，正成熟于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气氛中。

日本精英立刻面临一大难题：如何对待儒学？儒学已深入日本，但毕竟，儒学来自中国，而当时的情势是：尊奉儒学之中国正处在严重贫弱状态，尤其是，其现代化进程滞后于日本。

正是这一复杂背景，方显涩泽荣一之难能可贵。他未把中国之贫弱归咎于孔子，也为因此否定儒学之内在价值。在涩泽荣一看来，《论语》阐明为人处世、社会治理之大道，也是常道，不因中国一时之贫弱而失效。《论语》以汉字写成，孔子是中国人，但其中之道却是普遍的，并且是始终有效的，哪怕到了现代，即便中国现在贫弱。

然而，当时日本有此见识者不多，大多数人因中国之现状，而对儒学有俯视、轻视乃至蔑视之情。福泽谕吉即是如此，其对儒学之态度集中于其流传甚广的《文明论概略》。在此书中，福泽谕吉照搬西方流行之文明等级论，划分当时世界未三个等级：西方处在最高等级，是文明的；中国、日本等国家是半文明的，也就是半野蛮的，据于中间；非洲、大洋洲则是野蛮的。据此，福泽谕吉呼吁日本“脱亚入欧”，也即，脱离落后的儒家文化圈，学习先进的西方文明，争取进入西方文明圈——可以说，百余年来的日本确以进入西方俱乐部为荣，这也正是今日东亚无法形成稳定秩序之症结所在——因为，日本之心不在东亚。

福泽谕吉：《文明概论略》

既然如此，日本不能不放弃儒学，即便他本人早年所受教育主要是儒学教育，即便儒学早已在日本之体中矣。福泽谕吉多次尖刻批判儒学，其各种批评意见对后来留亡日本的中国学者如章太炎及其周围的年轻留学生如周树人、钱玄同等人，产生较大影响，新文化运动之诸多激烈反传统观念不少来自福泽谕吉之类日本人。这些日本人本来受过儒学教育，但为建成日本为现代民族国家，而有摒斥儒学之志，表面上，因为儒学是落后的，内里，恐怕另有隐衷：儒学是中国的。

福泽谕吉更进一步。十八世纪后期，西人之文明等级论与历史进步论相遇，西方国家相信，自己作为文明国家，享有征服野蛮族群之权利。福泽谕吉把这种强权政治逻辑运用于中日之间：日本积极学习西方，在现代化建设方面逐渐超出中国，文明化成效显著，故享有征服中国、以使中国文明化之权利。而中日之间悠久、深刻的文化联系让，反而这一权利的行使更为紧迫：日本曾受惠于中国文化，故推动中国文明化，简直成为率先接受现代文明的日本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基于这一道德责任，不少明治思想政治人物支持晚清中国变法，但同时，在他们心中，征服中国之野心也日益滋长。

可以说，福泽谕吉为明治维新以来日益发育、成熟之日本军国主义，提供了强有力的文化、道德论证，而这一套思想的起点，则是放弃内在于日本之儒学的决心。反之，由本书零散可见，涩泽荣一对日本之军国主义思潮和政治始终保持戒备。对儒学的态度，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日本精英的世界观。

这一点，对于我们今日思考中日关系，颇具启发意义。涩泽荣一、福泽谕吉活跃的年代距今已逾百年矣，百年中，中日关系充分纠葛：先是日本不断侵略中国，而最终为中国打败；此后，以歉疚之情，日本积极支持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但到二十一世纪，随着中国经济实力超过日本，中日关系迅速趋于冷淡。

其中一个重要表现是：今日中日之间的思想对话，近乎没有。这可能是因为，双方找不到对话的共同语言了，从政治上、甚至从文化上，日本确实已经实现了福泽谕吉设定的目标：脱亚入欧。而中国在经历了文化上的自我去中国化之后，已经走上回归之路，尽管还只是开头，精英们尚未儒化。于是，当中日两国思想、政治人物坐在一起，他们的共同语言是什么？至少我本人对此茫然。谈西方思想吗？

念及此，我有点好奇，在今天的日本，《算盘和论语》这本书还有多没有人读？涩泽荣一、福泽谕吉生活的时代，儒家在日本精英群体中还有较大影响，故其不能不认真地处理儒家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那么今天，儒学在日本还有多少？日本精英愿不愿意认真对待《论语》？今天还有没有涩泽荣一式政治、商业领导者？

当然，“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作为中国人，我们首先应当问自己是否愿意认真对待《论语》？这本书受中国读者期待期待一事似可说明，孔子对今天相当数量的中国人而言还是外在的，所以还需要借一手《论语》、一手算盘这样的命题说服自己肯定孔子，接受儒家。惟有当孔子内在于我们的文化生命，我们才有资格讨论儒学在日本的命运和前景。到那个时候，和平、繁荣、文明的东亚秩序才是可以企及的。

也就是说，今天，在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重读涩泽荣一先生这本书，我们的关注点恐怕不应局限于儒家文化是否有利于经济这样的问题范围，而应当在一个更高层次上思考，《论语》能否成为中日两国善意联结之纽带？儒家文化能否有助于塑造东亚良好秩序？

蒲城姚中秋于丙申仲秋

注：[日]涩泽荣一著，论语与算盘，高望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11月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