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德之德将统治活动的本性定义为限制性的,而不是证成性的,它并不指向被统治者的各正性命,而只能为之提供秩序条件。由于天下是天下人物多元性与差异性的复合体,这使得天下如同天那样是不可测度的,无法以同质化、单一化的形式加以规整,因而统治者必须具备“立乎不测”的品质,以向天下开放自己,以“虚”己的方式成全天下之“实”。
“生活”作为一种向上的创造,其动力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期被系于意欲,但1950年代以后则被系于理性。理性不同于注重分别的理智,而是在生命要素(如知-情-意、理智-情感等)的平衡力与统一力。理性才是生命之所以具有活力、人之所以能够创造文化宇宙的根本。
船山哲学中的“自然”意味着一种与“人为”不同的自发性运作方式,它无法为人的知能所穿透,也不能被理解为作为根据的终极因或造物主,而是一种自发性、自本自根的以自正性命为指向的秩序,后者指向一种在终极层面无为自然的宇宙观。
船山哲学中的“自然”意味着一种与“人为”不同的自发性运作方式,它无法为人的知能所穿透,也不能被理解为作为根据的终极因或造物主,而是一种自发性、自本自根的以自正性命为指向的秩序,后者指向一种在终极层面无为自然的宇宙观。船山以人之天、物之天、天之天三个概念将自然区分为人的自然、物之自然与宇宙之自然三个层面,人的自然规···
以思辨形态构建“普遍历史”的努力,不可避免地导致以下问题:历史目的与历史主体的断裂,使得历史本身脱离了具体个人的生存;历史中的生存本来是参与性的,但在普遍历史构思中具体个人反而成为旁观者;由于历史体验中的无常感受被等同于意义虚无体验,历史意义于是被构思为来自超越性的历史目的之植入,因而历史中的生存被贬抑为一种克···
梁漱溟从儒家思想视角“翻转”西方的世界历史叙事,给出了世界历史从西方进展到中国的方向,以给出中国文明的世界历史意义。他不是从黑格尔式的自由理念出发,而是将世界历史展开视为“天下归仁”的实现。这一套世界历史叙事建基于中、西、印三种不同人生态度、三种基本问题与三大文明类型之相应结合的基础上。
荀子所处时代,乃是雅斯贝尔斯所谓的“轴心时代”,中国思想开始了“精神突破”,并以此为“轴心时代”奠基,而突破的核心是从以帝王为中介的“宇宙论帝国秩序”向以圣贤为担纲者的“精神秩序”的结构性转变。在具体秩序内容上,这一转变意味着从“治出于一”(“治”“教”的浑沦未分)到“治出于二”(“治”与“教”的分化)。
治、教二域遵循不同的原则,即“王者尽制”与“圣者尽伦”:“尽制”遵循下行性的防御原则,不直接以导人向善为目的,但却必以止恶为首要目标;“尽伦”遵循上行性的引导性原则,借助教化激发人的向善、向上的激情,圣贤生命人格的榜样示范作用就是教化的基本形式。在以上视域中,性善论作为内在而先天的原则,应当被勘定为教统的人性论原则;···
“治出于一”的秩序图景在春秋战国被“治出于二”的结构性变化所取代。仁的思想之出现为人体小宇宙直接与天相通,而不必经过礼法秩序的中介提供了可能性。圣人形象作为人伦的最高体现,构成了教统领域的最高代表,而且被视为世俗权力无法予夺的“天爵”,从而开启了教统独立于治统的意义。
中华文明历史观的核心,不是脱离历史事件构造历史的概念,也不是诉诸历史过程之外的终极目的,而是强调“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这样的历史观,不是追求脱离质料而仅仅诉诸形式的绝对普遍性,而是强调即事以见理的具体普遍性。
“天下为一家”即“以天下为家”,即是对礼运“天下为家”的内涵的理解,“天下为家”被视为极高的政教成就,无论是三代的六君子,还是这里所谓的“圣人”,都意味着《礼运》中与“大道既隐”关联着的“天下为家”,仍然是《礼运》作者的崇高政教理想,而绝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以一家一姓为主体进行的专制独裁之“家天下”。
亨廷顿将“普世文明”话语的本质视为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又被他视为西方文明的特产,因此,意识形态对文明的替代或其去文明化趋向,就成为西方文明的危机特性。由于近代以来的西方影响了所有文明体,因此,“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现象所传递的文明危机也成为人类面临的普遍性危机。
《庄子•逍遥游》中的“尧让天下与许由”的故事有其深刻的寓意,它关联着对自由主体与自由秩序的理解,但历代对之的解释颇多分歧,这一分歧集中在对尧与许由二人的态度上,历代的解释可以归结为扬许抑由、扬尧抑许、尧由俱抑、尧由俱扬四种类型,在对对四种态度做出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立足于郭象哲学对扬尧抑许、尧由俱扬的综合,而···
杨国荣先生的具体形上学,拒绝了各种抽象的形而上学,拒绝了本质主义的儒学;在世界哲学视域中,在儒学的当代发展的脉络中,具体形上学乃是生成中的儒学,是接续儒学从中国的哲学到东亚的哲学再到世界哲学的发展的最新成果。
道德生活在伦理秩序中客观化、现实化,并以调节者而非构成者身份参与伦理秩序的生成,同时也对陷落的伦理生活提供抵抗与转化的资源。伦理秩序以身份或角色的名义,发动对人的动员,其目的在于以规训的方式把个人转换为共同体的成员,对政治社会而言则是“化”人为“民”;与之相反,道德所要求的则是超越具体社会身份与角色的完整之“人”。
哲学具有地方性与世界性,作为文明论的现象,具体的哲学总是历史地与特定的文明形态关联在一起,它不仅出于某种文明体,而且也具有对文明体的承担意识。由此可以构筑一种具有历史纵深与文明厚度的哲学概念,与纯而又纯的追求彻底形式化的哲学相比,可以说它是一种“厚的哲学”。
就政治社会的功能而言,国学可以凝聚国家认同、文化认同,凝聚人心,增强民族共识。读个人而言,国学的不少方面可以帮助您安顿下来,有某种归宿感。
现代学者往往以“太虚即气”作为最能体现张载《正蒙》形上学性格的典范论述,而张载哲学中的本体被固化为太虚,气本论与太虚神体论等等都是对太虚本体的解释。但很少有人注意到,《正蒙》确立的并非静态的实体化本体,而是动态的从太虚到乾坤(天地)的本体论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太虚之天乃是“清虚一大”之天,作为理气浑沦未分者,它意···
从中国思想奠基的意义来看,孔子及其集团与六经乃是最为重要的事件。孔子及其集团通过对六经的整理,一方面总结了上古政教遗产,类型化地区分了帝、王两种政教史观,另一方面又开辟了治教出于二的新格局。三代王制对于中国思想奠基的意义必须通过孔子之道才可以理解。孔子集团从三代之法中提炼出三代之道,对西周王制的总结而建立的“···
王国维自视其《殷周制度论》为“经史二学的大文字”,但其“藏经学于史学”的进路一再被遮蔽。本由史而经,由观堂先生而上及历代诸儒,对西周王制要素的继统法、封建、禘礼,尤其是宗法等,进行了详实而具有系统的阐发,试图在规模、广度与深度上呈现西周王制的基本架构、制度基础、精神原则、理念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