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锋】“时代人物”与“传统人物”的分野 ——钱穆对两类“学术人物”的评价
钱穆先生在《学龠》一书的《谈当前学风之弊》里面，提出了“时代人物”与“学术人物”，或者说“时代人物”与“传统人物”的区分。有些人物只是在时代当中叱咤风云，一待风气潮流变化，就随之销声匿迹，而有些人物可以称得上或者说最后成为传统性、学术性人物，当时或许不显，却会对历史产生持续的积极影响。
任锋著《共和立国与治体新论——钱穆历史政治学研究》出版暨后记
本书在对钱穆论著进行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围绕大一统、政教关系和历史政治学进行了深入探讨，指出“复古”和“西化”都不可能成为现代立国的实践立足点，应当在共和立国的大方向上来看待传统与现代性、中华文明与外来文明的关系，在大一统现代升级的视野中来理解晚清以来的变革、战争与治理。可以说，治体新论是在开放吸收中西传统启示的脉···
【任锋 雷升伟】参与型公天下：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的宪制筹划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是一部有系统性宪制筹划的立国文献。他所调动的资源除了思想史和制度史以外，还包括历代政治经验。学校建制对政治实行全面领导，但在治理意义上又与后者构成一种二元体系，最终形成了以学领政的政教或政学一元而治理二元模式。黄宗羲实现了秩序理念上政治方案的替换以及宪制性调整，而参与型公天下在实践中发生···
【任锋】文明冲突，还是文明化合?——从钱穆礼教论省察亨廷顿命题的困境与出路
针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国家认同论，能否提出基于中华文明的系统性、批判性思考在新时代愈发显示出切要性。钱穆从宗教学切入中外文明比较，特别注重阐发与心教相为表里的礼教论，将其置于文明类型说的立国政教视野中加以鉴别，预示出亨廷顿命题的一个替代性思路。
【任锋】《先秦政治思想史》的“百年孤独”
作为百年中国政治思想史书写的开端，这本著作难免是孤独的。鉴于对现代性精神中罪恶灾难的警醒，它没有将权利观念、斗争哲学和国家主义奉为圭臬法则，而是在文明根源上试图为诸神之争泊定天人性命的仁义原点，真可谓“何妨举世嫌迂阔”！
【任锋 沈蜜】立国传统中的礼法与立事：以苏轼治体论为中心
苏轼对宋代政治中任法特征的批评，显示出来自治体论传统的思维启示，这一点从他对贾谊、陆贽之学的推重中可以得到印证。任法与任人的治体类型辨析，对应着苏轼关于三代、汉唐与宋代历史政治的解读，蕴涵了一套由公私政治原则、政治主体养成、职官法度及治理绩效所构成的治体逻辑。
【任锋】大转型的光与影之子：追思张灏先生
他在前人思想的延长线上继续诚挚地思考：除了在物质上的近代化以外，近代中国知识人能否引领知识与观念的革新？在传统和现代之外，找到自己的精神归属，并开拓新的公共领域？
【沈蜜 任锋】制度为什么是通的——作为政书范例的《通典》与国家治理传统
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政制被纳入专制政体的范畴类型之中，经受了偏于消极的评论。而作为政书范例的《通典》显示，中国传统强调政制的古今兼容性和系统融合性，同时又与立国原理相配适，制度演进离不开这三方面的配合与制约。
【任锋】大国礼治何以重要?——政制崇拜、治体论与儒学社会科学刍议
中国政治制度围绕大一统秩序形成了系统与古今两个维度上的通贯性，我们应从宪制体系中审视其得失利弊，注重治体论对于政治主体、政治原则和制度方略三者关系的均衡安排。钱穆由此对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权力、制度、组织和理性化等要素展开了深刻反思，显示出传统转型中基础原理层面的替代性路向。
【任锋】大一统与政治秩序的基源性问题：钱穆历史思维的理论启示
钱穆强调“一统”和“多统”是中西政治传统的基本差异，主张在通史基础上透过历史政治传统的实践性阐释来揭示大一统的系统涵义。钱穆的研究揭示出，秦汉以前与之后两大时期历史代表了大一统的两个形态，各自包含国家形态与政教机制两个层面。文化地理、经济生活方式透过族群聚合而形成的国族认同表现出强韧的传统延续性，而政制文教在因承···
【任锋】待解放的先知与被重构的传统 ——在现代脉络中辨识钱穆
时代人物与传统人物是钱穆在品评现代学人时提出的一个基本区分，意在强调历史人物的时代贡献需要放在更为长远的立国传统中加以衡定。受此启发，我们对于钱穆的理解，应该兼顾传统性与时代性两面。只有建立起钱穆思考与时代问题的有机联系，我们才能领会其思想的先知性启示。
【任锋】论作为治体生成要素的民心：一个历史政治学的分析
为了克服政治衰变中的民心失范，优良政治的出路在于构建起一个包括政治原则、制度方略和政治主体三要素的治体。立国思想家强调政治家相对于行政官僚、治民心（教化）相对于治民事、经制纪纲（礼治）相对于刑罚威权、更化相对于变法的一系列优先性。这代表了对于政治事务的一种规范性理解，它伴随历代立国实践不断得到检验与重构，形成···
【任锋】“历代政治得失”的微言隐义
《历代得失》讲演政制史，理论表达较为节制，但应对制度崇拜的意图不难辨识。现代政治固然要吸收西方精华，却不必也不能与自身传统一刀两断。积累四五千年的文化—政制传统，对于现实当下的影响往往远大于今人估量。适合现代中国的政制形态，不会从天而降，而是要真能扎根于这片大地。
【任锋】修齐治平，才是大学——在2020-2021学年新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孔子则讲求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次第，修齐治平，才是大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把学问扎根在中国大地上，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政治学是经世致用的大学问，通人通儒的“通”就在调动一切知识资源来追求共同体的公共福祉。希望大家在人大有更深的体会。
【任锋】历史政治学的双重源头与二次启航：从梁启超转向到钱穆论衡
新文化运动代表的旧启蒙主义，激励并启发了现代中国的文化与政治大转型。众所周知，梁启超是这一大转型的中心人物，深刻影响了晚清以来的思想界和知识界。我们关注的问题是，梁启超与历史政治学之间存在什么样的相关性？对于这一问题的领会，也蕴涵了对于历史政治学这一学术构想的自我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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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锋】共和的政教之维：梁启超论题与钱穆道统说的三个面向
现代儒者钱穆着眼于中国政治传统的悠久智慧与文化体系的根本原理，力图在启蒙革命主义之外阐发对于道统和治统的别样诠解。道统作为立国根基的精神信念共识，本身蕴涵了中国文明基于天人相合原理的政教秩序构设，进而与治统形成了相维和相制两种基本关系。在思考现代共和立国问题时，钱穆超越了梁启超论题将道统与君主专制牢固绑定的政···
【任锋】放逐君主与“以儒立国”
《明夷待访录》将宋学变革思维发挥得淋漓尽致，它的非历史论理气质使得治体构想能够截断众流，别开天地。这一别开天地，建立在抽掉现实立国传统本末的基础上，在转向未来的时刻倚靠的是一个虚无化的历史世界和完美化的经学典范。
【任锋】作为立国思想家的吕祖谦学人群体
学者追溯经制事功学的兴起，多注目薛季宣及其弟子陈傅良。同时期的另一个浙东大儒吕祖谦，学术以博雅通达著称。实际上，讨论经制事功学与治体论的近世勃兴，吕东莱在其中扮演着薛季宣以外的另一个源起性角色，在作为立国思想家的浙东儒者群中无疑是一个影响更为重大的中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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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锋】再造家国：治体论与近世秩序的公共性和法度化
现代立国之道有赖于对传统宪制要素的激活和扩展。与既有社会之民情、道德、礼俗相悖、乃至敌对的宪制模式，不会生成秩序性的生命活力，相反会造成整体社会的紊乱动荡。在深受诸种现代意识形态纷扰的转型中国，具有纵深视野地透视治体代兴，深入提炼我们的宪制传统，将是共和政治走向心智成熟的必经之道。
任锋著《立国思想家与治体代兴》出版暨后记
治体论在中国政治实践中积累既久且深，最能体现传统关于政治体系思索的意向和重心。它从一种零散模糊的言说转变为自觉而精密的观念形态，得益于宋学由变革思维向立国思维转进的精神洗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