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一生从事教育,历任多所大学教授,著述等身,弟子遍及海内外。钱先生一生学问,有其皇皇1700万字的近百部著作可以为证,而其一生事功,不妨说尽在新亚书院。欲了解新亚书院的历史,有两本书可供参考,一是《新亚遗铎》,一是《师友杂忆》。
“书院梦是学术梦,贯通文史哲;书院梦是文化梦,出入儒释道;书院梦是教育梦,关系你我他;书院梦还是民族梦,承载家国天下。”这是我对书院发展的一个粗浅理解。今天的书院发展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良莠不齐,泥沙俱下。基于这样一种现实,我对书院有以下这三点反思:一思大与小,二思新与旧,三思进与退。
癸卯雜詩秋冬卷(九首)
说到魏晋风度,当然离不开药与酒[1]。有意味的是,药与酒,虽都是诉诸口腹之欲的身外之物,最终却极大地影响了一个时代的精神状况。一方面,这当然与魏晋特殊的政治社会生态有关,另一方面,也可视为思想领域中诸如“形神”“内外”“情礼”“名教自然”等的紧张关系,在士人心态和行为方式上的折射和投影。
慈济之志业对于儒学现代转换之路具有如下启示:首先,应从经典教育入手,培养民族文化正信。其次,应将儒学核心价值与人类普适价值对接,积极应对全球化的时代潮流。第三,儒学应从学院走向民间,从义理走向实践,从心动走向行动,将“良知”转化为“良能”。“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傅斯年曾经发表过一个观点。他说:“想知道中国家族的情形,只有画个猪圈。”(《万恶之原》)鲁迅也说父子之间没有什么恩:“饮食的结果,养活了自己,对于自己没有恩;性交的结果,生出子女,对于子女当然也算不了恩。”(《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些话听起来很深刻,其实流弊很大。因为它仅仅是一个基于生物学意义上的事实判断,而···
杜诗之所以难读,盖因其诗中有“学”,诗中有“道”,诗中有“神”;这三点,恰好对应着杜甫作为学者、儒者、诗人这三种文化身份认同。学者杜甫虽不以经学立身,却有着深厚的经学修养;儒者杜甫的圣贤志向和醇儒抱负,成就了杜诗的思想深度和诗学高度;诗人杜甫则“经学与诗学并重”,通过“以《诗》入诗”“经史并用”“以道运诗”的诗学创造,开出···
乐广此说在中国思想史上意义重大:一方面,它是对魏晋玄学“名教与自然之辨”的现实回应,从中可见乐广在“贵无”与“崇有”的二极论争中,秉持的是一种不偏不倚、折中调和的中道立场,体现了他对儒家“名教”中“内圣”境界的体认和捍卫;另一方面,此说还直接启发了宋儒对“孔颜乐处”的探寻,丰富并提升了宋明理学中“名教之乐”的思辨品格和形上···
鲍鹏山的文化身份定位和学问趋向的变化过程,我可以说是当仁不让的目击者和见证人。读者可能有所不知,古典文学出身的我之所以心仪儒学,很大程度上离不开鲍鹏山的引领和启发,在长达二十年的交往中,我们切切偲偲,同道同行,其中愉悦诚非言语所能道——也许,这就叫“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儒家的身体观不是个人主义的而是整体主义的,不是生物意义的而是生命意义的,是一种蕴含人文价值和道德生命的身体观。其核心精神不是别的,正是爱。自爱便是爱亲,反过来,爱亲也就是爱己啊。
本书通过逐篇、逐章解读《论语》文本,吃透原典,全面讲述夫子之道,凸显儒家思想精义与核心。全书分为“经文”“新注”“新译”“新识”四部分,既精准注释了字词,又疏通了每一章的文义,在此基础上,收集和比较诸多资料,对《论语》的篇章结构、人物关系、疑难问题给予深入浅出的分析,立体呈现《论语》精华。
对于孔子,大多数人停留在中小学教科书或百度百科的认识上,即所谓“三家一人”说:“三家”是说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一人”呢?
“文学史”本来就不是文学,而是“关于文学的历史”,不可能过分表现对文学的审美和感悟。反过来,“对文学作品的欣赏如果写得好,倒有可能成为文学。正如一个学者不能有“知识的傲慢”一样,我们也不能因为自己文学的鉴赏能力强,就产生一种“文学的傲慢”。
感谢孟母堂举办这次活动,让众多朋友都能线上相会,漫谈读经教育。其实,对于读经教育,我自己是“卑之无甚高论”的,只不过有十几年感同身受的体会而已。所以今天我分享的只是一些个人感想,仅供诸位交流研讨的朋友们参考。我要讲的话题可以称作——“读经三问”。
我还想表达一点,我很佩服方老师以“治道”为对象进行课题研究,我想他其实有一个抱负,就是想对当今的“治道”研究进行“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家都知道,现在我们文科的研究多数都仅仅停留在象牙塔里,很多成果没有办法进行转化,所以“治道”能不能转化恰恰就是一个问题。
当空间性的身体作为一种大体不变的常量而存在,时间性的身体必然会以变量的方式存在,并表现出判然有别的代际特征。这时,作为总体的人的“精神状况”,便比作为总体的人的“身体状况”,体现出更多的价值感——尽管有时候,这种价值感是以对“身体状况”的无视为代价的。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国学与国魂》,是郭齐勇先生近三十年发表的40余篇文章的结集,其中,既有贴近时代、议论风生的随笔杂感,也有对症下药、擘肌分理的学术论文,虽非一时一地之作,但大旨皆不离“国学”与“传统文化”。
壬寅暮春之際,予在魔都,疫困旬月,聞見之間,有足悲者,感而有賦。因仿樂天《秦中吟》,直歌其事,命為《疫中吟》,計二十一首。疫情方殷,解封無期,滬民饑溺,怨誹不已,後或有續作,亦未可知也。
“文化的本质是人化,国学的核心是人学,教育的功能是化人,化人的关键是化心。”
入春泪眼潸,过年如闯关。诗文若街鼠,清议频遭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