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古文经学传统上,张尔田兼采古今,以今古文的传统史学语境叙述经学;蒙文通则突破了今古文的学术视野,对经学展开现代研究。《史微》与《经学抉原》彰显出经学写作中传统与现代两种不同的学术形态,但经学的叙事价值并不能简单以传统与现代二分的标尺去衡量和区分,而是呈现出复杂微妙的局面。
为女儿扎头发这种事,也并非才发生。之前为大女儿也扎过头发,印象之中可能只是偶尔有过几次,或者持续的时间比较短。但更重要的是,那时候的心态不一样,为女儿扎头发完全属于事出无奈,我的心思更多地放在学生身上。天下父母都会关心儿女,而我想关心更多的人。总想做点一般人不想做或做不了的事,这是我一直抱有的心思。若只是关心···
最近无意中听到一首很流行的歌,感觉很契合现在的心情。碰巧听多了几次,听清楚了其中的一句歌词:“我愿意陪你翻过雪山穿越戈壁,可你不辞而别还断绝了所有的消息。心上人,我在可可托海等你,他们说你嫁到了伊犁……”没错,就是这个意思,引起了心情上的共鸣。有一种情怀上的伤害,一直很想说清楚,但总找不着切入口,日子过得很煎熬。···
《论语》中有很多被当作“负面思想”的语录,往往被指出有各种不同的局限性。有见识的学者可以感受经典的力量,懂得其中言情与言理之别,或者能洞悉民情,对“民”的定位既不“失人”亦不“失言”,以及对于《论语》中的思想即“见”即“识”,懂得其超越各种局限性的价值,明白并没有所谓的“负面思想”。
打开经典不大可能获得第一眼的那种怦然心动,却必定能愈读愈为之倾心,所谓“辗转反侧”“寤寐思服”是也。也并非只是年代久远就好,不然介绍一个千年老妖,岂不更省事。除了这种流传千古的魅力,还有每个时代最顶尖的思想人物为之鼎力推荐,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理由不学经典。
所谓做回自己,就是摆脱所有人伦关系,把自己的过去清空掉,仿佛这样就可以剩下自己。要学就出国留学——比老家更广阔的是都市,比都市更广阔的是外国。自己永远在别处,传统文化只是埋没了自己。上百年来的自我摧残之路,流毒之深远,《三十而已》承其余绪而不自觉,如此而已。
大学任教十余年,写过几次迎新辞,却还未曾写过送别辞。前几天晚上约毕业班同学聚餐,一来庆祝成功考博的几位,二来在即将离校之际算是告别晚餐。
我们要重视地摊生活,就是要让中国底层百姓的苦痛连着全中国人的心,并且每一次苦痛都有人牵挂,每一种不幸都有人看护,而不能只是将这种苦痛化约为抽象的权利观念。中国过去近三十年的巨变,虽不能完全从这个角度来看,但相比权利观念所起的作用,则与苦痛的关怀显得更为接近一些,也是与两千多年的传统更多一些关联。过去几个月中国···
很难相信,2020年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带出了一场以口罩为主角的东西文化之争。一个小小的口罩,却关系着自由的命脉,戴与不戴,成为自由与专制的分水岭。口罩大概做梦也没想到,在人类生活中如此微不足道的一个物件,突然就卷入到全球文化冲突的旋涡之中。我要是口罩,一定受宠若惊,愧不敢当。
柔软与柔软的相遇,就像水滴与水滴的汇合。人是渺小的,渺小得如同水滴一样,随时可能被蒸发掉。心是柔软的,但如同柔软的水滴一样,蕴含着大江大河的强大力量。柔软的人心显露,保障了相互凝聚的可能。很多很多的人走在一起牵手守护,便不再是一盘散沙,而是如黄河、长江般的滔滔不竭。自古以来,原是有一个文明如此教化我们,让我们···
“贱丈夫”并非孟子对商人的定性,乃是贱人心之贪婪。教玉人雕琢成为妨碍治国任贤的代名词,但治国任贤并非如玉人雕琢那样只是一个专业问题。士君子之尚志不似梓匠轮舆之事,其所为可谓功在千秋。孟子论孔子为委吏或乘田,表明家贫亲老之时不择官而仕。最后通过矢人与函人之论显示慎择其业之意,又由“君子远庖厨”论出慎养其心之义,全面···
不经意地刷新闻客户端,发现湘西女教师和“环保少女”两人同时出现在手机屏幕上,感觉特别古怪,真是个光怪陆离的世界。
自2015年夏创办钦明书院以来,为解决经费问题多方筹措,艰难维持,终于在三年后获得了敦和种子基金的资助,宣告书院走过最艰难的创办时期。然而,“切磋”系列论文集自2011年出版首集以来,至今已经有九个年头,却未能走出经费的困局,依旧好不容易出版了上一集,却不知道下一集的经费还有没有着落。莫非维持一套论文集的出版,比创办一···
在学校的文化素质公开课上,常有工科男或理科女问道,如果孔子出生在今天,他会用手机吗?这个问题的用意很清楚,明显是带着答案问的,等得到孔子不会用的回答后,接下来的质疑就是——孔子连手机都不会用,居然还好意思称为圣人?
可悲的是,在这个社会里,这些人只要祭出言论自由或公民权利这面大旗,哪怕就是胡言乱语、胡说八道、胡搅蛮缠,都能圈一大批粉丝,拥趸者甚众。这也使得这些人有恃无恐,从不想想自己读过几本书,经历过几次苦思力索,只要念一下自由或权利这道咒语,就什么都敢说,什么人都敢质问。社会底线层面上的共识,在相当程度上就被这种人搅黄···
对于晚周诸子哲学缺失一种“哲学何为”的追问,上百年的中国哲学史写作历程,只是“被哲学”的结果。重问哲学何为就是试图重新以“民”的名义思考哲学的事业,其与以“人”的名义之间构成一种鲜明的差异。如同智慧地爱区别于爱智慧的哲学路线一样,不一定在同等程度上相知,却可以在情的层面上同欢喜、共忧患,这也是同作为人的尊严所在。以“···
一种哲学作品读起来未必是“最哲学”的,也未必是“最中国”的,却是“最中国哲学”的,这种意义必定具有时代性。而这种哲学作品以“做哲学”为其创作的主张,不但能鲜明地与之前的哲学活动相区分,乃至使其更像是被哲学所做,则这种时代意义进一步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