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传播和发展,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有着许多相通的思想基础。二者既有价值观念相契合的思想基础,也有思维方式相契合的哲学基础。本文重点探讨二者的思维方式相契合的哲学基础,即“实事求是”与实践唯物主义的相通性。
狂、狷代表的是两种对应的文化人格的类型。但是,明清湖湘士人在思想上推崇狂狷型人格,在生活中则是狂狷型气质。这里以历史人物的具体个案王船山、曾国藩、左宗棠为例,探讨这种“狂狷”型人格的形成机制、文化内涵、思想特点。他们的“狂狷”型人格,体现了中国传统士大夫对“君子”人格的追求。本公众号将从"狂、狷的精神气质特征"、"王···
书院是儒家文化发展与传播的重要基地,起源于中国,又传播到韩国、日本、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成为东亚儒教文化圈的共同文化遗产。中国传统书院为什么在宋代崛起?它与中华文化复兴、学术思潮的更迭有何关系?同属于东亚文化圈的韩国书院为什么能够成功申遗?韩国书院入选世界文化遗产的过程是怎样的?在全球化的今天,书院···
唐宋变革之际,儒家士大夫崛起并进一步强化自己作为文化主体的自觉意识,他们不仅主导和推动唐宋之际的思想文化变革,同时还希望在山水之间搭建一个以“书”为中心的院落,以承载自己的师道精神和人文理想。他们将自己建立起来并苦心经营的新型文化教育机构叫做“书院”。
王船山的人格精神与近代湖湘士人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他上承屈原,下启曾国藩、郭嵩焘、谭嗣同、毛泽东。近代湖湘士人通过对船山人格精神的理解、诠释,而对湖湘士人的人格精神建构产生重大影响。晚清以来,湖湘士人对船山人格精神的解读,一方面强调其道德理性与楚蛮气质的结合,承传了王船山对屈原人格的解读;另一方面又特别强调内···
探讨湖湘士人精神气质的形成,必须重视湖南地区的乡贤典范对湖湘士人精神气质形成的影响。在湖湘文化史上,王船山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终老于斯的湖湘学人,他的精神气质更加具有湖湘地域文化的根基,特别能够激发湖湘人士的桑梓之情,故而王船山对湖湘士人的人格精神建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探讨湖湘士人精神气质的形成,必须重视湖南地区的乡贤典范对湖湘士人精神气质形成的影响。在湖湘文化史上,王船山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终老于斯的湖湘学人,他的精神气质更加具有湖湘地域文化的根基,特别能够激发湖湘人士的桑梓之情,故而王船山对湖湘士人的人格精神建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湖湘士人的精神气质,在历史上被称之为“湖南人之性质”或“湖南人底精神”。湖湘“民性”与“士习”的渗透与融合,导致一大批兼有民性的强悍意志与士气的道义精神的湖湘士人群体崛起。本公众号将从“什么是人的'精神气质'”、"民性:湘人的气质之性"、"士气:湖湘士人的精神气质"、"湖湘士人的二重文化基因及其组合"四个篇章依次推出朱汉民教授···
湖湘士人的精神气质,在历史上被称之为“湖南人之性质”或“湖南人底精神”。湖湘“民性”与“士习”的渗透与融合,导致一大批兼有民性的强悍意志与士气的道义精神的湖湘士人群体崛起。本公众号将从“什么是人的'精神气质'”、"民性:湘人的气质之性"、"士气:湖湘士人的精神气质"、"湖湘士人的二重文化基因及其组合"四个篇章依次推出朱汉民教授···
为了应对唐宋变革引发的思想文化转型,宋代士大夫推动了儒学的复兴与重建,最终使新儒学发展成为宋元之后的学术主流与思想核心。尽管宋儒普遍地表达出“明体达用”的学术追求,但他们主要是通过非官方体制的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途径,故而使得宋以前儒、法、道、佛多元并存的文化格局,转向了两宋时期一体多元的宋学形态。不同地域的儒学···
王船山创造了一个既有深厚文化传统、又有超前意义的思想体系。清咸、同时期湖湘士大夫们推崇船山思想,希望重振湖湘地域理学传统,船山思想成为正在建构的近代湖湘文化的重要资源。辛亥以后,自由主义、民族文化本位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三大文化思潮均推崇船山学,他们通过对船山思想的不同诠释而实现湖湘文化的重新建构。
张栻在《岳麓书院记》中提出了“盖欲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也”的理学教育宗旨,强调培养内圣外王的人才,这对宋元明清的书院教育均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一教育宗旨包括两方面:其一是“传道”,即内圣方面的修身以道、讲学以道;其二是“济民”,即外王方面的爱民、利民。二者合起来,就是张栻在《记》中希望的“得时行道,事业满天下”。可···
二程共同建立了理学,推动了仁学的本体化。但是二程在“仁”的训释上差异明显,分别以“万物一体”训仁和以“公”释仁。其实二者的差别体现在“仁之本体”与“仁之用”、生命境界与道德实践、体认天理与大公无私几个方面。两种仁说上的差异,与二程兄弟的气质个性与思想境界不同有关。
如果从学术形态原始意义而言,儒学最初有三种形态:六经之学、诸子之学、传记之学。“六经”是儒家整理的三代先王治理国家的政典文献,诸子是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学者的讲学记录,传记是历代儒家学者对六经的传述阐发。六经、诸子、传记区别明显,不仅文献形态不同,学术地位也有极大差别。一般而言,六经地位最高、时间最早,传记地位次之···
在唐宋变革的历史背景下,宋代士大夫引领和推动了一场复兴师道的思想运动。宋代士大夫“以师道自居”的责任担当,强化了两宋儒家士大夫在政治领域与文化领域的主体意识;宋儒“以师道明正学”的学术追求,推动了两宋的儒学重建与宋学崛起。
张载在关中地区讲学并创立的学派,是本义的关学;宋元明清陕西关中地域的儒学传统,是引申出来的广义关学。《关学篇》《关学续编》的“关学”是引申义的,作者基于历史编纂学目的,希望对关中地区乡邦文献人物作出全面整理。
宋儒道统论的思想渊源在先秦儒学。孔子为了传承三代先王之道,通过整理、传记六经,建构了从伏羲、尧、舜到周公的传道脉络。孔子及早期儒家建构的儒家之道,主要是通过为六经作传、记、序来表达的。溯源先秦儒家的传记之学,其道统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确立先王之道的核心价值、追溯先王之道的人物谱系、整理先王之道的文献典籍。
北宋前期的宋学学者均以复兴儒家内圣外王之道为目标,但是,随着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宋学主流对王安石的政治批判和学术怀疑进一步加深,他们逐渐更为强调内圣的重要性和根本性。宋儒反对走王安石从《五经》寻求富国强兵的外王路线,转向从《四书》中寻求内圣工夫。宋代士大夫的内圣追求推动了宋学思潮的转向,与此同时也推动了《四书》···
为了弘扬儒家士大夫主体意识,宋儒提出并努力解决下列几个问题:在儒、佛、道三教并盛之时,哪家是中国文化的正统?在儒学学统四起之际,哪一派是儒学的正统?在道统与政统、儒生与君王的共治结构中,该谁主导文化秩序与政治秩序?
书院是比较缺乏强有力政府行政资源的,这是和其他的申遗不太一样。书院的特点是散落在各地,而且它的保护单位完全不一致。所以这两个是我们的缺陷,书院散落在不同的省级文物单位和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被不同的部门管理,比较分散,就很难形成一个合力来做这样一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