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克拉克的学术权力理论,选取15家大学儒学组织,采用多案例分析方法,基于学科与学科组织的发展需要资源这一事实,以学科资源定义权力和权力主体,界定掌握学科资源的政府、院校、教师、社会四类权力主体,揭示影响大学儒学组织发展的基础逻辑。结果表明,政府-院校-教师之间呈现明显的权力等级结构,儒学组织所拥有的学科资源与其···
过去一年,国际冲突和新冠疫情的交织叠加,给企业经营带来了诸多挑战,但各领域也涌现出了大批优秀企业,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在社会协作中扮演中流砥柱的角色。
在这样一个较为复杂的情境下,这个领域怎样保持自己的清醒,有自己的价值立场,坚守底线,做自己该做的事而不是别人希望你做的事,不成为给别人跑龙套的配角,这些是我们行业应该在未来5到10年,在越来越严峻的环境下该思考的问题。
财富分配不平等,是重大而紧迫的问题,也是基本且长期的问题。共同富裕,是重大而紧迫的任务,也是基本且长期的任务。财富分配格局是三次分配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为了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同时调整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
中国的慈善生态系统已经初步形成,自然、民间和政府三种力量分别建立起三种系统结构,三种系统结构叠加在一起,共同支配着中国慈善生态系统的运行。其中,自发秩序最为稳固,而且能够与其它秩序顺畅兼容;民间建构的组织结构最不健全,而且最为脆弱;政府的统合结构最完善,也最为强大。
自然、民间和政府三种力量分别建立起三种相应的系统结构,共同支配着中国慈善生态系统的运行。这种秩序格局是新公共管理嵌入行政吸纳社会的结果。在慈善生态系统中,中国政府一方面强化行政吸纳社会的“限制”策略,另一方面借鉴新公共管理完善“利用”策略,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对慈善组织的“分层控制”策略,进一步拓展了行政吸纳社会的理···
这几天水滴筹和轻松筹“打架”事件又刷屏了,结果最倒霉的却是“公益”。水滴筹和轻松筹,不是在为“公益”打架,它们是在为自己的“商业利益”打架,公益不应该为它们的闹剧背锅。
活到现在,对人生意义的探索与认识,从向外寻求转为向内寻找,从追求伟大到感悟和享受平凡生活中的幸福;不再纠缠伟人与凡人的“差异”,而是去寻找他们的“共性”;不再执着于外界的承认,而是寻求内在的自我认同;既追求伟大和非凡的东西,也要体验此刻平凡生活的美好。
“希望工程有力地推动了公益的平等化,使‘人人公益’‘全民公益’成为现实;有力地推动了企业践行社会责任、创新企业公益理念与公益模式;为许多非专业的个人与组织深入参与公益创造了机会和平台。”
尽管“慈善”在不同的社会形态和每个社会形态的不同历史阶段的表现有所不同,但其不变的核心内涵可以归结为两个字——“利他”。所谓“利他”,即为了他人的福祉,自愿地、不求回报地、贡献出自己的宝贵而稀缺的资源。
自由主义确实没有提供一套激励利他的伦理学说,甚至原则上就不可能提供这样的伦理学说。但是,在自由主义占主导地位的世界里,确实存在利他行为,这些利他行为不是源于自由主义的理念和逻辑,而是源于非自由主义的理念和逻辑。基于自由主义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为非自由主义的利他理念提供了良好的生存与运作的环境,从而激发了利他行为···
他的所思所想,广度、深度和高度,超乎想象,令人震撼,感人至深。在我心中,他是真正的英雄。当年的孩子们已经长大了,他们是顶天立地的一代,谷禹就是这一代的典范。
中华慈善的独特之处可以从高攀龙的一生看出来,这种慈善是内生的,而不是外生的,不是为了外在光环和利益,而是内在生命的需要,是将自己人性中的最美好的东西发扬光大的必由之路。而且,慈善之于人是内化的,弥散化的,不是切割出来与其他东西分开的一部分,它贯穿在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慈善与个人、家国、天下融为一体。儒家讲“小···
康晓光认为,当下中国要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在多元化中重建主流价值,而非简单拒绝多元化。“建构路径、寻找方法不能只停留在纸面和书本,而是要真正把项目设计运营、组织架构、团队成长实实在在地落地,体用打通、体用合一,让这些有益的价值观对行业产生有效的推动和影响。如果我们的交流永远停滞在分析问题层面,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
5月10日上午,由深圳市慈善事业联合会主办、深圳大学管理学院联合主办的2019年第一期慈善大讲堂在深圳大学科技楼第二报告厅举行,特邀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院长康晓光担任主讲嘉宾,他以“儒家慈善观:理念与实践”为主题,探讨儒家慈善文化思想如何适应当今社会的公益慈善文化,推动中国现代···
如果中国传统慈善文化不足以“独自”支撑中国现代慈善事业发展,那么,以传统慈善文化为基础“能否”以及“如何”开出适应现代社会的慈善文化?为了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回答一个“前提性问题”,即是否存在中国传统慈善文化?如果存在,它拥有什么样的内涵、逻辑与功能?本文尝试回答“前提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