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重阳】人性论与历史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以牟宗三哲学为例
牟宗三将历史视作“理”在人之行事中的展开过程，因而人性论是历史哲学与形而上学的理论中介。“理”分为“实现之理”和“形构之理”，表现在人性结构中就是“综合的尽理精神”和“分析的尽理精神”，中国和西方的历史就是这两种理性的实现过程。
【段重阳】“心易”说的发展与完成——从杨简到刘宗周
对“一”的领会和践行构成了“心易”说的核心，也是从杨简到王阳明、刘宗周的易学哲学之特色。王阳明通过心物的显隐关系和良知体用论，既澄清了“心”与“易”（物）的同体而显，也指明了工夫的途径，弥补了“直心”在应物之用上的缺陷。刘宗周通过心对“易象”的筹划作用阐明了“易”何以为“心易”，也通过“心极”阐明了“心”与“易”何以为“一”。王阳明···
【段重阳】自然本性与历史 ——读陈赟教授《文明论的历史哲学》
人朝向超越者的体验之差异一方面塑造了不同的超越者(如“上帝”和“天道”之别),另一方面标志着不同的“自然本性”，历史则是这种不同的超越体验所展开的场域。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根源性反思所达至的地基就是人自身的超越性体验，而对于西方“逃离的形而上学”进行的批判所呼唤的就是人之真正的自然本性。
【段重阳】存在论、根据律与体用论的形而上学
在中国哲学中，物并未基于“相—是”得到把握，“用”成为中国哲学对物之同一的把握方式，从而也就是作为根据的物之“如何”。从“用”把握到的存在者之规定性，即物之“体”，而这种把握在指向物的同时，更指向了对存在者之整体及其根据的把握，因而通过体用论展开的对物之“如何”的追问表明自身为以“天德”或者“天理”为根据展开的形而上学体系。
【段重阳】以感论性：张载的气学体用论及其内在困境
张载将“感”把握为所有存在者的存在方式（“性”）、将“神”把握为所有存在者的实在基体而实现了对作为超越者的流行整体的指明，这是体用论的建立。同时，张载的“虚心”和“心化”工夫之目的是将太虚之象朗现于心中而实现对最终根据的把握。但是，张载将“性”和“神”把握为同质性的，使得整体之根据与整体自身在现实形态上难以区别，从而对万物···
【段重阳】宋明理学中的宇宙论与形而上学——从沃格林和牟宗三的差异谈起
在沃格林看来，中国思想从未完成对宇宙论的突破，即“神性根基”未在超越与开端两个方向显示自身。与之相反，在牟宗三的哲学史书写中，宇宙本体论恰恰指向了对宇宙的超越。然而，在宋明理学中，作为对紧凑宇宙论的突破，体用论的形而上学不导向对开端的探问，也没有对超越之创造者的寻求。道之体用所表达的“实在之过程”与以终末论为标志···
段重阳 著《致良知与道德人格的生成》出版
花木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22年9月出版
【段重阳】 “摄用归体”与“摄体归用”：论熊十力形而上学的两个步骤
对普遍者（恒转—本心）和最高者（一元实体）的阐明以及二者如何共属一“体”构成了熊十力形而上学建构的核心，前者指向了“摄用归体”，后者指向了“摄体归用”，而起始处在于以“用”或者“行”言“相”，并经由“用”的不同样态而获得对两种“体”的把握。“摄用归体”和“摄体归用”是形而上学的两个步骤，前者提出了最高者和普遍者的问题，后者则表明···
【段重阳】儒学哲学化的历史阶段及其限度
当儒学想要承担起中国文明之重建的任务时，首先需要思考的是这样的文明试图通过现实的政治社会秩序塑造的是何种人性，这也是传统儒家对“教化”的重视。对近二百年的近代中国之考察也需要深入到这样的层面才能够将儒学置于文明的根基，并以此明确现实的任务，而非某种现实的利益需要。
【段重阳】“继之者善也”：万物一体与天理的发生机制
对于宋明理学中广义的心学传统来说，善意味着在人对自身的行动规定中对生生之天理的“继之”，也就是将万物生成的根据作为自身行动的根据，由此世间的礼法之善才有了超越根据。天理不再直接是各种当行之则，而是要通过心的无内外所达至的万物一体才能显现，并且经由这种状态下的主宰之心而发生为不同的当行之则。
【段重阳】“诚意”与“正心”：致良知工夫的两种路径
工夫论从朱子到阳明再到龙溪的不断深化的过程在阳明那里可以得到确认，前者是“诚意”工夫的转变，后者则是“正心”工夫的提出。朱子的“诚意”工夫所体现的道德意识是一种“反思—规范”的道德意识，即人对自己意念的判断是根据已经具有的“应当之理”做出一个判断，而后“规范”自己的意念使其合于善。
【段重阳】荀子心性论辨原
荀子言性虽以生之自然为旨，然而生之自然却在荀子这里表现为三种形式：其一，目之明、耳之听的基本生理能力；其二，寒而欲暖、飢而欲食的「生而有欲」之生理欲望；其三，此种欲望不可控制之趋向于争斗乱法。《性恶》篇将后两者打并归一，并将第一种纳入其论证的核心论据，故而内部有不协调且与其余诸篇有抵牾之处。在以生之自然言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