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对《中庸》的背景、来源、概念、内容、宗旨、结构等进行了全面论述,对《中庸》的重要误解、历史影响、海外流传和阅读方法做了详细说明,紧密围绕“中庸、修道、致诚、至德”这四大重要主题渐次展开对《中庸》的深入解读。书中见解新颖独特,帮助读者领悟《中庸》思想的博大精深,以及其中所传递的穿越时代的永恒力量。本书可以说是···
在两千多年前的“轴心时代”,孔子与柏拉图都将“德性”视为人生要旨。孔子倡导“志于道,据于德”,柏拉图认为公民应具备“四大美德”,二人可谓心意相通,更印证了孔子名言——“德不孤,必有邻”。
近日,孔子研究院特聘专家,山东省泰山学者,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方朝晖的新著《性善论新探》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我认为今天讲儒学的复兴,还需要从两个最基础性的工作做起,一个是读经,另一个是修身。在这一基础上,慢慢涌现出一批坚定的儒家,儒学的复兴也罢,转化也罢,自然会水到渠成,形成一种新的精神生命和信仰的洪流。
学贯东西,究天道终极,先生之超迈绝群;道通古今,阐人伦至理,先生之儒雅大风。
儒家治道思想需要从儒家有关秩序的基本理念出发,才能得到较好的理解。这是因为,儒家治道基于它对于秩序——从宇宙秩序到人间秩序——的某种崇高理念。如果把治道仅仅理解为治理方式,它就变成了类似于工具的东西,从而大大降低了地位。我们应该从儒家有关秩序的原本观念出发,来完整地理解儒家治道思想。即:治道并不是为了少数人的统治···
全面、深入反省现代中国学术的学统问题或范式危机,今天仍然是一个亟需面对的、关系到现代中国学术能否成熟或走向世界、也关系到无数学人精神世界能否安顿的大问题。
因此,从“是哲学”的角度为中国传统哲学合法性辩护是成问题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有哲学”的角度谈论“中国古代哲学”或“儒家哲学”,就象我们谈论基督教哲学、佛教哲学那样,指现代人从哲学立场研究古人、从中建构出哲学。
改革开放后,钱逊才得以亲闻其父教诲、其父亦力图培养他,但此时他已人至中年,事业和人生基本定型。尽管如此,他还是受到了其父的深刻影响,并导致他的后半生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回到国学,回到中国传统,成为他后半生事业的重心。尽管他并未因此放弃早期多年从事的马克思主义,但后半生事业重心与前半生迥然不同,则是不争的事实。
历史上对性善论的批评非常丰富,古往今来人们大约从如下七种立场出发,对孟子的性善论展开了批评,即:性无善恶说、性超善恶说、善恶并存说、善恶不齐说、性恶说、善恶不可知说、善恶后天决定说。本文的目的不在于为其中任何一种人性善恶说辩护,但试图说明性善问题的复杂性。
本文试图站在局外人立场来分析儒家治道的预设、原理、原则及其关系结构,认为儒家治道建立在中国文化的此岸取向这一基本预设之上,其最高价值原理可概括为天下原理、文明原理和大同原理,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德治原则、贤能原则、人伦原则、礼法原则、风化原则、义利原则、民本原则等七条原则,儒家治道的一系列具体措施,皆可视为此七原···
古今学者皆以中庸为《中庸》一书之宗旨,尤其是朱熹赋予“未发之中”以“道之体”的神圣地位,极大地强化了这一看法。本文对此一传统思路提出质疑,主张如果走出对中庸词义的过度迷信,可以发现《中庸》一书层次分明,从头至尾呈现出以修身为本、以至德为归的基本线索。
从西汉到清末的两千多年漫长岁月里,中国一直是一个世界人口大国。可以说,中国古代人口的发展总体上比较均衡,这不仅体现在人口规模和增长速度上,也体现为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及资源环境较为匹配。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与中国人的生命观、社会组织方式、政治制度、科技及医学水平等许多因素有关。其中,中国古代的生命···
何怀宏的《良心论》一书摆脱了传统心性儒学孤、高、深的路数,在借鉴儒学资源的基础上,试图开辟一条基于所有人而不是少数精英(或精英群体)的伦理重建之路。它以"底线伦理学"为特色,关心每一个现代公民都应履行的基本道德义务。它以良心/恻隐之心为道德动力之源,试图开辟一条人人切实可行的道德建设途径。本书对于我们理解现代中···
本文通过大量翔实的文献考证,试图证明中国历史上的“三纲”,本义并不是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而是指君臣、父子、夫妇这三大伦;因为这三伦被视为一切人伦中最重要的,为人之大伦或人伦之纲,故称“三纲”。
若按现代流行用法,将中国古代的道、天理甚至良知(心学中)等范畴称为本体(指宇宙或万有本体),就必须同时认识到它们更接近于世界各大宗教中的本体概念,未必可称为哲学意义上的本体。混淆三种不同的本体概念,将中国古代的本体概念不加置疑地当成哲学义本体、以此说明中国哲学特色,是现代中国学术接受西方学科体系时的错位,从一···
由于古人所讲的人道与天道一致,并非以人为中心,所以终究与“人道主义”一词以人为中心、侧重于对于人怜悯尊重这一含义有别。因此,将西文humanism翻译成汉语中的“人道主义”,存在含义上的重要错位。
中西方“和文化”的差别在于:西方人习惯于将“和”(harmony)理解为功能配合,而中国人习惯于将“和”理解为心灵感应。造成这一差别的原因与中国人的生命观及宇宙观有关,那就是:中国文化中预设世界只有“这一个”、同时将人设计成身与心的和合,而不是灵与肉的紧张。也正是这种中国人独特的生命观和宇宙观,使“和”之所以成为中国文化的核···
中国文化中之所以一直盛行境界论,与中国文化此世取向(this-worldliness)的预设有关。在此世取向世界观预设下,如何与当下事物相处、在做人做事中达到圆熟,乃至在最高层次上与天地合一以找到不朽,是成为中国人实现生命价值的重要方式,这是导致境界论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受到推崇的主要原因。
本文系统分析“王道”在先秦以来古文献中的出现、使用情况及含义变迁,指出“王道”一词源于帝、王、霸之分,本义指古先王之道,后世亦指理想为王之道、现实王者之道甚至孔子之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