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邀到图书馆做一个讲座,我递交的讲题是《宋朝的图书馆》,讲座主办方建议改为《宋朝的“图书馆”》,给“图书馆”加了个引号,因为按照以为的经验,不加引号容易引来不必要的争议。我能理解主办方的顾虑,也知道在许多人的认知中,是不相信传统中国是有图书馆的,“古代不是只有封闭的皇家藏书楼与私人藏书楼吗?”
前段时间买了一本易中天先生的《易中天中华史之王安石变法》,略略一翻,发现“硬伤”还真不少,比如正文第一页便有一个错误:“郑侠在奏折中说”。殊不知,奏折是清代才出现的文书,宋代是没有奏折之说的。又如第8页,易先生写道:“王安石也离开了相位,被贬为江宁知府”。“被贬”应该不是作者的一时笔误,因为本书附录的“大事年表”也称“10···
中秋赏月的风俗古已有之,我们从唐诗中就可以找到不少吟咏中秋的诗句,大概因为秋高气爽,正是最适合赏月的季节。不过,宋代之前,中秋只是表示节气,并没有固定在八月十五这一天,而且尚不是一个节日。宋朝时,政府才“以八月十五为中秋节”。中秋成为一个节日,始于宋代。
我们看古装影视作品,往往会觉得以前的君主金口玉言,口出为敕,口含天宪,是吧?皇帝如果心血来潮,或者想办某一件事,就会喝一声:“传——拟旨!”然后口授一道圣旨。圣旨写出来,马上就是效力至高无上的法律,谁敢有异议,就是“抗旨”的大罪。假如你相信这是真的,那你就被狗血电视剧带进阴沟里了。
1901年9月14日,清政府正式颁布了书院改学堂的谕令,要求将全国各地的书院分别改为大中小学堂。书院改制甫二十年,有识之士如蔡元培、胡适及毛泽东等都以自己的亲身体验,由现代学校的短处,反观传统书院的长处。今天是书院被废止的120年纪念日。有感于这段历史,本文作者以《八百多年前,两个青年学者的高峰论坛》为题,从朱张会讲谈···
“包公戏”中的包拯是宋朝人,但宋代的戏曲并没有什么“包公戏”。“包公戏”是在元朝才兴起的,至晚清时终于蔚为大观。数百年间,包公审案的故事被编入杂剧、南戏、明传奇、话本、拟话本、评书、小说、清京剧,以及众多地方戏;近代以来,“包公案”还被多次改编成新编戏剧、电视剧、电影。无数中国人都通过“包公戏”了解古代的司法制度与司法···
“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江湖豪杰来相助,王朝和马汉在身边……”这首歌说的是北宋开封府知府包拯。哦,不对,是包公戏里的“包青天”。这“包青天”可跟历史上的包拯毫无关系,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主要内容便是说,从元朝开始的所有包公戏,除了包拯的名字是真的之外,其他的全都是假的,包括包拯的相貌、经历、审案故事、司法程···
金庸写武侠小说,除了少数作品有意将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模糊处理之外(如《笑傲江湖》),绝大部分的作品都交待了明晰的历史背景,将虚构的传奇巧妙地揉合进真实的历史场景中。其中以宋代为故事背景的有四部:《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与《倚天屠龙记》(“倚天”的主体故事虽然发生在元末,但小说开篇是从南宋末年切···
有一段时间,网上许多人都在讨论中国的“告密文化”,论者言之凿凿说,“告密”属于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传统文化是滋生“告密”的沃土。听得我的心都碎了,难不成“告密”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文化基因,而“被告密”则是我们摆脱不掉的历史宿命?但细一想,又觉得不对。以我这么多年读史的印象,在传统社会,告密行为一直是受到主流文化排斥的,···
在中断了几十年之后,当传统节日之一的七夕重新回到都市人的视野时,已经被改造成不伦不类的“中国式情人节”。在商业力量的包装下,“约会”(甚至简化为“约炮”)被塑造为七夕的主题,围绕这一主题,鲜花店(总得送女朋友一束鲜花吧)、餐饮店(总得请女朋友吃一顿饭吧)、酒店(前面的铺垫不就为了最后的开房吗?),生意被调动了起来,···
宋朝绘画风格,与后世流行的文人画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差异:宋人非常重视技法,注重写实。美术史学者郎绍君先生曾给予宋画的写实精神极高评价:“宋代美术在写实技巧上已臻中国古典写实主义的顶峰。……就同时代东西方各国古典写实主义艺术的水平与成就言,它毫无疑义是第一流的,称它占据同时代人类绘画艺术的最高位置,也并不过分。”
唐代中晚期发展出来的新田制,经由五代延续至宋代,宋代罕见地没有在开国之初制定类似于“均田制”的田制,因此被认为是“田制不立”。后世所谓的宋代“田制不立”,首先不是指没有施行井田制,尽管宋代会有人在这个意义上批评当时的土地制度不符合儒家理想。
据《东京梦华录》“防火”条记载,汴梁城内的街巷,每隔三百步设一所“军巡铺屋”,每所铺屋置“铺兵”五人,负责“夜间巡警”。又在城中高处修建“望火楼”,“楼上有人瞭望”,楼下“有官屋数间,屯驻军兵百余人”,还有“大小桶、洒子、麻搭、斧锯、梯子、火叉、大索、铁猫儿”等消防设备。一发现哪处起火,马上驰报,潜火兵即刻出动,“汲水扑灭,···
光武朝涌现的清官集群是贤德、贤能、爱民、为民制产的懿范。如杜诗担任侍御史(六百石的县级官员)时冒死诛杀奸淫杀掠的将军萧广,担任南阳太守“政治清平,省爱民役,修治陂池,广拓土田”,他还有两件在科技史上重要的发明——“水排”和“水力鼓风机”,这两件器物提高了冶铁效率和农耕效能,使南阳郡内“比室殷足”,后经推广而惠及九州。钟···
这个城市常年居住着150万人口,‘以其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而据我所知,伦敦、巴黎、威尼斯,欧洲最繁华的城市,人口也不过10万。尤其难得的是,在我们东京,市民最重人情高谊,但凡有外地商人刚至京城租住,人生地不熟,邻居都会过来帮衬,送上汤茶,指引怎么做买卖。我们城市的大酒店,只要酒户来打过三两次酒···
那么宋仁宗对柳永的态度呢?多则宋人笔记都提到:仁宗皇帝很不喜欢柳三变的“淫冶讴歌之曲”。相传柳三变曾有轻薄小词《鹤冲天》传入内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仁宗便在科举考试中特意黜落了柳三变,御笔批示:“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后又有人向仁宗举荐柳三变,仁宗说:“得非填词柳三变乎?”举荐者说:“然。”仁宗说:“且去···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先讲清楚王安石变法的预期目标是什么。显然,从王安石的初衷来看,变法的目标之一就是“富国强兵”。宋王朝的国祚传至神宗时,已经距太祖开国百余年,国家承平日久,制度日久生弊,风平浪静的海面之下,潜伏着万千暗流,而最为迫切的危机有两项:军政不振;财政紧张。
在崇信“祖宗之法”的宋代,变法所要面对的清议压力可想而知,王安石并不敢公然宣扬“祖宗之法不足守”,哪怕他内心认同这一说法;但变法意味着需要突破“祖宗之法”的束缚,那么最好的办法其实并不是直接反对“祖宗之法”,而是塑造出一个比“祖宗之法”更高阶的宪制权威,用它来为变法提供合法性,这个更高阶的宪制权威便是“先王之法”、“先王···
不管是汉唐,还是宋明,大臣写进呈皇帝的奏疏时,都是自称“臣”。惟独清王朝是个例外——如果我们去读清朝人的奏折,便会发现,他们总是自称“奴才谨奏”、“奴才跪奏”;接到皇上的圣旨,则赶紧表态说:“奴才跪诵之下不胜悚惧无地自容”,“奴才伏读再三更切悚惶”。
《水浒传》是这么写的:“且说东京开封府汴梁宣武军,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姓高,排行第二,自小不成家业,只好刺枪使棒,最是踢得好脚气毬。京师人口顺,不叫高二,却都叫他做高毬。后来发迹,便将气毬那字去了毛傍,添作立人,便改作姓高名俅。这人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顽耍,颇能诗书词赋;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