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司法制度的主流,尤其重视审慎,以避免冤案的出现。先秦时期司法精神的主流,主张司法的审慎与宽和,《论语·子路》中孔子主张“赦小过”,上博楚简《仲弓》作“赦过与辜”,《周礼·秋官司寇·司刺》也主张赦免幼弱、老耄与蠢愚这三种人。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疑罪从无或疑罪从轻。
德国大学者马克斯•韦伯这么评价传统中国的司法官:“中华帝国的官吏是非专业性的,士大夫出任的官吏是受过古典人文教育的文人,他们接受俸禄,但没有任何行政与法律的知识,只能舞文弄墨,诠释经典;他们不亲自治事,行政工作掌握在幕僚(指师爷、胥吏)之手。”我曾将这句话放上微博,询问网友:你认为韦伯说得对吗?果然不出所料:多···
钱穆先生是我敬佩、并且影响了我历史观的一位前辈大家。但有意思的是,我是一名宋朝文明的鼓吹者,钱先生则对宋朝评价不高。
中国古代有没有“专制皇权”?这是一个需要厘清的问题。在许多人的想象中,既然君主处于权力金字塔之顶尖,那皇权一定是不受任何限制与约束的,皇帝一定是口含天宪、出口为敕的。也许在帝王“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的秦始皇时代
钱穆先生于我个人的读史经历而言,有重大意义。我少年时多读鲁迅、柏杨杂文,对中国历史、对传统文化持一种反传统的浅薄启蒙主义立场。直至年岁渐长,对国史了解渐深,此时读了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等著作,才慢慢将自己的历史观扭转过来。
福山认为,传统中国属于低信任社会,家族组织发达,但其他社群组织匮乏。如果福山的论断是准确的,那么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伴随着传统宗族趋向于瓦解、乡村熟人社会被城市陌生人社会代替,社会信任走向崩溃似乎是无可避免的。然而,恰好我最近正在读宋代的一些笔记,这些笔记呈现出来的宋代社会,恰恰跟福山的论断完全不一样,换言···
抗战期间,钱穆先后任教于齐鲁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并曾在金陵大学兼职,不过他在晚年的回忆录《师友杂忆》中并未提及自己在金陵大学兼职的经历,因此学术界对于他与金陵大学的关系知之较少。
本文为非虚构,每一个字,每一个细节都出自史料,绝不迷惑人蒙骗人。
《为学》的作者是清代四川丹棱人彭端淑,他不仅是一位文学家、教育家,名列“清代四川三大才子”,还是一位清慎干练的官员。
各坊工价,总以九九平九五色(99银),按日按工给发,钱照时价高下
一直以来,许多人对于宋代,是存在成见与偏见的,比如一说起宋朝,马上就会联想到“积弱积贫”。
据说正在播出的宋朝背景长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再现了宋代雅致的的生活文化,剧中人说出了“焚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不宜累家”的台词。这句台词出自宋人笔记《梦粱录》,是南宋时杭州的民谚:“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不许戾家。”台词中的“累家”,准确的写法是“戾家”,是外行人的意思。宋人认为,这四件雅事···
所谓“最早的中国”,实际上就是中原华夏文明的最早突显所谓“最早的中国”,核心要素有三:一是国,二是中,三是最早。三者之中,某一遗址或文化是否已经进入“国”的阶段,有具体可视的考古材料为依据,其年代是否为“最早”,这是考古学上的相对年代问题,都不难判断。唯有是否为“中”,纯属观念上的认识,未必一定见诸于考古实物,因此最难···
蒋介石为什么如此急迫又紧张地转移护送孔德成?因为“卢沟桥事变”以后,日军全面侵华,全国的抗战形势陡然严峻。山东是日寇重点攻占的战略要地,当年年底就入侵鲁南地区,曲阜的沦陷,已成不争的眼前现实。一个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被日寇拐骗到东北,成立了伪满洲国,弄得当时的国民政府十分被动。
明朝于谦,既有名垂青史的丰功伟绩,又有世人传颂的高洁精神。不过,相比庙堂为官的事迹,他在杭州的青少年岁月却鲜为人知。其实于谦之所以有着杰出才能和清廉品质,与他在故乡杭州的经历是密不可分的。
哪些宋朝人设若生活在大清,确切地说,生活在雍正—乾隆盛世,会被大清皇帝砍了脑袋呢?——这当然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不可能得到直接的证实。
张扣扣案是一起引发舆论强烈关注的血亲复仇案,据检方指控,1996年8月27日,因邻里纠纷,张扣扣母亲汪秀萍被当时17岁的王正军伤害致死。1996年12月5日,王正军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2018年春节,张扣扣对王正军等人作出报复。
中国传统司法制度有一个颇受人诟病的地方,就是过于重口供,为取得犯人认罪的供词,允许用刑讯逼供。
晚清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吴汝纶在一封教训儿子的家书上说:“凡为官者,子孙往往无德,以习于骄恣浇薄故也。”他点破了一个自古存在的“官二代”现象——官宦子弟因为“习于骄恣浇薄”,故而“往往无德”。
关于仲雍的基本事实,东汉的文献都是认同的,所以主体的部分没有太大的变化,但在细节上却更加充实,使一个本该远去的人物却随着时间的推移反而变得越来越清晰,人物形象越来越丰满。这种层层叠加的堆积,必然不可避免地会使后人担心起关于仲雍史实的真实性和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