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伯温所记的“契丹遣泛使萧禧来”一事,发生在熙宁七年二三月。在萧禧抵达东京之前,神宗曾问王安石:“契丹若坚要两属地,奈何?”王安石说:“若如此,即不可许。”神宗又问:“不已,奈何?”若契丹不罢休,又如何是好?王安石说:“不已,亦未须力争,但遣使徐以道理与之辩而已。”
冬至是传统中国最隆重的节日,意义重于春节,至今有些地方还有民谚说“冬节大于年”。不过在今天,北方人过冬至,甚至上就只剩下吃一顿饺子的习俗了,南方也只是吃吃汤圆,部分传统文化保存还比较完整的地方,比如潮汕地区,冬至还保留着祭祀之类的风俗。总体而言,今天的冬节,比起几天后的圣诞节,显得很是寒碜。
2021年是王安石一千年华诞。一千年来,围绕王安石的争议似乎从未停止,他究竟是“一世之伟人”还是招致“靖康之祸”的祸首?他给后世留下了怎样的政治遗产,又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宋代以后中国历史的进程?为了厘清上述问题,澎湃新闻·私家历史特别推出“千年王安石”专题,邀请多位宋史学者从政治、文学、哲学等层面多维度展示王荆公的面貌···
日本的汉学家曾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即“唐宋变革论”,认为唐宋之际,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都发生了一场深刻的变革,体现在政制上,唐朝政治还保留着“贵族共和”的特点,宋朝则形成了“君主独裁”的制度。
我对张教授的著述没有看法。但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一下,“将宋代视为近代的前夜、现代的拂晓”也好,“宋代是现代的”也好,其实都不是我的个人看法,更不是我提出来的,而是汉学界不少学者的共识。
北宋皇祐六年(1054)正月,京师大寒、大疫,民有冻死、病死者,仁宗诏“有司为瘗埋”,又“令太医进方”,“和药以疗民疾”。他还取出宫廷所用犀牛角二本,让太医捣碎和药,其中一本为名贵的“通天犀”,内侍请“留供帝服御”,仁宗说:“吾岂贵异物而贱百姓哉?”立命碎之。
近日在朋友圈看到一篇谈郑侠弹劾王安石的文章,文章是严肃的,但标题却是公众号小编所拟:《公元1074:一位小官决定冒死反抗王安石》,这个标题很有误导性,让人误以为反抗王安石需要冒很大的风险。但事实上,在王安石执政之时,并没有一个宋朝人因为反抗王安石而冒杀身之祸,郑侠并不会因为反抗王安石而有性命之虞,郑侠自己也明白这···
永嘉学派以致广大的胸襟,极高明的睿智,在融突和合“二程”(程颢、程颐)的洛学、王安石的新学和张载、吕大临的关学中化生,并在与其他学派互相交往、切磋、论争、探赜、借鉴、吸收中发展。永嘉学派通过智能创新,构建了独具特色的事功之学。
宋代实行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鞫谳分司”司法制度。鞫,即鞫狱,审讯的意思;谳,即定谳,检法定罪的意思;鞫谳分司,就是“事实审”与“法律审”分离,其原理有点像英美普通法体制下,陪审团负责确认犯罪是否属实,法官负责法律的适用。在宋朝法院系统内,负责审清犯罪事实的是一个法官,叫做推司、狱司、推勘官;负责检出适用之法律的是···
宋代是继汉初之后的又一个商业繁华期,商业化的浪潮席卷整个宋朝国境,“货殖之事益急,商贾之事益重”。一位宋朝人看到,“人家有钱本,多是停塌、解质,舟舡往来兴贩,岂肯闲著钱买金在家顿放?”宋朝人家有了闲钱,即拿出来投资。一些汉学家甚至提出,宋代“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
我们看以明朝为历史背景的古装剧,比如《龙门镖局》、《武林外传》,常常可以看到,剧中人动辄就掏出一叠一叠的银票。但我们不得不遗憾地说,这是编剧的虚构,其实明朝人是没有银票用的。我们去看明朝人写的小说,比如《金瓶梅》,便会发现,明朝人从来只写银两,从不提银票。没有一部明代小说写到银票。在清代中后期产生的世俗小说中···
其实是宋朝君主处处受掣肘的常态。今天许多人以为皇帝一定是口含天宪、出口为敕,但这一想象并不合宋朝史实。我仔细考究过宋代君主所受到的种种约束,其完备性可谓为历代所不及,既有其他王朝共有的一般性约束,也有其他王朝所无的特别约束。
了解历史的朋友可能会说,先秦时的“廛布”便是房产税。什么叫“廛布”呢?汉代学者郑玄解释:“廛布者,货贿诸物邸舍之税。”清代的袁枚说:“廛布者,商贾所居屋税也。”可见“廛布”严格来说是营业税,而不是房产税,房产税是财产税。
隋朝的统一,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不仅结束了几百年来南北分治的局面,而且开始将南北文化融为一体,优势互补,从而为唐朝的文化繁荣,以及宋明时期中国文化的再生创造了条件。仅从儒学的发展情况看,享国短暂的隋朝虽然并没有最终完成南北儒学的统一,儒释道三教的融会与合一,但是,如果没有隋朝的短暂过渡及隋朝儒家学者的努···
“其更新者潘公子韶,邑之令君也。”既言更新,则在此之前,原有县学,修建时间不详,但一定是在建县之后。同是1990年版《大冶县志》,其《教育篇》又称县学始建于政和六年(1116),不知所据为何。
黄仁宇向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王安石变法之历史意义的视角:“公元十一世纪后期宋朝的第六个皇帝神宗赵顼引用王安石,置三司条例司(财政税收设计委员会),创行新法,是中国历史上一桩大事。这事情的真意义,也只有我们今日在二十世纪末期,有了中国近代史的纵深,再加以西欧国家现代化的经验,才比以前的人看得更清楚。”换言之,我们看···
表面来看,简朴的政府部门设置,可以将官员数目控制在最小规模,并以很低的税率来维持政府运转。朱元璋建立的明王朝确实保持着非常低的税率,据黄仁宇的研究,“16世纪末,全国田赋额最重的为南直隶苏州府,约占农村收入的20%。此外各府县一般都在10%以下,其中又有轻重的不同,山东曹县全县的赋役约占农村收入的9%,去苏州不远的溧阳···
公元10世纪初开始,中华大地上开始了一段大分裂时期——“五代十国”时期。在此期间,割据势力此起彼伏,其中以吴越国统治时间最长,治下经济也最繁荣。吴越偏居东南一隅,或有与中原抗衡之势。然而,吴越国王钱俶却主动向大宋纳土归服,“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将所部13州、86县和1军悉数献给大宋。钱王归宋,保护吴越百姓免遭···
晚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廷为预备立宪,派遣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这次行程匆匆的游历中,不仅西洋的政制让五大臣感到新鲜,近代欧洲的城市公共设施也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第一次知道西方的城市居然普遍设立了公园:“每至都会繁盛之区,必有优游休息之地,稍得闲暇,即往游观,辄忘车马之劳,足益见闻之陋。”而反观···
朱熹(1130-1200)和陈亮(1143-1194)两位南宋儒者之间的通信和辩论在学界已经有过较为充分的研究。[1]在前人的基础上,本文旨在重构在陈朱通信中的一个琐碎但却重要的插曲——陈亮曾经请求朱熹为他作《抱膝吟》两首,但是朱熹始终没有将此诗完成。相比于陈朱在思想上的交锋,虽然此事看似意义不大,但它实际上向我们展示了社交和修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