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新儒家的出场,客观上增加了中国转型思考的资源复杂性与路向复杂性,但却是必要的和切时的,是真正补齐了中国左右之争中传统主义的长期缺席,打破了既往由新左派(体制右派)和自由派(民间左派)相互对堪所造成的思想性垄断格局。
中国女性因为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在考虑结婚和生育孩子时往往有些犹豫不决,对此,我们很容易将其归咎于儒家的性别歧视。但是,陈素芬教授写到,这是一个错误,我们需要将儒家哲学与当时带有压迫性的父权制规范区分开来。儒家的仁爱和修身价值观能够丰富当今的女性主义,支持人人都获得平等的机会。
近代以来,若论对传统哲学中的“体用论”最为重视的哲学家,无疑首推熊十力。熊十力极其强调“体用”问题在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难言哉体用也!哲学所穷究者,唯此一根本问题,哲学家于此未了,虽著书极多,能自持一派之论,终与真理无干。”但不得不说,熊氏对体用的理解存在着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而这也影响了其对“气”的理解。
钱穆先生在《学龠》一书的《谈当前学风之弊》里面,提出了“时代人物”与“学术人物”,或者说“时代人物”与“传统人物”的区分。有些人物只是在时代当中叱咤风云,一待风气潮流变化,就随之销声匿迹,而有些人物可以称得上或者说最后成为传统性、学术性人物,当时或许不显,却会对历史产生持续的积极影响。
首先祝贺这次会议的顺利召开,因为其他事情,我无法直接到场,所以只能用视频的方式事先说说自己的相关看法。
李泽厚先生以饱满的文学激情而热情讴歌的所谓“启蒙”,并不是被所谓“救亡”压倒的,而是“启蒙”自身就存在着极大的蒙昧性,从而必然导致很多方面的灾难性后果。这种灾难性的后果,不仅体现在当年的所谓“救亡”过程当中,而且这种“启蒙”自身的蒙昧性,又延续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所谓的“启蒙”重启过程中,当然,在李泽厚先生这篇讨论“启蒙”与···
起初以为,在声势浩大的“国学热”背景下,设立“国学”学科或专业只是个时间问题,而且不会久远。但新近发现,“国学”学科或专业没有设成,反倒是出了个“中国古典学”专业,据说是取代或覆盖了“国学”专业。开始还以为是“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觉得这大体是成立的。仔细确认名称后,感觉还是较多较大问题值得讨论的。
今天所谓的中国古典学,是以中华古代文明与典籍为研究对象,以探源、培根为基点,以整体把握、系统呈现为方法,以服务当下、走向世界为目标,深挖经典内涵,辨章其流变脉络,梳理中国传统经典知识体系的结构特征,考察其在历史不同发展阶段对中华文明乃至周边世界的意义,揭示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价值。
“周秦之际”与“明清之际”是中国思想史上两个重要的转型时期,后者的重要性源自其作为古今中西之间的“历史接合点”地位。在身处明清之际的黄宗羲那里,典型地体现出传统儒学向现代转型的趋势以及现代中国的内在展开,集中反映在政治观、哲学观、伦理观三个方面。
成中英认为,哲学不仅是“爱智之学”,还是“知人及己“之知”、爱己及人“之爱”,是一种“智慧之知、智慧之爱”。因为无论你追求什么,总是要在知识的基础之上去追求,它表现为一种人对于知和智的需求。
理学与心学是宋明理学当中的两种重要分系,学界通常认为朱子集理学之大成,而阳明集心学之大成。
人的存在与天相对,这里的“天”首先指广义的自然。司马迁以“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为治学旨趣,“古今之变”属人自身的历史衍化,“天人之际”呈现为人与对象的互动。在相近的意义上,邵雍也指出:“学不际天人,不足谓之学。”这里同样把天人关系的考察,视为人的使命。宽泛意义上的自然涉及一切对象:“自然包括任何的存在,是一切存在的···
在人性问题上,荀子有不同表述,由此,对其人性理论,也形成了种种带有歧义的解释。流行之论以荀子为性恶说的代表,这种人性理论又被视为孟子性善说的对立面。晚近以来,又有所谓“性朴”说,以为荀子的人性理论以主张“性朴”而非“性恶”为特点,这种看法既有曲意回护的取向,也有强求新说之意,似乎很难视为荀子的人性理论的恰当解说。合···
孟子是继孔子之后最重要的儒学大师。人们历来认为,孟学是孔学的继续和发展,孟学源于孔学。对这一命题需要作具体分析。在孟子学说中,价值观的层面当然是儒家的,但方法论的层面却多采老子。就是说,孟子用老子的方法来解决孔子的问题。
《王言解》之言,道之所载,王言者,王道也。《孔子家语·王言解》是一篇记述孔子向曾子传授明王之道的文献。
方岚生(Franklin Perkins),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哲学博士,现任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东西方哲学》(Philosophy East and West)主编。在《天地不仁:中国古典哲学中恶的问题》一书中,方岚生以恶的问题为线索,追踪了战国时期的中国思想家在那个充满冲突和分裂的时代,为寻求人类与世界的和解所做的努力,他对《墨子》《道德经···
苏东坡是中国文化史上重要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为人多才多艺,富有生活情趣,既好美食,又善调制,所谓“东坡肉”,最早便出自其手。同时,对山水情有独钟,即使流放于外,也不忘游历各处。在山东日照的五莲山,我曾有幸循其足迹:据历史记载,他认为五莲山在某方面类似雁荡山,按我的实地考察,此言确实不虚。苏东坡一生虽常处逆境,但依···
吴仲迂,名迂(又以为名廷),号可堂,宋末元初浮梁(古属鄱阳)人【1】。胡炳文(1253—1333)《四书通》言吴氏:仲迂,号可堂,鄱阳人。元汪克宽(1304—1372)受学于吴,言“浮梁拜可堂吴先生仲迂于州学”【2】。
可以说,正是由于儒家思想的人道主义种子,才使得晚清以来的中国人可以迅速接受现代的人道主义价值观,这也是中国文明的伟大遗产之一。一些人对儒家和中国传统有误解,以为好的事物都是近代从西方来的,而本国传统一片黑暗,毫无优点。
两汉经学发展至郑玄,从此实现经学之一统,六经归礼,并以“周礼”为美备之说,渐使两汉四百年今文儒者对“制礼作乐”持矜慎态度之坚守得以瓦解,并以礼为纽带,以时空等疏通方式顺利解决了“五经异义”等群经扞格之问题。此后,六经皆礼逐渐走向六经皆史,从而为经学有效进入王朝礼仪实践、参与礼乐文明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