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之“中”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中”有“先验”与“后验”两种形态,具体表现为先验的“在中”与后验的“时中”,或简称“中”与“和”。先验的“在中”可以隐而未发,后验的“时中”却要求“发而中节”。通过“率性”,“中”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修道,将“天道”与“人性”联系了起来。由此,“中”获得了本体论和方法论两方面的意义。
有鉴于性别议题在近来备受各界关注,本文将整理当前儒家思想的性别论述,看出相关的焦点。目前的研究主要着重于儒家思想有无性别歧视,若儒家确有性别歧视的思想,则如何使性别歧视达到某种程度的和谐或平衡,才能使儒家思想在当代仍具有对所有人的开放性,而不因性别导致其影响的范围缩小。本文即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分析各种研究的···
乾隆、嘉庆年间是清代经学最为发达的时期。乾嘉学者反感宋明理学家玄谈义理,他们崇尚汉儒重视文献、讲求证据的朴实学风,以辑佚、校勘、文字、声韵、训诂等考据方法,阐明经书中的圣人之意。考据学是乾嘉时期乃至有清一代最具代表性的学术流派,但关于乾嘉考据学是否具有义理的争论却始终存在。
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国领袖的文明观,拥有的共通的底线共识是强调不同文明的相互学习与共同存在。习近平主席提出“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一整套“文明交流互鉴”的文明观,深刻体现了中华文明“理一分殊”以及“以大事小”的思想,这是对于其他文明的真正平等心与谦虚态度,如此才能“欣赏所有文明之美”,进而“为他国文明···
军事改革需要国家领导者和政治精英共同的智慧和经验,进行长期的努力。后发现代化国家更需要在中央军事集权的前提下,进行央地适度分权,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需要防止地方主义的政治分裂,整合社会资源,增强国家认同,其分权方式应通过法治化实现。
杨国荣先生的具体形上学,拒绝了各种抽象的形而上学,拒绝了本质主义的儒学;在世界哲学视域中,在儒学的当代发展的脉络中,具体形上学乃是生成中的儒学,是接续儒学从中国的哲学到东亚的哲学再到世界哲学的发展的最新成果。
100多年来,所谓社会学只是“舶来品”,中国古代没有社会学,已成无需论证即广被承认的“铁案”。
现代性要想成功地继承传统中有活力的、积极的遗产,必须通过现代性本身的原则(而非传统主义的方法)将古典性吁请回来,即通过追认将古典性本真化——本真化是一个现代原则,是吁请传统的唯一的现代方式——从而实现传统的现代性。在此,交往理性将成为一个历史的概念。
梁启超一生的宗教选择和对于宗教的态度则可以给当今的孔教主义者们以启发,即我们是否有必要将更多的目光注视于政治与国家这些问题。毕竟这些问题对于普通的生命来说过于高远和宏大。
任何学术问题的探讨都应首先解决资料问题,孔子儒学的研究也不例外,资料问题尤为重要。由孔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所决定,对孔子思想的认识直接关系到对中国儒学与传统文化的评价与态度。而从根本上说,人们对孔子褒贬不一,是源于对“孔子遗说”的不同认识与理解。
善恶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议题之一,先秦以来孔子、孟子、荀子、杨雄、韩愈等均从观察、归纳和解释经验现象出发,聚焦人性善恶的讨论。及至宋儒,始从理气、阴阳等超经验范畴讨论善恶。朱熹善恶思想集理学之大成,结合了宇宙本体论和心性论,从自然和心性双重视角阐释善恶,突破社会伦理层面,实现了善恶本体意蕴的哲学建构。
为应对近代自然科学与思维方式对儒家的冲击,使传统儒学适应现代世界的发展,康有为采取了“续制新义”的方式,对近代科学进行了儒家式解读。
自由主义是一个条件谱系,可分为多个层次,每个层次又有诸多特征。以该谱系为标准,对照儒家,可知儒家在诸多重要特征上都不满足自由主义,即缺乏自由主义的必要条件,所以,在定性上,儒家自由主义不成立。
五经是经学的元典,经学的其他典籍都是训解或依附五经而成,经学全部的注疏以至整个中国文化都以五经为根荄;元典为五决定了经学不是一经独尊,而是具有包容性、开放性的学说,经学也因此而能够实现日新不已的自我创新。
一方面,在现代儒学的各种版本中,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空洞的仁学,其实是将原本来自实际生活经验的精神指引彻底抽空其内容而为种种大而无当的爱人类主张背书,而这些大而无当的爱人类主张自然也会呈现出明显的乌托邦主义倾向;另一方面,被经过有意的扭曲性解释的阳明学成为现代儒学的主流,其实是在“夷天地为物质”的科学主义蛊惑下继续···
牟先生就像古往今来的大哲学家一样,留下一大笔思想遗产,唯善学者能受其惠。善学者既能入乎其内,亦能出乎其外,但此非易事。能入乎其内,而未能出乎其外者,犹有所得,胜于在门外徘徊张望者。
为了应对基督教的理论挑战,康有为刷新了传统儒学入世天游的修道空间,谭嗣同则激活了传统儒学入世永生的成道时间,他们知行合一地光显了传统儒学入世立功的弘道时空。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制度的大转型、大变革的社会运动。在新文化运动中,强化了晚清以来的“文化对待观”,具体表现为古与今的对峙以及中与西的划分。古今、中西的文化对立,虽然在当时促进了思想的解放和文化的启蒙,但同时也在观念上带来了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对立、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对立,开启了后来思想文化···
这种对于中华文化的思考,既包含着执着的应然的价值追寻,又包含对于实然层面的文化发展路径的深长思虑,系统、高远而富有现实意义。余先生生前曾多次感慨,过于表面、浮躁而功利化的所谓文化热,既不能深入文化精神深处,也无力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出整体性反思把握,他的中国哲学研究则是对于这两方面的有力推进和重大突破。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余敦康先生出过一本书,书名叫《内圣外王的贯通》。这虽然是一部研究北宋易学的著作,但书名却颇能体现作者本人的志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