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儒家官员运用教化方式解决纠纷,在息讼解纷的过程中为乡村社会塑造儒家的人伦秩序,同时为乡村社会培育乡绅,作为官民沟通、辅助教化的纽带,最终期待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实现百姓的自我治理。
郑家栋先生视西方民主制度与价值为全人类的价值,要求儒家必须削足适履的去符合。郑先生虽曰服膺唐、牟两先生学问,虽说要复兴儒学,然观其言行,信仰上归于耶教,政治上服膺民主,既然如此内外兼备,自然功德圆满了。儒学又有何容身之地呢?所以,无论把儒学改造为基督教模样只作为少数人信仰的宗教,还是作为一种无所依傍的学说游荡···
汉儒向平民推广过去贵族专享的姓氏,宋儒向平民普及父系祖先古老谱系的家谱以及祭祀的祠堂,都是以父亲为纽带将一代代本应相忘于江湖的人凝聚起来。父亲角色区别了人和禽兽,所以子不教父之过,因为他代表了文化这一方向。
在现代与传统的承接关系中,家的地位究竟怎样安放、家的社会与政治作用如何认知,则是一个既关乎传统的现代处境,也关乎现代的准确定位的大问题。近期关于家的讨论,广泛涉及上述问题。可以说,在古今中西四维的交错关联中,家不仅再次成为学术热点,也成为关乎现代国家与社会发展的重大实践问题。
传统儒家丰富的心性工夫论,就这样被戴震一笔勾销。在戴震思想中,欲之公、情之正、知之明,一切都来得那么自然,完全没有了那种天理与人欲之间的判分与对峙。然而,消解了文化与欲望的基本张力,这是思想的失败,也是戴震思想最为致命的缺陷。
当代中国从何处走来,近代中国从何时开始,这不仅是个学术思想问题,更是一个政治哲学命题。“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这并不意味着简单套用某种政治话语,而是因为1840年切实构成了后续救亡与启蒙、革命与建设、改革与开放诸多命题的思想原点,当然也是文化复兴与国族富强的艰难起点。
一九二二年五月四日,任公开始在北京法政专门学校作“先秦政治思想”的讲演,前后四场;其秋,又应南京东南大学郭秉文校长之邀,担任“中国政治思想史”课一学期。由于操劳过度,得了心脏病,故只讲至先秦而止。后来出版之书,即名《先秦政治思想史》。
我们应该明白,我们所期待的“仪式感”,其实是“仪式”带给我们的“诚敬”与“庄严”,而这一切都源自“仪式”之魂——我们内心的“仁”!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将思想的重点转到中国哲学之后,以“积淀说”解说中国文化的特点,是李泽厚先生一个重要的努力方向,在中国哲学界有很大影响。我公开承认,我三十多年来对于孟子性善论的诠释,最初就是受到了李泽厚先生的影响。与李泽厚先生相比,我的思路可以叫做“结晶说”。环顾四周,平心而论,在中国哲学范围内,迄今为止,我可能是···
另一个探讨这种“互系”宇宙论的渠道是传统中医。人们常会发现,标准中医课程都一脉相承地从充分理解中国古代哲学入手,以此发掘传统中医术语及语义的意象与文化比喻。或许作为中国哲学的学者,需很好报答为研习古代中国哲学入门的传统中医,去研究作为奠基中医传统的自然宇宙观,以它作一个标志,于迅速流动的哲学话语中找到我们的位置···
在第一章“导论”中,我提出“类比”对文化翻译不仅关键,而且必不可少。还有,我认为所选择的类比互系,有助于达到既可是联系性也可是对比性类比的理解。寻找这样的关联,我们还需要考虑到单项类比联系,而不是整体附会式的。要深刻思考和力求清晰解释儒家根本嵌入的、关系构成的、总是作为过程而呈现的“人”,我们可以拿杜威的“个体性”作···
我们将意识到,这种中国过程宇宙论的无兴趣虚设一个“上帝”理念,其必然结果,是发生对一种不同语言的需要,用来对如宇宙本源、世界意义与价值来源以及创造本身是什么性质等的基本问题进行思考。
儒家修身学最早见于《五经》,经历了以培养“君子”为目标的“德性—德行培育”到以“成圣”为目标的“心灵操练”两个不同的时代。而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过渡时代”中,儒家修身传统被转化为培育“新君子”(国民、公民)与“新圣人”(“革命圣人”)的精神资源。
人性论是中国哲学的核心命题之一,儒家尤为强调和关注。真正意义上的人性论思想,是从孔子开始的。孔子的人性论,既简略又模糊,因而相较于孟荀人性论,学界关注较少。既有的看法可以归结为四种。其一是孔子不以善恶言性,其二是孔子是性善恶混论者,其三是孔子是性恶论者,其四是孔子是性善论者。但是综合其思想体系和相关资料,笔者···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卷三二《泰州学案》的序中就明确说,“泰州之后,遂非复名教之所能羁络矣”,认为泰州学派的后来发展已经突破了名教的束缚。由于泰州学派的学者多出身下层农工商阶层,他们的著作又多散失,故现代学者往往由黄宗羲的断语,而认定泰州学派代表了下层人民对当时的社会秩序、意识形态和价值系统的反抗。
自“世界大交通”以来,西洋势力和西洋文化的东来,给“千百年来未有之变局”的中国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如何回应西方势力的强势入侵?如何调整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成为时代赋予当时思想家们的重要历史使命。
传统的“人禽之辨”在有限的意义上可以帮助我们来面对未来的“人机之辨”。但技术的发展将大大超越这种直观的“人机之别”,会出现更多的智能存在样态;“智能网络”就会突破传统的“人机之别”而整体性地笼罩人类的生活,这将使“人机之辨”失去意义
2021年是王安石一千年华诞。一千年来,围绕王安石的争议似乎从未停止,他究竟是“一世之伟人”还是招致“靖康之祸”的祸首?他给后世留下了怎样的政治遗产,又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宋代以后中国历史的进程?为了厘清上述问题,澎湃新闻·私家历史特别推出“千年王安石”专题,邀请多位宋史学者从政治、文学、哲学等层面多维度展示王荆公的面貌···
修身和为学之间的关联构成了儒学的重要方面。为学首先以超越自然状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为其目标。这一意义上的为学首先意味着提升人的理性能力。按照荀子的理解,正是这种理性能力,使得人可以超越单纯感性的冲动,趋向于更为合理的取舍。
孔子思想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基础。孔子的道德实践主要体现在“治学”“明礼”“成人”“为政”四个方面,而“仁”与“知”在其中共同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孔子对学的重视、对礼的强调、对圣人的推崇、对政治治理的期望都体现出他对“仁”“知”如何发挥作用的思考。可以说,“仁知相须”是孔子道德实践的内在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