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明理学的研究视域中,永嘉学派基本上处于一个非主流,但却又不得不认真面对的位置。所谓非主流,自然是众所周知,大凡讲宋明理学,总是以程朱与陆王为主流。古人如此,今人亦如此,不待赘述。不得不认真面对,则因为即在朱熹(1130-1200年)当时,不管他指责永嘉学问是“没头没尾”“涣无统纪”,还是“偏考究其小小者”“斗凑零碎”,但···
我们已经看到,在儒家这个我称为“human-becoming”(“成人”)的模式里,人的个人实现是不可还原(简约)地“包含他者”(“other-entailing”)而且一切关系皆是含有亲属性的。朋友也变成家庭成员。个人幸福、家庭兴旺、国家繁荣都是同构和不分的。我们回顾一下亚里士多德的“human being”(“人本体”)概念,这样能把“human being”和“human ···
政由谁出与政治何为是政治哲学的两大核心议题,孔子对其作出深刻思考并给出了明确回答。孔子的私学教育致力于培养具有完美道德品格的士人君子,而在他的新政治构想中,士人君子是治国为政的理想主体,其资格的正当性就来自君子所具备的人格特征与精神品格。孔子基于人类"性相近,习相远"的复杂特性提出"学以致其道",在不破坏人类习性多样性···
心性论思想是早期儒家思想发展的核心内容和中心线索。从《孟子》《荀子》到新近出土的文献都显示,“心”与“性”是他们各自文本话语体系和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从这一核心概念出发,他们才建立了规模宏大的思想体系。那么,作为儒家思想开创者的孔子,他的心性理论是怎样的?这一心性理论与后代儒家的心性论思想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钱穆先生是文史大家,在晚年之际口授文章提及“天人合一”,既是最终的文化遗命,也是对秩序法理的终极关怀。法治思考和论述在钱穆先生洋洋大观的诸多著述中并不凸显,主要存留于20世纪40年代的若干篇学术论文之中,以《人治与法治》《中国人之法律观念》《法治新诠》诸篇最具代表性,并均收入《政学私言》之中。这些篇章并非突兀论述,···
自古以来,人们大多认为孔子有民本思想。但具体到一些较小的问题时,会有争议。比如有人认为孔子有愚民思想。如果从孔子的整体精神上加以考察,孔子是以民为本、实行教化的,并不存在愚民思想。认为孔子有愚民思想的证据,是“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这句话。否认孔子有愚民思想,一是因为断句不同,注解···
1922年,胡适撰成《章实斋先生年谱》,梁启超对此书评价颇高,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言“胡适之之《实斋谱》,不惟能撷谱主学术之纲要,吾尚嫌其未尽,并及时代思潮,凡此诸作,皆近代学术界一盛饰也”。梁氏如此溢美,可见《章实斋先生年谱》在当时声誉甚隆。在《章实斋先生年谱》中,胡适对清代学者章学诚所提的“六经皆史”之论···
作为儒学的一脉,永嘉学派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形成了其展开的脉络和系统。与宋代主流的理学相对,永嘉学派趋向于以“实”拒“虚”。这里的“实”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以物用而不以己用”,即从外部对象出发,而不仅仅根据人的主观想法和意念去行动;其二,注重事功之学和经世致用。与之相联系,永嘉学派主张“事上理会”,扬弃“无验于事者”。
杨起元(1547—1599),字贞复,号复所,广东归善县(今属广东惠州)人,泰州学派罗汝芳高弟,是晚明一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思想家、教育家。杨起元心学思想继承了泰州学派的思想观点,坚守良知是心的本体,并深受白沙学影响,讲究“致虚立本”的认识论。杨起元心学思想主要与两方面的岭南学术渊源有关,具有浓厚的岭南学术色彩。
在治国层面,孟子的仁政蓝图有着涵养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丰富资源。孟子的仁政以“制民之产”即解决民生为基础,直接涉及到富强的问题,提出以解决民生问题作为富民的起点。在社会层面,“义”和“礼”也存在着向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资源。义作为社会应当如此的价值准则,包含着对自由、公正的思考。义作为人们行为···
民间孔教事业,起于儒家教化既衰之后,任重道远,事繁必艰,故必须通过"孔教会"以组织化制度化社会化的力量来承担。由是,正如蒋庆指出的,中国将再度成为一个具有自我文明属性的"文明国家",而不是一个一味模仿西方的亨廷顿所说的"无所适从且自我撕裂"的现代民族国家。
儒家经典的背后,温柔敦厚、知书达理、和平理性、社会和谐、乐善好施、刚健积极、注重人道人生人性的儒家文明观,这样的文化所熏陶的人,可能是中国人未来十年走向世界而更受欢迎的形象。
移民是重要的人口地理现象和社会现象。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进入中国的国际移民也日益增多。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对外来移民的接受显得十分保守。无论是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化,还是对未来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来说,这个局面都亟待突破,而首先需要解决的则是对外来移民的认识问题。古典儒家处理外来移民的智慧值得借鉴···
回到历史,我们会发现,真正的中国研究方法是经史之学。今天我们所说的“文史哲”只是传统经史体制崩解后,被迫寄身于现代学术体系中的残片。如果我们意欲接续中国学术传统并予以弘大,那就应当接续经史之学传统,尤其是发现并弘大20世纪的经史之学,从而在更大范围的新天下发展中国式社会科学体系。
在我看来,自发的协调性(即没有统一操控的协作)要比具有神秘色彩的荣格的共时性更能说明儒家的和谐概念。同时,我不排除因果联系在和谐过程中的作用。我尤其赞成范教授关于“和谐主义是儒家伦理学的首要特点”之观点。
我认为,这里真正的问题不是契约传统,而是超越国家的全球化是由为了自己利益可以不顾一切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主导这一悖论。对此,我也在我的新着里提出了以“仁责高于主权”为原则的儒家新天下体系。我想,上述在政治与制度层面上的努力,也许才是大疫当前,儒家能够做出的贡献。
范教授强调儒家不以契约关系理解家人关系乃至五伦,可能是出于对契约的某种成见,这种成见以为,凡说到“契约”,就是西方功利主义所讲的那种带有很强的物质利益交换意图的契约。儒家固然没有这种强烈的功利意图,但也并非毫无平等互利的契约意识。
福山对儒家文化的当代愿景多有论述。分析福山对儒家思想的认识,是观察大疫背景下,儒家伦理学在西方伦理学界处境的有益管道。
范瑞平教授重点阐述了“为什么应该主动诉诸儒家文化的伦理资源来思考新冠肺炎疫情所引发的危机以及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挑战”。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儒家文明的伦理资源究竟是什么?儒家文化的伦理资源如何解决新冠肺炎疫情所引发的危机和挑战?
笔者非常认同范教授的此一主张,也基本赞同他所提到的儒家和谐理念应对新冠疫情的殊胜之处。但正因为这一主张在思想和实践上的重要意义,它值得细致的审查、辩护和批判。本评论试图从儒家和谐文化的角度回应新冠疫情应对中的关键问题,也是与范教授进一步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