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自然反对如此坐等病毒肆虐的「佛系模式」,西方社会最后也都全力去防堵病毒,没有任由病毒肆虐到尽的方式。西方也有年青人认为自己身体强壮,不怕病毒,或认为这只是一种流行感冒之类,因而轻忽不理,以政治之自由权利来拒绝政府强制戴口罩,禁止聚会等限制令。此与西方自由主义或个人主义无关,更与原则主义无关。但由此而产生对···
东亚国家对于这次疫情的应对,至少在疫情明显出现之后,总体上处理得较之西方国家更好,背后实有不同的伦理精神的反应和支撑。本文诉诸儒家美德伦理学的资源,宣导人类进行伦理学的范式转向:我们需要和谐主义(而不是科学主义)的发展观、美德主义(而不是原则主义)的决策观、家庭主义(而不是契约主义)的天下观。
中国在这次疫情应对中取得可喜可贺的成绩,而西方各国,特别是美国至今仍是疫情重灾区。福山认为中国的强大执政能力是关键因素,但是正如范文所指出的,儒家传统伦理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可是却被很多人忽视了。因此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儒家伦理的重要性,需要重新认识儒家伦理学相对于现代西方伦理学的优越性,需要思考为何大疫当前儒家伦···
在以民心皈依为根本指向、以人心评判为最高标准、以人民本位观为根本价值指导的东方社会人心政治形态中,“民心之所望,执政之所向”,是人心政治的“源”之所在,内蕴着需求之源、使命之源与责任之源三重动力体系;“天命无常,有德者居之,有能者为之”,是“人心政治”的“流”之所在,孕生了通过具有理性力、能动力与行动力的组织将制度与人···
民心”政治可追溯到中国古代的“十六字心传”,关键是在“道心”和“人心”之间如何“允执厥中”。朱熹将其精髓阐述为满足人民“合理”的欲望。这一世俗理性的政治理念启发了欧洲的启蒙运动,经过深度加工后又以马克思主义为中介输入中国。中国共产党以独特的方式复兴了中国传统的“道心”和“人心”政治,并通过不断的制度创新,在“先善后众”的原则···
为了克服政治衰变中的民心失范,优良政治的出路在于构建起一个包括政治原则、制度方略和政治主体三要素的治体。立国思想家强调政治家相对于行政官僚、治民心(教化)相对于治民事、经制纪纲(礼治)相对于刑罚威权、更化相对于变法的一系列优先性。这代表了对于政治事务的一种规范性理解,它伴随历代立国实践不断得到检验与重构,形成···
就儒学而言,中国只是证伪现代化理论对非西方国家现代化道路的错误指引,从来也没有让自己成为具有霸权地位的可仿效的模型。那种只讲儒学的阶级性、只讲具体历史化或情境化的儒学,否认儒学具有普遍意义,说到底就是只能讲西方思想的普遍性,只认为西方思想有普遍性,只要讲儒学中有普遍真理,就是东方主义,就是本质化,这是不折不扣···
钱锺书对理学家诗的批评体现了其思想“趋时”的双重性:表层的与意识形态相呼应的“趋时”和深层的与二十世纪以来借助西方思想“重估”中国传统的潮流相激荡的“趋时”。前者表现为在《宋诗选注》中理学家诗的大规模缺席,后者表现为他以理念说、审美无功利说等西方现代美学观念为理论资源“重估”理学家诗与中国诗学传统,对诗的认识亦藉此发生···
中国近世以来的政学互动揭示出,政治批判意识强烈的宋明理学与秉持保守宪制精神的经制事功学形成了极富辩证意味的张力结构,后者尤能维系经世传统的政治成熟心智。转入现代,西学移植下的变革思维成为主导,理学精神改头换面重获新生,深得治体论精义的立国思维隐没不彰。立国与变革的张力结构被倒置,变革宰制下的现代学术话语与政治···
康有为以及持经学路线的新康有为主义者所自居的正统,并无历史与理论的基础。作为复兴儒学的途径,它有着种种缺陷。如果我们还希望儒家作为普世价值,参与到当代放大了的诸子竞争之中,我们就应该采取一种子学路线,即在包容从不同的儒家经典出发的多元传统的基础上,结合历代儒者对政治制度的反思和创新,面对当代政治问题,给出让非···
这场思想论战,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论辩双方的观点本身,直接激发着当今学界对于古今与中西、道德与政治、制度与行为以及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等一系列相关问题的更广泛而深入的思考。
从张祥龙所提出的现象学视角入手,通过对《春秋繁露》的研究,梳理出其中的时间意识。“元”作为《春秋繁露》的核心范畴,其本身就内蕴了时间,进言之“元”即是时间的发端。推而论之,天道、阴阳以至于四时、五行皆为时间的展开,人道之社会历史合于天道,同样是随时显现的时间本真。《春秋繁露》之天人关系即是在时间上的统一,而这样一···
中庸之道是儒家君子与新人文主义会通之处,白璧德式的人文主义者非常符合中国的先秦贵族君子特征:节制、适度、平衡,少数人的、个体的完善,难以达到的境界。梅光迪留学美国,习英文,教西学,以复兴先秦原始儒学、会通中西文化为己任,虽然并不显赫,终不失为一位实学君子和爱国君子。
儒学是内嵌于中国人生命气质之中的一种世界性的文化资源,它像一座富矿,蕴藏着对现代人的精神生命、未来人类社会发展有积极意义的恒常价值。从某种程度上说,《新加坡儒学史》也可看作是对林文庆儒学思想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因为林文庆正是新加坡儒学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历代得失》讲演政制史,理论表达较为节制,但应对制度崇拜的意图不难辨识。现代政治固然要吸收西方精华,却不必也不能与自身传统一刀两断。积累四五千年的文化—政制传统,对于现实当下的影响往往远大于今人估量。适合现代中国的政制形态,不会从天而降,而是要真能扎根于这片大地。
周敦颐在儒学发展史上的重大贡献,主要在于他开创了以本体维度言说儒家性命之学的思想理路,为儒家性命之学的后续相传奠定了本体论根基。
不能否认的是,传统社会中的孝道曾一度趋于僵化,强加个体以巨痛;但我们更要明白,躬行孝道是连接世代的纽带,深陷孤立同样会使个体不得解脱。当我们被大潮推向世界的时候,不妨回过头,放下芥蒂,试着了解和沟通。
致良知是王阳明全部思想的结晶,“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在王阳明看来,良知是天理,“天理在人心,亘古亘今,无有终始。
船山学是同“希张横渠之正学”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是船山学一个重要的特质和价值取向。正是通过“希张横渠之正学”的学术阐释、研修和创新,船山学上接孔孟道统之端绪,下开清代实学和近代新学之先河,实质上担纲了为中华学脉“续魂”和“固本培元”的工作,使中华正学的血脉得以更为畅通地绵延传承,为后人接续和弘扬中华正学作出了卓越贡献。
孝,在当今中国是一个令人厌倦的话题,尤其对于青年人来说。著名的豆瓣小组“父母皆祸害”(Anti–Parents)就是这一氛围的产物,很多年轻人叛逆期时就是这个小组的成员,等他们自己做了父母之后发现自己父母更加不可理喻,仍旧还在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