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指出,周公之所以为圣、周朝之所以能王天下,是因为周公通过立子立嫡制等,把尊尊、亲亲等观念落实到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以安国家、定人民。与制度变革相伴随的是世界观的变化,因而学者对周公天命观多有探讨,并有不同认识。一种观点从变革角度言,认为周公天命观中重德保民、吉凶由人的思想是从自然宗教向伦···
当阳明学遭遇寒冬时,“真孤”不仅传承阳明学法脉,而且推进阳明学理论的发展,践行阳明学的真精神,甚至培养更多的阳明后学传人。方以智以真孤担当,晚年在青原山疗教救学,烹炮诸子,建药树堂,为阳明学的“核仁”提供庇护。
阳明学在近代中、日、韩带有维新革命色彩,往往触及上述阳明“致良知”本是具有普遍主义(universalism)的精神,但在近代东亚却成为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而为国家或政治服务。不过,如果我们追溯阳明学一开始的发展,就不难发现,不论是阳明弟子的推展阳明学或官方的压抑阳明学,在政坛里早已锣鼓喧天,它从来就不只是学术问题···
尽管“慈善”在不同的社会形态和每个社会形态的不同历史阶段的表现有所不同,但其不变的核心内涵可以归结为两个字——“利他”。所谓“利他”,即为了他人的福祉,自愿地、不求回报地、贡献出自己的宝贵而稀缺的资源。
现代儒者钱穆着眼于中国政治传统的悠久智慧与文化体系的根本原理,力图在启蒙革命主义之外阐发对于道统和治统的别样诠解。道统作为立国根基的精神信念共识,本身蕴涵了中国文明基于天人相合原理的政教秩序构设,进而与治统形成了相维和相制两种基本关系。在思考现代共和立国问题时,钱穆超越了梁启超论题将道统与君主专制牢固绑定的政···
400年来,船山思想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昨日,在王船山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主题发言环节,刘和平、万俊人、王泽应三位知名专家学者深入探讨研究船山思想的哲学智慧、人文精神、时代价值,本报记者特进行整理,以飨读者。
今年是王船山(1619—1692)诞生400周年。王船山,名夫之,字而农。为了纪念这位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衡阳市人民政府等单位将于近日在湖南省衡阳市举办“王船山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本刊撷取部分会议论文,以飨读者。
杜先生对(信赖)社群概念的阐释既表现出对《中庸》文本中潜藏义理的“汲舀”和诀发,更体现出此一概念的“汲舀”和诀发对现时生命的思维性沟通,它使得古老的经典不仅在意义蕴含上,而且在概念表述上获得了现时代的风格和特色。
杜维明先生是现代著名哲学家,现代新儒学的代表性人物。在杜先生八十华诞即将到来之际,我与同仁向杜先生致以衷心的祝福,祝愿他福寿双全,万事胜意!衷心感谢杜先生对我本人及武汉大学同仁、学生的支持、提携与照顾。杜先生多次来武大讲学与出席学术会议,多次在他执教的哈佛大学、北京大学等校接待武大的学者与学生,我们深受他的思···
“中庸”之“中”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中”有“先验”与“后验”两种形态,具体表现为先验的“在中”与后验的“时中”,或简称“中”与“和”。先验的“在中”可以隐而未发,后验的“时中”却要求“发而中节”。通过“率性”,“中”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修道,将“天道”与“人性”联系了起来。由此,“中”获得了本体论和方法论两方面的意义。
有鉴于性别议题在近来备受各界关注,本文将整理当前儒家思想的性别论述,看出相关的焦点。目前的研究主要着重于儒家思想有无性别歧视,若儒家确有性别歧视的思想,则如何使性别歧视达到某种程度的和谐或平衡,才能使儒家思想在当代仍具有对所有人的开放性,而不因性别导致其影响的范围缩小。本文即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分析各种研究的···
乾隆、嘉庆年间是清代经学最为发达的时期。乾嘉学者反感宋明理学家玄谈义理,他们崇尚汉儒重视文献、讲求证据的朴实学风,以辑佚、校勘、文字、声韵、训诂等考据方法,阐明经书中的圣人之意。考据学是乾嘉时期乃至有清一代最具代表性的学术流派,但关于乾嘉考据学是否具有义理的争论却始终存在。
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国领袖的文明观,拥有的共通的底线共识是强调不同文明的相互学习与共同存在。习近平主席提出“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一整套“文明交流互鉴”的文明观,深刻体现了中华文明“理一分殊”以及“以大事小”的思想,这是对于其他文明的真正平等心与谦虚态度,如此才能“欣赏所有文明之美”,进而“为他国文明···
军事改革需要国家领导者和政治精英共同的智慧和经验,进行长期的努力。后发现代化国家更需要在中央军事集权的前提下,进行央地适度分权,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需要防止地方主义的政治分裂,整合社会资源,增强国家认同,其分权方式应通过法治化实现。
杨国荣先生的具体形上学,拒绝了各种抽象的形而上学,拒绝了本质主义的儒学;在世界哲学视域中,在儒学的当代发展的脉络中,具体形上学乃是生成中的儒学,是接续儒学从中国的哲学到东亚的哲学再到世界哲学的发展的最新成果。
100多年来,所谓社会学只是“舶来品”,中国古代没有社会学,已成无需论证即广被承认的“铁案”。
现代性要想成功地继承传统中有活力的、积极的遗产,必须通过现代性本身的原则(而非传统主义的方法)将古典性吁请回来,即通过追认将古典性本真化——本真化是一个现代原则,是吁请传统的唯一的现代方式——从而实现传统的现代性。在此,交往理性将成为一个历史的概念。
梁启超一生的宗教选择和对于宗教的态度则可以给当今的孔教主义者们以启发,即我们是否有必要将更多的目光注视于政治与国家这些问题。毕竟这些问题对于普通的生命来说过于高远和宏大。
任何学术问题的探讨都应首先解决资料问题,孔子儒学的研究也不例外,资料问题尤为重要。由孔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所决定,对孔子思想的认识直接关系到对中国儒学与传统文化的评价与态度。而从根本上说,人们对孔子褒贬不一,是源于对“孔子遗说”的不同认识与理解。
善恶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议题之一,先秦以来孔子、孟子、荀子、杨雄、韩愈等均从观察、归纳和解释经验现象出发,聚焦人性善恶的讨论。及至宋儒,始从理气、阴阳等超经验范畴讨论善恶。朱熹善恶思想集理学之大成,结合了宇宙本体论和心性论,从自然和心性双重视角阐释善恶,突破社会伦理层面,实现了善恶本体意蕴的哲学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