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俭以养德”语出诸葛亮的《诫子书》,它不仅是省物节资的劝诫标语,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克己守正、修身立德的关键命题。历史上各家流派围绕“俭”与“德”的内在关联对这一命题进行了深入诠释,形成了一套从日常饮食起居细节,到待人接物原则,再到内心志向坚守,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完整修养体系。
从文明比较的角度看,中华文明精神传统渊源深厚,保留了人类自石器时代以来的集体记忆,是具有原创性、独创性的文明体系。
中华民族的和平性基因根植于广袤的中华大地上的农耕文化,积淀为先贤圣哲的思想与观念。作为全球文明史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形态,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始终呈现和平特征。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是中华文明丰厚的文化积淀与历史实录。
乾隆四十五年(1780),翁方纲与丁杰商议聘请扬州八怪之一的罗聘画一幅郑玄像(《复初斋文集》卷十二《送顾文子进士归兴化序》)。
景初元年,魏明帝在高堂隆等人的建议下更张汉制,进行了一系列的礼制改革。其中尤为重要的便是重新建立一套祭祀天地的礼仪制度。
宋儒朱熹曾参与集议宋宁宗服丧之制,因“无文字可检”仅以礼律人情大意答之,最终未能面折胡纮。朱熹归家翻检经书,读到《礼记·丧服小记》孔疏中郑玄“天子诸侯之服皆斩”一语,方才肯定己说。
中华思想文化源远流长,这在儒家思想的发展过程中体现得极为明显。
近日,“朱子学与全球文明对话大会”暨第四届考亭论坛在福建南平召开。与会学者围绕“第二个结合”与朱子学的创新发展、全球文明倡议下的朱子文化国际传播、两岸朱子学与中华文化认同、文明交流互鉴与朱子学青年对话以及新媒体时代的朱子文化普及与传播等议题展开深入充分的交流讨论。
用诗歌的形式讲学,原是理学家的传统。从邵雍的“击壤体”开始,理学家即有以诗讲学的风气,邵雍也因此成为“诗人中的道学家,道学家中的诗人”。(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朱熹与陆九渊兄弟鹅湖之会,相互辩难论学也是以诗歌的形式表现的。王阳明也不例外,他经常用诗歌宣讲其心学本体,这类诗具有特殊的审美价值。
作为明清之际的大儒,王船山不仅学问博大宏深,视野开阔,而且与一般的经学家或理学家不同,无论其本人的诗文写作还是诗话文论,对于诗文艺术问题都能自成体系、洞彻幽微。
王船山是中华文明史上集“究天人之际”与“通古今之变”于一身的杰出思想家。
2025年7月11日,《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发表知名学者、王船山研究专家王泽应教授的重磅文章——《<王船山>:铸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史诗》,引起学界高度关注。《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受版面所限,发表时作了删节。现应读者需要,将全文刊发于此,感谢王泽应教授的大力支持。
每年的10月15日是全球洗手日。如今,洗手早已成为人们日常清洁习惯之一。其实,我国古人也早就认识到了洗手的重要性。在古代,被称作“沃盥”的洗手,除了有实质性的清洁作用外,还有一定的礼仪价值。洗手的用具多归在礼器一类,有神圣之意。
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代表人物孟子,创立了以“人禽之辨”“义利之辨”“王霸之辨”三重辩证关系为核心的天下关怀思想,着力调和“人与物”“己与群”“群与群”之间的三重关系。孟子的天下关怀思想,使人认清生命价值,为道德建设提供丰厚滋养,对国际新秩序建构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经学与文学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关注的重点。传统文论一般认为,经学是源,后世文学是流,文学创作应以经学为最高典范。
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家训以家族为单位传递道德规范、治家理念、处世智慧等,是圣贤经典的世俗化、实践化、生活化载体。
阳明心学与文学思想对明代文坛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王阳明及其后学对小说、戏曲等俗文学持开放态度,特别是中晚明戏曲批评,与阳明心学存在更为清晰的互动关系。
《周易》中的象思维与数思维是支撑古代中国哲学纵深发展的两种基本思维范式。其中,象思维源于直观、感识与经验,具有“观象”“法象”至“立象”的运思理路,充满诗性气质;数思维源于抽象、逻辑与超验,具有“倚数”“极数”至“错综其数”的运思理路,充满理性特征。不过,象思维与数思维并不是孤立的,二者间的关系犹如象与数的关系。
《论语》所记孔子言论中,有18篇48章涉及了对自己的评论,颇值得研究。这部分言论蕴含的最主要精神是孔子的自省意识与文化自信。
如果只用一个字来描绘中华文明的底色,那么“礼”可能最具辨识度。“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