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衡(1209—1282,字仲平,学者称鲁斋先生)、刘因(1249—1293,字梦吉,号静修)、吴澄(1249—1333,字幼清,学者称草庐先生)在《宋元学案》中被黄百家视为元代最杰出的三位学者。
杜维明先生有一个独特的“儒学发展三段论”,第一阶段由曲阜到中国,第二阶段是由中国到东亚,第三个阶段是世界的儒学。
“士志于道”出自《论语·里仁》,核心意思是:知识分子(士)应将追求真理、践行仁义(道)作为终极使命,而非谋生工具。如果说在古代,士不仅是一种职业身份,更体现了一种文化精神,也就是孔子提倡的“士志于道”,“士”当志存高远,计天下利、求万世名。那么在今天,“士”更当为“众人的事”,甘愿吃亏、甘受委屈、甘于奉献,而非斤斤计较···
孔子的政绩观一切都是为了取信于民,都是为了造福人民。在孔子看来,真正的政治功绩并不在于国家疆域的扩张、社会财富的累积,而在于人心的归正、社会的有序、风俗的淳厚。为政先立己,施治先守道,育人先修德,三者层层递进、互为一体,构成了早期儒家完整而深刻的为政思想。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之际,深入阐发···
“国之大事”顾名思义就是国家最重要、最根本、最核心的事情。《左传・成公十三年》有对“国之大事”的经典表达:“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大意为,当时治国理政最重要的事情,在于祭祀和战争。
孔子与老子的治理思想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常被视为两条不同的道路。儒家主张以德治国,道家倡导无为而治。
儒法关系,向来聚讼不休。
从生活中发现哲学智慧,用哲学智慧规范生活样式,是中国古代哲人独特的思维方式。在饮食中品味人生乃至社会政治运作之理,是以道、儒、墨、法诸家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哲人共同的哲思韵味。
钱穆曾指出,朱熹教人读书,“第一最要法门”便是“虚心”。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将虚心立为读书的第一法门,不仅为传统读书法确立了全新准则,更让经典研读成为理学修养心性、格物穷理的重要路径,至今仍有深刻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南宋大儒陆九渊以“心即理”为根基,力破“读书之病”,反对为功利而读书,主张读书以印证本心、涵养德性。
“六艺”之中,有《乐》之一目,实属自然,否则就不是“六艺”,而成“五艺”了。
“君子”是中华文化数千年来熔铸而成的人格理想,是中国人精神世界里最温润、最挺拔、最恒久的精神坐标。
近年来,地域儒学成为当代儒学研究的热点话题。
衢州南孔文化作为孔子儒学南传的重要支脉,承载着南宋以来儒家思想在地化、平民化的独特历史使命,也为今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提供了历史注脚。
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对“南孔文化”作出重要指示。
谈论“南孔”,重心在于“孔”而非“南”。南北之分只是宋金对峙催生的地域标识,而非一脉相承的孔子儒学道统。自靖康烽火大宗扈跸南渡扎根衢州,孔氏南宗以“衍圣弘道”为终身使命,沉淀出忠义守统、谦德礼让、崇文兴教、经世尚礼的完整精神谱系,为中华文脉南移、儒家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写下厚重篇章。
“第二个结合”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衢州作为孔氏南宗所在地,是南宋以降孔子文化在东南赓续传承的重要枢纽。
孔子以折中六艺的方式,为传统社会建立起共同价值、共同文化,塑造了中国人的古典世界观,因此孔氏能够传承至今而不绝。我们在理解南孔文化的内涵时,要区分“孔氏家族文化”“儒家文化”两个概念。
实学,“实际上就是从北宋开始的‘实体达用之学’”,主张感悟实体,通经致用。实学思想是孔氏南宗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丰富的内涵,主张博览典籍,明体达务,并学习治民、农业等专门知识,以真才实学经世济民。
家训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际传承和中华文明绵延发展的重要载体。孔子开创的以诗礼传家、孝悌立本、修身成德为核心的家教传统,奠定了传统中国社会家训发展的基本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