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与法律是古代中国国家和社会治理的两种主要手段。在不同历史时期,二者具有不同的理论表达,对这两种手段的运用方式也各有侧重。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德治法治并重逐渐形成传统,强调“制礼以崇敬,立刑以明威”,彰显出独具特色的治理智慧。
1月27日召开的全国组织部长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强组织保证。为政之道,莫先乎用人。习近平总书记曾于2018年7月3日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引用“劝君参透短长理,自有人才涌似云”一语,阐发组工干部善于发现人才、乐于培养人才、合理使用···
中国自古以来重视教育,不仅民间广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诗句流传,即便是“受命于天”“富有四海”的历代皇帝也不得不承认,“帝王所图治,务学当为先”。而明清时期的传统中国已经进入了帝王教育制度和文化集大成的阶段。
我们的历史课本有“晚明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而海外汉学界则有宋朝为“现代的拂晓时辰”的论断,那么,这“萌芽”与这“拂晓”之间,究竟哪一个更加富庶呢?或者干脆点说,哪一个时代的平民生活水平更高一些?嗯,有必要来比较比较。
黄仁宇先生这么描述宋王朝:“公元960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而当他将目光投向明朝时,则认为,朱元璋创立的“洪武型财政”过于迁就农村经济的习惯,无力扶助村镇工业和地方上的商业作进一步发展。
明清之际来华传教士中不乏饱学之士,他们在中国生活了多年,撰写了大量的著作、札记、书信和报告,向欧洲人展现出一幅幅中国历史的宏伟画卷和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场景。传教士热心于对中国典籍的翻译和儒家思想的研究,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在欧洲思想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尚书》上起尧、舜、禹传说时期,下讫秦穆公时代,是考察夏、商、周三代历史的第一手研究资料。然而《尚书》在流传过程中,命运多舛,屡遭劫难。2008年7月,清华大学从香港文物市场抢救回一批珍贵的楚地竹简(以下简称“清华简”)。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第四纪年代测定实验室以无字残片为标本···
在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历史发展中,古代都城及宫城布局形制所蕴含的“中和”理念被中华大地的各个民族所认同。考古发现与古代文献记载均佐证这一历史。鲜卑民族从大兴安岭南下,经内蒙古盛乐、晋北大同(平城)建立北魏王朝,最终徙都“天地之中”洛阳,继承汉长安城、汉魏洛阳城布局形制,营建北魏洛阳城,使都城的“中”与“中和”理念更为深化···
作为美国和西方两大文化体系,人本主义和神本主义的矛盾具有原则性,是美西的内在性和国家精神矛盾。
刍议“实事求是”、湖湘文化与岳麓书院,这个题目看起来有点散,其实有一条线索,把这三样东西连接起来、贯穿起来。这条线索就是“认识论”。湖湘文化也好,湘学也好,跟认识论有很大关系。
“尚书”即上古之书,是虞、夏、商、周的政治文献及其汇编。今天所见文题俱在的“尚书”,包括今文《尚书》的《康诰》等28篇、今本《逸周书》的《世俘》等59篇,以及清华简书类文献的《摄命》等十多篇。这些“尚书”中可信度较高的篇章,如《康诰》《世俘》《祭公》等,其形成多源于当时的献俘礼、封建礼和养老礼等礼仪。
如果你展开《清明上河图》,仔细些看,可以在画中的城门外,找到三个乞丐,一个似乎是残疾人,坐在地上乞讨,另一个是孩童,还有一个是位老妇人。可谓很有代表性。宋代商品经济发达,人口流动急剧,贫富分化悬殊,城市里出现大量流浪乞丐,是不必意外的事情。
《左传》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说,其中尤以“立言不朽”对后世影响为大,并有一些衍生意义,涉及“立言”的目的、传播、功效等,以下作一点探讨。
《乐经》是儒家经典中最尴尬的一部经典。汉武帝立“五经”博士,独《乐经》未立。王莽立《乐经》博士,后人指其伪造,两千年来,聚讼不断。至于西汉末年王莽奏立《乐经》博士,其《乐经》究竟是古文经还是今文经,这需要放在西汉政治和经学发展的大势中去理解。总体上说,汉哀帝之前,朝廷所立经学博士皆今文经博士;平帝以后,朝廷所立···
近日,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易学文化研究院与中国屈原学会四库文化研究分会联合主办的“四库学和易学的当代价值与传播”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据会议组织人员介绍,“四库学”“易学”每年分别组织研讨,“四库学”之前已经组织3届,而“易学”已组织10届。今年,考虑到疫情,将两个会议合并为一个。
人与天地自然的关系问题,古人称之为“天人之际”,亦即天人关系问题。这一深邃而神圣的问题成为中国历史上政治家、思想家和哲学家热衷讨论的重要问题。在老子看来,天人关系应当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董仲舒则在答汉武帝策问时,说他讲的是“天人相与之际”的学问;司马迁认为,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
王阳明虽集学术与事功于一身,但却命运多舛,他去世后,朝廷对其“盖棺定论”,部分承认其事功,却全面否定其学术,直指为“邪说”:“免追夺封爵以彰国家之大信,申禁邪说以正天下之人心。”为此,阳明弟子、时任南京礼部侍郎的黄绾上疏为老师鸣不平,不仅力颂王阳明“四大功”,并且将其学术概括为“致良知”“亲民”“知行合一”的“三大要”。其中···
如果不是因为和隋炀帝之间不光彩的勾勾搭搭,杨素在历史上可能只以名将而非奸臣留名。
如何真正读懂中国制度以及浸透其中的中华文化基因,看清中国和平发展对世界未来走向的作用与影响,已经成为当前的一大重要课题。而要应答这一课题,离不开对中国历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正确认识与深入理解。
《近思录》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后人将其视为“性理之祖”。《近思录》的精华在内圣工夫,其中蕴含着理学“身心合一”的工夫要诀:心即是身,身即是心,身心相通,身心相印,修身即修心,心修身亦修。理学主静、持敬、涵养、省克等工夫次第,以及最后产生的圣贤气象,无不融入了这一要诀。它不仅贯穿于工夫的始终,而且也是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