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的“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立言宗旨”全是为了建立起重道德本体,道德自觉,道德实践的思想体系,并以此净化心性,变化气质,淳化世风,成就道德,成长生命,成全人格。这是一条人文的路线,这是一条心性的路线,这是一条伦理的路线,这是一条“为己”的路线,这是一条内圣外王的路线,这是一条“求放心”的路线。
对明代理学家而言,诗歌不仅在于阐发义理,更是一面映照境界涵养的镜子。时常临镜自照,能够通过诗歌意境的美学形态看到不同人生阶段、不同生命体验之下的人格境界状貌,进而成为自我反省察识的参照,成为笃志涵养的动力,也成为后学领略其境界风采、认同其精神人格的凭据。
《桐城方氏诗辑》(以下简称《诗辑》)是一部卷帙浩繁的氏族类诗歌总集,辑录了桐城方氏明洪武至清嘉庆时期的诗歌,可以说是家族与地域的独特文化载体。
2018年12月13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引用了《左传》中的“善不可失,恶不可长”一语,强调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秦朝暴虐天下,天下豪杰纷起反抗,从陈涉首事至子婴道旁系剑,不及三年,暴秦即亡。赢政于公元前221年一乎四海,至公元前206年在其子胡亥手中国亡族灭,其间仅仅有十五年,真个是其兴也勃,其亡也速!
炎炎夏日快到了,强烈的紫外线迫使不少小伙伴纷纷待在家中当起吃瓜群众。在家煲剧、追番、看综艺的时候,肥宅快乐瓜之称的西瓜必不可少。
《诗经·商颂》的创作年代问题是我国先秦诗歌研究领域中长期悬而未决的重大公案之一。对《商颂》创作年代的争论从汉代开始,延续了两千多年,迄无定论。
“夫孝,德之本也”。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提倡孝老爱亲,倡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儒家重视教化,认为人只有通过教化才能懂礼,成为合群的社会人。而在教化方式中,音乐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中国最早的现实主义诗歌总集《诗经》,以强烈的道德意识、积极的人生态度,关怀社会与人生,讴歌上古时代人民的真挚、善良、美丽、勤劳、勇敢。
中华民族有着极其深厚悠久的崇德敬祖传统,这也是中华文化最突出的特征所在。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明德精神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经历了萌生、升华和发展的过程。略加追溯和考辨,有助于我们对“明德”的意涵与意义获得更具体深入的认识。
古人提出“明明德于天下”这一主张的主旨,是要人们将自己彰明的德性推及天下,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先修其身,然后渐次齐其家、治其国,以至平天下。“明明德于天下”是古代先哲为修身成人、经邦济世立下的宏愿,也为人们报效国家、胸怀天下指明了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时强调,新时代呼唤着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理论家,文艺创作、学术创新拥有无比广阔的空间,要坚定文化自信、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为中心、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
居然有那么多公号抄袭了本文。你们得给个说法。今天是巴黎圣母院被烧毁的日子。许多人联想到了圆明园被烧毁。发这篇儿,现在会让人感到不适吗?
“重章”是《诗经》中常见的一种篇章构成形式。《诗经》的重章,有两方面受到学者的特别关注:一是诗章为何要重复,即诗歌重章叠唱的形式缘何产生;二是为什么重复中有变化(变化部分称为“重章换词”),它究竟起到什么作用。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诗歌的国度。作为儒家文化教育的逻辑起点,先秦的诗教旨在整体提升个人的道德水准,使人达到成就君子仁德的目标。
中国历史长河中,勤奋者中不乏帝王、名臣、学者。这些杰出人物通过自己勤奋治政、勤奋为臣、勤奋好学,在社会中倡导勤奋之风,取得了显著成效,产生了极为深远的政治和历史影响。仅以部分古代学者为例,来展示其倡导勤学之风的努力和成就。
中国古代讲学者甚多,而能让听众情动以至泪崩的却不多见。宋代心学代表人物陆九渊,就是这样一位高手,史称他的“讲义”往往“掀动一时,听者多靡”(《宋元学案》),还常出现情激泣下的场面。
《周易》以象征为主要方式诠释宇宙、世界和人世的规律与关系,是中国宇宙观的载体,也是中国哲学的源头。从思维方式看,《周易》的象征主要体现在象数思维、整体思维、类比思维和主体思维等方面,这是基于中国文化的独特性,而产生的中国文化和思维方式的独特表达。
无论是强调男女有别的内外共建,还是上下相通的君民一体,在传统政教秩序中,共同的个体德性建设是政教得以延展的根本起点,因此在中国政教传统中对个体修身重要性的强调就显得尤为突出,它无疑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得以实现的前提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