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国际儒学联合会制定计划,决定编辑出版一些著名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作为儒学参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内容。当时,我们正在与安乐哲先生和他的团队合作举办跨文化师资培训班。他提出的要在中华文化自身的语境下理解、译介中华文化的主张及实践成果,为国际儒学联合会的国际化及文明交流互鉴工作注入了新颖的思想和活力。
孝的观念在我国源远流长,甲骨卜辞中,“孝”字已经用于人名与地名。孔子进一步提升、完善商周时期“孝”的观念,在春秋末年形成了自己“孝”的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曾子是孔子孝道的直接传承者。《汉书·艺文志》说:“《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说明《孝经》与孔子、曾子有直接关系。从汉代开始,国家以孝治天下,朝臣庶民乃至幼···
关于“中国哲学”,论者有所谓“哲学在中国”与“中国的哲学”之争。前者多以为“哲学”自始至终都是西方思想的特定产物,中国古代并没有也不可能有所谓的“哲学”,因而中国哲学无非是“哲学在中国”,其研究内容仍然是西方哲学,并不具有地域性或民族性;后者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中国哲学的本土化特征,却又往往陷入西方哲学的概念系统、思想框···
作者有长期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观察经验,又对中外哲学、历史等理论问题有深入研究,故此书的论述理论基础扎实,贴近现实生活,得出的很多结论平实而深刻,读来深具启发性。可谓一部阐述“中华文化精神”的力作。
从长时段的文明史视野来看,中国共产党是中华德性政治文明的传承者与光大者,延安时期党的文献多次表达了这种文化自觉,视自己与一切优秀传统“血肉相连”。是的,我们党的文化肉身,就植根于中国的文化土壤,割不断与中国语言、历史的联系。广大党员干部不但生活在与经典互动的小传统之中,而且在中国的大地上,读着一本本“无字之书”。
鹿善继以气节彪炳史册,同时他也是一位重要的思想家,所创燕南王学在晚明儒学史和思想史上独放异彩,故其堪称“北方王门”的领军人物。只是黄宗羲《明儒学案》虽列“北方王门”,却摈善继于外,将其归入“诸儒学案”,未必允当。
两千多年,主导传统中国思想的,不是宗教,而是儒学。先秦儒家,以孔子为代表,整理旧籍,确立五经。进入大一统时代的汉王朝,儒学成为事实上的国教。以后,虽与时沉浮,但一直居于上层建筑的主流地位。历史进入宋代,科举大盛,士大夫政治蔚成主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读书人不仅拥有以天下为己···
《中国文化观念通诠》这个课题的提出,在我个人是非常被动的;就我们中国文化研究所而言,也相当偶然,我们很少由全所人员共同参与一个课题。所内不同领域的学术带头人主持过集体课题,但我支持却不曾实际参与。此项课题的缘起,是2010年10月的一次所聚,当时院里有课题招标之议,于是大家觉得我们做一个关于中国文化的课题,不仅有可···
布拉德·伊文斯(BRAD EVANS)的《凝视人性之痛》写的是一个悖论。一方面,神圣概念——本文即将要解释的是我们谈论的是这个概念的西方变体——被视为人类生活的任何价值都必不可少的东西。但是另一方面(悖论在于),正是这个神圣性引发了最大的和终极的暴力。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中国道统论》,以道统为主线,梳理了自古至今中国三千年学术思想发展史。从问题入手,采用大历史和中西比较的视野,不仅能更深刻理解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学术思想,而且对理解现代中国社会的历史文化支撑,同样有重要价值。
同济大学刘强教授的新著《四书通讲》近期由广西师大出版社推出,上市未及两月,便两度加印,印数达15000册,在读书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该书的特色在于立足“四书”,旁及“五经”,系统而细密地阐发儒家之“道”。作者以现实关怀追绎儒学脉络,使“道”在日用常行间显现其生命力,又以儒家思想观照当下社会,试图在时代的“迷途”中指出那扇“道···
在《中国道统论》中,作者梳理了中华文化从远古崇拜到现代思想的几乎全部发展过程,并用自己的独特的视角阐述了一个生生不绝,历久弥新的中国道统。洋洋80万言,几乎涉及中国历史中所有的思想者,不要说写,即便读完所有的参考书,也是一件望而生畏的工作。
石经的镌刻是为了统一文本,有利于国家官吏的选拔。东汉光和六年,历经八九年的熹平石经刊成后,因当时尚无椎拓技术,纸张亦不普及,各地士子只能千里裹粮,辐辏洛阳,终日摹抄。六朝后期,掌握了椎拓方法,于是有一字石经拓本行世。魏徵接收整理隋朝皇家图书馆书籍,有不全本的熹平石经拓本七种,这些今文经本在古文经盛行的隋唐,已···
许家星教授的《经学与实理:朱子四书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诚如陈来教授的序文所言:“本书可谓迄今为止有关朱子四书学的最富有成果的研究,也是近年来我所看到的最见功夫的朱子学研究的成果。”我读书,喜玩其目录,以体察作者的用心。请从家星此书的目录讲起。
我喜爱书,更喜爱衡水的书。而书友王文书先生给我送来的衡水学院教授曹迎春、代春敏编著的《董仲舒思想通解》一书,更使我爱不释手。原因有二,一是我在微信里早就看到这则出书信息,渴求日久,今日获得,自然高兴。二是我对家乡大儒董仲舒研究很为欠缺,总想读些应用书籍补上这一课,这本《董仲舒思想通解》,正解我的困惑。
在全球疫情大流行的冲击下,在亲人去世的悲哀中,在充斥着各种危机的交易和技术世界,去学什么文学、哲学、诗歌、数学,究竟有什么用呢?这些不都是平安时期属于个人爱好的业余活动吗?现在不是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要求我们投身于伟大事业吗?对于这些问题,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PUP)2020年5月首次出版的专著 Lost in Thought:···
韩炳哲写作《倦怠社会》,诊断当今的主体有着“过度的肯定”,行动太多,不懂得倦怠。不过,他大体没有想到当今的主体会以一种碎琉璃的状态彻底不能给出任何行动,也没有一个完整的自我来接受他所描绘的“倦怠的治疗”。走出倦怠,无论是真实的还是理论的,我们需要的是整合自我的勇气与智慧,重新找回生活在历史与自然之中的完整主体,也···
杜华伟在中南大学攻读博士时的专业是伦理学,而在最后要确定博士论文的选题时,她告诉我说,准备进行书院方面的研究。虽然我是她的博士研究生导师,却在书院研究方面缺乏任何积累,不要说这方面的专业知识阙如,就连基本的关注都可能不曾有过。
从1984年到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工作,我就被她的千年神韵深深吸引,且爱屋及乌,由岳麓而湖南,而全国,而国外,守着书院历史与文化这个课题,一直没有离开,甚至变得三句不离书院,几近痴迷,被同仁贴上了“邓书院”的标签。也因此,但凡高校要做书院题目的研究生、各地要修复或创建书院的人,有不少前来咨询。
因为“正直之道”必须合乎“义权之道”,故而其中所承载的哲学价值和智慧含量才值得重视,不容低估。接下来将要探讨的这个问题,几乎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思辨性、也最“烧脑”的问题之一,曾引起学术界广泛而持久的争鸣,从而将“正直之道”的哲学诠释能量发挥到了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