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都有“治体论”,但各有特色。我不赞成将“治体论”作为“政体论”的对立物,它们之间不应该是一种对立的关系,而应该是一种互相参照的关系,它们完全可以在相互观照的过程中丰富自身。
牟宗三以哲学家名世,但他并不只有冷静的理智而“太上忘情”。只要阅读牟宗三的相关文字,就足以感受到其人情感之强烈与真挚。
王锷教授,礼学名家,近成《曲礼注疏长编》,由广陵书社出版,精装四册,一百二十余万言,诚为礼学研究的又一部佳作。
明代,众所周知,程朱理学始终为官学,地位无与伦比。但同时,读圣贤书的士大夫相对于皇权,地位之卑,政治环境之恶劣,也非比寻常。
具见黔学之渊源流变,虽可溯至东汉之尹珍或更早的盛览、舍人,但真正发出电闪雷呜般历史性影响,追随者前后相续不断,乃至能形成颇有声势号召力量的学术群体的,仍当首推王阳明及在其影响下迅速崛起的黔中王门学派。
《宋明理学十五讲》出版四年后,杨立华先生于近期推出了该书的姊妹篇:《中国哲学十五讲》。与前作相比,《中国哲学十五讲》在延续基本的主题与风格的同时,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就时段而言,讨论的范围从宋明扩展到了整个中国哲学史;就方法而言,思辨的进路得到了更充分的强调与发展。
近日仔细翻阅王绪琴教授所著《气本与理本——张载与程颐易学本体论的建构及其问题》一书,为书中的一些阐发所吸引。该书是对北宋初期儒学如何通过对《易经》的诠释进而建立理学本体论所进行的梳理和阐发。作者认为张载与程颐分别通过对《易经》的阐释重构了儒家的本体论,成为理学的开创者和奠基者,为后世儒学开创了两种发展的路向。
所谓“西域”,通常是对阳关、玉门关以西广大地区的统称,但这一概念的内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不同历史时期的“西域”,所指的地理范围也不尽相同。而且,“西域”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它还是一个政治概念。
现代儒学的开展以来自西方的哲学思考为主要方法,归属于遭遇古今变革的中国启蒙时代。既然现代儒学关乎现代中国人对本族历史、文化的理解与认知,那么,以哲学为其主流形态的现代儒学在思想界发生的巨大影响表明来自西方的哲学思考已然成为现代中国人自我认知、自我反思的一个重要工具。
我国之政治,独化于中土,前后相承,自然生长。秦汉之后,封建解而为郡县,世卿既涣,门阀继矣,然则经学察举,名教胶著,治事虽隆,而政失之也;唐宋之后,藩镇毕而为科场,武乱既消,士人兴矣,然则理学八股,文词风行,治权虽开,而德失之矣。其势之缓骤,环环相因。而与之匹配之政治思潮,则张弛之间,辩证否定,概莫能外。故前有···
前段时间,见马君飞骧《诗经缵绎》出版,其曰“全书以缵绎诗教传统为己任,抽绎前贤时修之说以成文,故定书名为缵绎,以志述而不作之意”,闻之心有戚戚,遂急切求之拜读焉。
百年来,诗道易辙,诗教陵夷,文士多学步于邯郸,学人喜效颦于西施。或考大禹为虫,或言线装书有毒,或云方块必须拉丁,或疑经典作伪,或诅咒支那当亡,铁案自写,非后世之妄语前贤也。
《周易程氏传》又称《伊川易传》《程氏易传》,乃北宋思想家程颐所作,为儒家易学代表作。2018年5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孙劲松、范云飞、何瑞麟编写的《〈周易程氏传〉译注》,该书包括原文、注释、译文及经史合参四个部分
古人云:六经皆史,先王之典章也。诗言志,达哀乐之感,类万物之情。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以感为体,人之感发兴起,必假言说,故一切言语足以感人者,皆诗也。是故圣人始教,以诗为先,不学诗,无以言。诗教主仁,人心乃在无一毫私系之时,斯能感而遂通,与大化同流,中正不偏,则全体是仁。
《大学衍义补》充分展现了“通古今之变”的意识,对于涉及的各项政务,都“采六经诸史百氏之言”,在参考历朝史实及前人观点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丘濬以这种方式编纂此书,并非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博学,而是为了从历史中汲取政治智慧和治国方略,以解决他所处时代的现实问题。
这个月刚出了一本《知宋:写给女儿的大宋历史》,也是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品,是继《宋:现代的拂晓时辰》《风雅宋:看得见的大宋文明》之后,我在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的第三本书。
《论语讲习录》还为人们指明了“新经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即需将目前学术界普遍进行着的从文学、史学、哲学等单个学科出发的知识性的经学研究转换为以“价值”与“意义”为主要关注点的经学研究,前者将经学视作“死”于过去的“史料”,后者将经学看为“活”在当下、面向未来的“价值观传承的载体”。
《唐君毅先生年谱长编》是迄今为止最完备的一部唐君毅年谱。《长编》凸显了“‘学术年谱’的特性”,注意到了唐君毅哲学对儒家哲学现代发展的三点根本意义:一是“现代转型”的主题,二是“释本开新”的路径,三是“以中化西”的立场。这应当是当代儒家哲学发展的基本方向。但在如何实现这三点意义的问题上,唐先生的某些观点是可以商榷的。《长···
十大大以来,中国法治建设出现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发展动向:其一,科学执政思路下的党政制度性融合;其二,全体系反腐败框架的探索与成熟。
儒道佛三教关系是中国哲学、思想乃至文化领域中最为重要的关系,但若要对其展开深入、系统的研究,却洵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