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从来没有把做官本身当作目的,而认为做官应该是在符合道义礼法的前提下实现价值的工具。孙中山先生所说的“做大事而非做大官”,才是儒家士人的真正理想所在。
《我在山东当院长》用通俗易通的语言将贝淡宁对中国思想、政治制度的深度了解与日常生活巧妙地编织在一起。虽然他在讨论中国某些平凡寻常的生活方面做得十分精彩,但是我们可能感到纳闷,他用诙谐幽默的方式描述的这些议题,是否丢掉了值得我们去认真考虑的严肃内容呢?
欲探求传统中国戏曲与当代人是否隔阂、是否彼此亲近亦或是相互抵触,唯一的前提和原因,无非是看当代中国人是否继承中华传统的人文价值。
在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日益受到重视的当下,如何更好地走进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处,最大限度地激发优秀文化的活力,为当下的文化建设提供强大的助力,已经成为目前社会各界高度重视的问题。正是在此背景下,人们积极探索阐释中国传统经典的新路径,其中,陈晓霞的“跟着孔子去游学”系列《游学四孟》便在这方面作了值得肯定的积极尝试。
何谓中国智慧?这是一个颇难回答的问题。虽然已经有诸多哲人进行了精彩的论述,比如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哲学大纲》中就认为中国哲学具有“合知行,一天人,同真善”的特色,这样的论述对于认识中国的智慧是大有裨益的。但是,“何谓中国智慧”这样的问题,在当今社会,依然有着继续阐释的巨大空间。
199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要重视对学生进行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教育。同年8月,《人民日报》刊发《国学,在燕园又悄然兴起》,提出“国学的再次兴起,是新时期文化繁荣的一个标志”,并呼唤名家的出现。
在《论语》中,存在一系列有关儒家人格的词汇,如“圣人”“仁者”“君子”“贤人”“成人”“善人”“士”等,学界惯于将其划分为不同的层次或等级,几种划分都将圣人看作儒家的最高人格,也一致认为“君子”离“圣人”还差两步。与之不同,安乐哲认为“君子”离“圣人”仅有一步之遥。他的理由是,君子与仁者一样都具有政治和道德的双重含义,两者可以互相···
近些日子,陆陆续续读完了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王慧红主编的《财富之道儒家说》一书,收获颇丰,不虚此读。又结合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特别是其中关于“第二个结合”的重要论述,思绪良多。
柳诒徵先生说:“盖宋之政治,士大夫之政治也。政治之纯出于士大夫之手者,惟宋为然。”[1]宋政即士政,一语揭示了宋代政治的本质。这是从汉唐时期的“尊经”发展到了宋初的“尊士”,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进步。
谷雨日,石林兄惠赐新作《到处逢人说故乡》。副叶手书一联,曰“座上和风随麈柄,樽前绛雪点春衣”。行楷小字,遒健雅畅,学者之书。绛雪者,正写暮春景致。辞美字雅,景协情洽,宜乎宝爱。
关于“意义的信仰”的具体内容,不同个人、不同学派会有所不同。但历史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最大公约数”的意义信仰,就是我前面讲的“儒家经学中的十二大价值观”。这是传统中国意义信仰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千百年来人们处理各种关系最重要的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意义的信仰”就是对核心价值观的信仰,而对核心价值观的信仰必须与民族文化···
汉语学术界,研究蕺山之学之论文、专著多有问世。然而,与朱子学、阳明学相比,蕺山之学研究尚有虚歉,尤其对包括蕺山后学之学在内的“蕺山学派”之研究,尤显薄弱。目前这部《蕺山学派研究》,在广泛汲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蕺山学派”研究推向纵深与细密,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和文化意义。
编写者在前言中,说明这套读本编写的目的,是要帮助初中生养成“面向全球,融通中外,互学互鉴,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开创未来”的胸襟和情怀,这就清晰地表达了从事传统文化教育,必须要有“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自觉,这是将传统文化教育引向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
曲阜师范大学宋立林教授《孔门后学与儒学的早期诠释研究》通过对“孔门后学”学术传承与思想特征的精准把握,更加丰富且立体地呈现了“孔孟之间”一个多世纪的儒学发展与诠释史,这对于学界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哲学研究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在于它的诠释、建构与创新,是在“继人之志,述人之事”的经典解释中完成的。这意味着中国哲学总是在历史性视域中才能严格地获得其思想的展开与确立:这一进路或可称之为历史性意识。这种历史性意识,在田丰新作《王船山体用思想研究》获得了一种独特的呈现。
《天下周易》一书系刘长允先生积四十年治易之功,最新推出的力作。作者自上世纪80年代即开始其易学研究,先后撰写多篇论文和专著。1985年,他提出的“《易经》是一部古老辞书”的观点,在易学界引起很大的反响。几十年来,作者一直没有中断对易学的思考与研究。在这部新著中,他主要从以下三个维度提出了自己的新观点、新见解。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共同梦想,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是大势所趋,也是时代使命。
王琦教授以经筵讲义为切入点,紧扣经筵讲学中的经典与诠释、人物与活动、制度与行为等诸多要素,探究其与“四书”新经典体系形成、理学思潮兴盛及帝学发展之间的逻辑联系,生动地展现了学术与政治、思想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可谓抓住了宋代儒学发展的关键,突破了宋明以后的思想史研究多拘于理气心性等常见命题范畴的局限,开拓了宋代儒学···
孔孟之间的这段“留白”是儒学研究必须讲清楚的关键环节。曲阜师范大学宋立林教授《孔门后学与儒学的早期诠释研究》正是对儒学史上这一重大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该著通过对“孔门后学”学术传承与思想特征的精准把握,更加丰富且立体地呈现了“孔孟之间”一个多世纪的儒学发展与诠释史,这对于学界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具有重要意义。
《纬书的思想世界》对纬书观念体系作出全面梳理,对其思想源流进行了系统考察,其广度和深度应该是迄今为止相关研究中最值得称道的。当然,纬书思想体系庞杂,包罗万象,值得深入探讨的空间还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