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少有将一本书一口气读完的——除了时间因素之外,大部分的理论著作不像小说等文学作品内含让人放不下的情节。台湾大学中文系退休教授周志文先生著写的《阳明学十讲》(以下简称《十讲》)似乎是个例外。收到策划编辑张彦武君寄来的、刚刚由中华书局印行(2022年7月版)的这本书,一翻便上了瘾——倒不是文中有什么传奇经历、惊险情节—···
西汉汉成帝建始年间,陕西关中地区一连下了四十多天雨,雨水所过之处,墙屋倒塌,田地淹毁,道路泥泞,人们困在屋中不得出,这让人们不由得感到绝望。恰恰此时有人相传,还会有更大的雨,一传十,十传百,传着传着这句话就变成了“一日之内必有大水”。
自孔孟溯至上古,下至晚近,数千年间,诸圣诸贤如日月在天,而晚清不远,曾国藩其人其功其言,遗泽未斩,二百年来,无出其右。
陈子展的《诗经直解》对这句诗的白话翻译是:这些女子心里不免伤悲,恐怕要和那些公子同归!(《诗经直解》476页)很显然,这是把“殆”解释为“恐怕”“将要”,查四川大学向熹先生编纂的《诗经词典》,在“殆”字项下有“只怕”“将要”一解,引的例子正是这句诗。
张昭炜教授所著《中国儒学缄默维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10月版,以下简称《缄默》)是一部厚重的著作,其重要性体现在儒学精神根基与华夏文明底蕴的揭示。
李景林老师《孟子通释》这本书的意义非常重要。
我和景林兄本是同门,现在又居于同事之列。在此书正式出版之前,我有幸先睹其貌。当时景林兄的这本书是为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陕西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等院校共同发起的国际儒学联合会委托的儒学教材而作的。
世界很复杂,我们其实解决不了很多事情。这很无奈,又并不重要。正如许氏著作告诉我们的,人生天地间,变幻如浮云,但起码以下这件事是有确定性的:信道笃、明去就,尚友贤者,能让自己身处的地方多一分美好、多一点希望。
2016年的春天,台湾文化总会的秘书长杨渡先生跟我谈起,他想在交卸之前的任内完成一件文化事业的“壮举”:邀请台湾几位有声望的学者,每人讲十次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或事件。演讲由教育电台播出,播出后的讲稿由文化总会出版成书,所以学者跟文化总会所签的合约,包括广播播出与出版图书两种。
汉代儒学,复杂已极,其面貌绝不像现代哲学史所展现得那样简单。仅就西汉一朝而言:秦火之后,诸子复苏,儒学与子学之关系又处在新的博弈之中;儒经残缺,传衍断片,如何收拾遗存、重续前缘,线索极为复杂;老儒口耳相传的授经路线向文字记述的大规模转移,导致了文本形态的根本变化和解释学方面的一系列问题;面对大一统的政治格局,···
董仲舒思想研究是学术界自改革开放以来研究的重点,近年在各方面力量和各种因素的推动下,成为热点,是当代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的前沿问题。
《左传》是十三经之一,只就十九万余字的文本体量而言,其已经是一部足以另人望而却步的“大经”,而先学繁浩的章句训释、经义解读在拉近我们与《左传》间距离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制造了新的疏远——让原本联系并不十分紧密的文本内容,愈发碎片化。这使得如何阅读《左传》,或者说如何建立对《左传》文本的整体认知格局,成为一个命题。
《仪礼图》十七卷,宋杨复撰,元刻明初补修印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下简称“国图”)藏。书后附刻《仪礼》经文十七卷、《仪礼旁通图》一卷。
“董仲舒与儒学研究大系”是燕山大学出版社策划出版的一套思想文化类丛书。
“文学史”本来就不是文学,而是“关于文学的历史”,不可能过分表现对文学的审美和感悟。反过来,“对文学作品的欣赏如果写得好,倒有可能成为文学。正如一个学者不能有“知识的傲慢”一样,我们也不能因为自己文学的鉴赏能力强,就产生一种“文学的傲慢”。
清代嘉庆年间,学者张金吾曾将其所见的周秦两汉声训材料收集、编纂,在友人鲍廷博的帮助下,出版了其所著的《广释名》二卷。这部《广释名》可以说是对汉代刘熙《释名》一书的增补与辅助,在当时是研究周秦两汉声训不可或缺之书。然而,由于金吾所见的文献较为有限,参考文献的版本也不够精善,外加金吾在编次材料时总是要依托刘熙《释···
在中国传统学术中,经史关系密切,二者互为联动。因此,在经学走下神坛、史学日益繁荣的20世纪,史学的演进必然有经学的背景和原因。在经学与中国现代史学的演进中,顾颉刚是一位非常具有研究价值的典型人物。他经史兼通,不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史学家,而且也是著名的经学研究家,在经学研究方面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观点,前者为人们所···
21世纪以来,文学世家研究成为学界新的学术增长点,发展迅速,成果丰硕,为地方文化与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阐释路径。一般的文学世家研究,往往聚焦于传统科举联翩、簪缨相继的士大夫家族,而《明清通州范氏家族文学与文化研究》则致力于文学世家的独特形态和文化精神研究,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中国有没有“哲学”?设若有,是谓“中国哲学”还是“中国的哲学”?这些问题曾在学术界有过一定的争论。现在绝大数学者认为这是个伪命题,但仍有少数人抱有这样的疑惑。最近江苏人民出版社推出的《中国哲学通史》(学术版),以新的研究方法和写作范式,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也为广大读者认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提供了一把很好的锁钥。
有关“道统”的阐释,是唐宋儒学家普遍究心的重要论题。崇安刘子翚探幽析微,超越时流,撰《圣传论》以倡新说,在南宋学坛独树一帜。不过,自朱熹做出刘屏山“归家读儒书,以为与佛合,故作《圣传论》”(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的解释性评价,后世学人便以之为“杂学”之书,鲜有深究者。上世纪80年代,陈来先生通过文本细读,明确认识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