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哲学”与现代中国人的生存状态是全然隔膜的,哲学话语与生命个体的现实生存及其挣扎、彷徨、苦闷等等,没有任何内在关联,哲学家们只是在自顾自的讲论他们相信亦或许根本不相信的伦理秩序和“天人合一”。
“爱有差等”乃是人之常情,这与人作为具体时空中的肉身存在及其有限性有关。真正构成焦点的莫如说:我们是否、如何以及多大程度上可以走出亲情、爱情、友情乃至亲缘、乡缘、地缘等等关系限定,把爱与关怀扩展到更广大的人群(陌生人),特别是在我们文化传统中始终(作为失败者)遭遇蔑视的弱势群体?
中国共产党以能动的革命的思想文化创造,超越、破解了思想、文化上的古今中西之争。毛泽东思想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都实现了世界性与民族性、历史性与现实性的辩证统一,古、今、中、西、马各种因素在其中辩证地结合。相比于文化保守主义对古今中西文化的机械搭配与自由主义的依附论,两者具有高度创造性,从世界范围看,也是极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一重要思想博大精深,既蕴含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刻内涵,又为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
笔者的基本认识是:一方面历史文化领域不可以接续“体用”一体贯通的理路讲,那样的话只能够讲出一个“王圣”;另一方面,“形上超越”和“道体生成”或许是“中国哲学”现时代发展两种可能的路径。
面对这个以“现代性”为表征的世界,这个变得不确定和千百倍地复杂化了的世界,现代意义上的所谓“中国哲学”是否也具备了相应的复杂性?是否能够真实地为人们理解和回应现代社会与现代生活提供某种思想资源?
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本民族的土壤,都凝聚着一个民族的历史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支撑,是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文化根基。我们必须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赓续历史文脉,谱写···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我们···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
马克思主义以真理的力量激活了古老的中华文明,赓续千年的中华文脉得以再度青春化;中华文明涵养了马克思主义赖以扎根生长的文化沃土,来自异国他乡的马克思主义得以在中国繁荣兴盛。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历史的进程从哪里开始,思想的进程就从哪里开始。一部人类发展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思想发展史,就是一部在思想解放中不断打开人类文明进步大门、增强人类文明发展动力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高度重视思想解放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一次又一次的思想解放中拓展通向真理的道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
在新时代的传统儒学当代演化的理论进程中,还需要找寻能够凝聚传统儒学当代化之基本共识的实证材料与理论坐标系,进而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在对儒学进行理论重塑的基础上开辟一个传统儒学当代化的新境界。
习近平在所有讲话中引用次数最多的是源自儒学经典的名言,其中,他引用《论语》11次,《礼记》6次,《孟子》4次,《荀子》3次,《尚书》、《二程集》等儒学经典著作也被多次引用。从儒家经典中寻找解决现实难题的办法,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养分,这也是习近平重视儒家经典的原因。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揭示了“第二个结合”的丰富内涵和重要意义,指出这个结合“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
笔者原则上不认为儒家与基督教之间的核心问题在于“融合”。启示宗教乃是一根而发(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独特信仰形态,它和佛教类“领悟”型宗教全然不同,后者完全可以与中国思想“融合”,而此种所谓“融合”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佛教“世俗化”。启示型宗教的核心特征是人与神之间的“断裂”,说的通俗一点:人永远不可能成为神。谦卑、···
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识也需要在各文明的比较中,尤其是中西文明的比较中去认识。从整个人类文明史的角度看,中华文明至少有以下四个精神特质。
本土化主张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自晚清民初西方学术传入中国以来,如何建立起本土的话语体系,如何与西方学术比肩而立,一直是历代学人孜孜以求的目标。
“以马废儒论”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能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割断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脉。
“一多二元”是在世界其主导作用的主流西方文明,而“一多不分”是具有中国特点的东方文明传统。“后现代启蒙运动”是向以中国文明为特点的人类文明转型,新时代走向的人类新文明将是从“一多二元”向“一多不分”转变。在东方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过程中,中国应以“一多不分”话语讲“一多不分”故事,建设让世界听懂的中国话语体系,克服“不对称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