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中堂正在中国人的居住环境中消失。
乙巳春分,修文龙冈山麓,惠风和畅,桃红柳绿,鸢飞鱼跃,一派天机。愚应邀至西园讲阳明子之学,自午至晚,如有神助,四小时一气贯通,未尝须臾中辍。讲毕已夜暮时分,而听者意犹未尽。
儒学在发展历程中经历了几次重大变革,其中唐宋之际的变革尤为明显。唐宋之际的儒学变革指汉唐儒学转型为宋明理学,这种转型可以通过儒学涉及的相关内容体现出来,具体而言,可以通过唐代的韩愈和李翱、宋代的程颢和程颐得以体现。
汉武帝“罢黜百家,推明孔氏”,儒家思想成为帝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五经跃居古典文献主导地位。目前,学界多把汉代作为经学开端,考察重点集中在两汉至明清,而对汉武帝之前的经史关系关注较少。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郭店简、清华简等出土文献面世,为追溯经史关系的最初源起提供了宝贵契机。
朱熹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也是宋代理学多元格局的终结者。
朱熹关于《诗·召南》中《摽有梅》之主旨的讨论,常为后世学者从伦理、文学等角度提出批评。他们通常认为朱熹对该诗存在较严重的误读,不仅前后矛盾,还否定了人情的合理性。但我们若细究朱注即可看出,朱熹是基于《摽有梅》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来阐述己见的,其解读不仅一以贯之、实事求是,还恰恰证明了他对情的重视。
世人多以“仁”为孔子哲学的核心,《吕氏春秋·不二》即有“孔子贵仁”之论。但不论先贤对仁的躬身垂范,抑或后世对仁的义理探究,终须见诸“成人”方可深切著明。
在举国上下大谈“文化自信”“中国式现代化”的今天,只认西服为“正装”的观念仍然大行其道,若听任“唯西为正”不正之风滋长,是置我中国无数先贤先烈于何地?置民族复兴事业于何地?置二十年来汉服运动于何地?月前,笔者因坚持汉服反对西服为正装拒绝参会,为宣明立场,特此公开《情况说明》,呼吁正视“正装”问题,尊重民族传统。文化兴衰···
河北大学程志华教授80多万字的著作《宋明儒学之重构——王船山哲学文本的诠释》(以下简称《重构》),是其历经六年多研究的成果。最近十多年,相对研究程朱陆王日趋热门,对于王船山的关注则比较少。
《邶风》最后两篇《新台》与《二子乘舟》的相连,既是出于人物故事的相续,也是给一代代读者提出灵魂拷问的并置:面对命运的洪流,你是选择新台的光鲜亮丽而沉沦于权势的污浊,还是选择二子乘舟赴死的悲壮而升华于生命意义的永恒?
《论语》中孔子多次谈论到“色”,无论是《学而》《公冶长》《阳货》篇中重出的“巧言令色”,还是《阳货》篇提到的“色厉而内荏”,《颜渊》篇“色取仁而行违”,《先进》篇中提到的“色庄者”,仔细推敲文意,都可判断出孔子对形之于外的容色表示怀疑。“色”在先秦时期内涵丰富,即使是《论语》中可以理解为形色内涵的“色”字也包含着明确的价值···
19世纪30—60年代的美国文艺复兴时期是美国民族文化建立的重要时期,这场文艺运动中的作家们关注到美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自然危机与人的精神危机,于是将目光转向了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从中国古典文化中汲取儒家生态智慧,积极建构美利坚民族的新文化。
在古代,刑罚发挥着维护国家政权、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作用,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据《尚书·康诰》记载,周公旦曾告诫康叔封应当合理运用刑罚来治理国家:“用其义刑义杀,勿庸以次汝封。”
“不敢康”,出自《诗经·周颂·昊天有成命》,众口传诵,白纸黑字记载,已有两三千年历史。这简单的三个字,时间并未将其湮灭,而是在历史长河的风浪惊涛中愈发厚实耀眼。放在当今时代,对现在社会的人,其内涵的警策力量也是深重而强大的。这是一种“要求”,更是一种“自觉”,是人类社会生生不息的营养和良药。
想到传统父子关系,脑海中总会浮现这样一幅场景:阴森的老宅,儿子跪在院子的硬砖地上,滂沱大雨,噼里啪啦打着他的头和身子,膝盖和小腿泡在水洼中……这种印象,源自激烈反传统的“五四”。
在中国古代,受天人和谐思想影响,四时之禁逐渐成为人们普遍接纳并积极遵循的实践准则,即顺应“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规律安排生产,确保农业生产和环境保护有机协调。
为何老子能以“水”喻道?《论语》可借“松柏”言志?这种“取辩于一物,而原极天下之污隆,名之至也”(《墨辩注序》)的思维,曾被西方学者视为“非逻辑的隐喻”,但法国华裔汉学家刘家槐(Liou Kia-hway)提出,这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渗透性归纳——一种融合直觉体悟与伦理诉求的推理范式。重新厘清这一范式的逻辑特质,不仅能为“中国古代逻辑···
晚清以来,相继涌现出各种经学通史、断代经学史或专经史,以及纷繁多样的经学通论、群经概论。这些著述大多对“经”“经书”“经学”下过定义,并基于对“经”字的训解、对经书和经学的认定,来评析五经、四书、十三经的性质、内容,叙述经学的形成、演变,由此构建起对中国经学的整体认知和基本评价
对经典进行时代解读是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途径,故历代典籍注释颇能反映当时的学术范式。魏晋以降,学风丕变,注书体制也随之变改,朱熹、刘师培都曾论及魏晋与两汉注书之异。魏晋注体之新变可概括为注体的辞章化,具体表现为注文的骈俪藻饰、注可离经独立表意、注文常解散论体借注立论。
“气”是中国哲学和中华文明的核心范畴之一,气论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和生活世界。中国哲学某种意义上就是气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