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国学术传统重要组成部分的地方志,是中华文明的文献载体和连续呈现,具有鲜明独特的中国古典学术特质。以务实解剖和深入研究,从修志传统和志书内部实证化地观察分析中华文明得以传承的具象场景、机制和路径,可以借此深入认识中华文明的特征和形态,从思想、理论和方法等角度,提炼有益于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历史资源。
中国文学的音乐性是不争的事实,文论中包含论乐的成分,同时乐论中也包含大量论诗、论文的因子。
《论语·述而》篇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其中,学界对“游于艺”的解读历来争论最多,但整体而言均不离对“艺”之对象或具体内容的把握,如有以“六艺”之“礼、乐、射、驭(御)、书、数”代指“艺”者;有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之“六经”代指“六艺”者;更有甚者认为,《论语》本属于语录体,“游···
传统中国天下观中的“无”,体现在天下的不可执与不可控上。天下作为至大无外的政治体,无法被人以任何方式占据或掌控,每一次这样的尝试都会在历史中失败甚至导致反噬。“无”是我们面对天下时必须保持警醒的重要向度。失去了“无”的面向,人类的实践就可能失去节制与限度,将天下脱水为一种存在者集合,将政治的本质干瘪化为博弈论。
天人关系是中国古代思想的核心命题,天人合一是对这一关系的经典阐释。然而,究竟“天人合一”是何种“合”、“天人之际”是何种“际”,从文献的角度并不能一口说尽。笔者尝试从孝道入手对此作初步探索。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是王昌龄的《出塞》,被称为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而最精妙的,便是开头一句:秦时明月汉时关。王昌龄用秦、汉、关、月四字交错“互文见义”,用秦时、汉时设定时间跨度,勾勒出关山月,晕染出伤离别的苍凉感。眼前的明月,是曾照耀过秦汉的明月;眼前的边关,曾是···
只是记录一下对朋友圈所见所闻的简单评论,丝毫不敢有教育年轻人的意思。
隋唐时期政治比较稳定、经济繁荣发展,朝廷大力推崇儒学,使其成为国家的主导思想。孔氏家族作为儒家思想的主要传承者、发扬者,在这次儒学复兴的时代背景下,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成为当时著名的文化世家、官宦望族。孔氏家学随着儒学的振兴得到了一定发展,并呈现出新的特色。随着家学的发展,孔氏家族的家风也发生了一些改变。
《汉书》是中国第一部大一统的皇朝史,首创纪传体断代史,成为中国传统史学的范本。了解编撰者班固及其家族的历史变迁,从中探寻家族文化蕴含的独特品质与风格,是我们研读《汉书》的一个重要窗口。论世,也要知人,知人论世是统一的方法论体系。
汉语中的儒家概念与西语中的儒家概念是不对应的,因为西语中的儒家被称为confucianism/Konfuzianismus,直译回来就是孔子学说或孔子主义,就如同康德主义或马克思主义一样。通常,人们把儒家直接等同于孔子的学说。但是,无论作为一种思想学说,还是作为一种文化系统,儒家都早于孔子。被奉为儒家经典的那些主要典籍都产生于孔子之前。
《王言解》之言,道之所载,王言者,王道也。《孔子家语·王言解》是一篇记述孔子向曾子传授明王之道的文献。
和世界其他古老文明相比,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人文特性,即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及和平性。
据《孔子家语》记载,孔子有一天和鲁哀公对话,鲁哀公希望找人帮助治理鲁国,孔子告诉他人可以分为五类:庸人、士人、君子、贤人、圣人。圣贤是儒家最理想的人格,君子也是比较高的境界。孔子不把自己当成圣贤,但是以君子自许,勇于做君子其实应该作为一种人生追求。
经过战国与秦朝的战火考验,儒学在艰难中走向了春天——两汉。这一时期,政治上总体安定,经济、文化得到快速发展。汉朝统治者根据时代需要,实行尊孔崇儒的政策。特别是推行“独尊儒术”“通经入仕”等措施后,儒学趋于经学化,发展国家的主流意识。
题跋既是一种文体(文类)形式,也是一种文献类型。无论从哪一个视角来看,题跋都是因阅读而衍生的文本。
《墨子》中多次提到,“书于竹帛,镂于金石”,对于早期中国文明的记录与传承,竹帛金石居功至伟,的确值得后人铭记。
5月6日湖南岳阳一男子在婚礼上想起自己去世一年多的外婆,前些天给外婆发了信息,说很想念外婆,多希望外婆能出席自己的婚礼,并祈愿:如果外婆想参加他的婚礼,请变成一只蝴蝶儿,落在他的肩膀上。男子含泪动情地说完这句话,居然真有一只白色的蝴蝶儿飞了进来,绕男子一周后落在他的胸前。男子当场失声。
看到演员董洁和她儿子的一组合影,董洁站在挺拔帅气的儿子旁边,掩饰不住的满足和舒畅,也可以说作为母亲的自豪感。
今天是青年节,本来没打算写东西。
人在最初被告知唱歌说话须“气沉丹田”,鲜有不茫然无措,继而沮丧气馁乃至放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