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真正理解儒家的人看来,钱穆先生,无论著作,还是教育,其生平,其声望,都出乎自然,肇起良知,没有半点造作扭曲、可惊可怪之处。
作为明清之际社会转型期的思想家,程智不务举业,一介布衣,结社讲学,交友有限,游历见闻有限,且年寿有限,但他逢乱世怀苍生,志在圣学,思接千古,天赋深彻,在有限的时空之中绽放出巨大的思想创造力和精神活力,其学术涵盖易学、道德、宗教、政治、逻辑学等许多领域,值得深入研究。
元结是中原文化与湖湘文化传播交融的重要推动者之一。中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和核心组成部分。元结从中原文化核心之地来到湖南,将中原文化的仁爱忠信、礼义廉耻等精神内核发扬光大于湖湘大地。
经学为中国民族无上之法典,思想与行为、政治与风习,皆不能出其轨范。”蒙先生认为:“经学即是经学,本为一整体,自有其对象,非史、非哲、非文,集古代文化之大成,为后来文化之先导者也。”在先生看来,“经”不是属于哪一科的问题,经学集古代文化之大成,与一般所说的“国学”,或“中国文化”相近,自有其发展脉络,须仔细辨认。
说到“海滨邹鲁”,马上就会让人想到“海滨四先生”陈襄、郑穆、周希孟和陈烈。这四位都是闽县或侯官人,闽县、侯官,指的都是今天的福州。
南宋庆元三年(1197年)夏,“伪学之党”“逆党”一案兴起,朱熹被指责为“党魁”,这可是不轻的政治迫害,与朱熹一同遭遇“逆党”禁锢、永不叙用的共有59人之多,连宰相赵汝愚也在牵连之中。朱熹退出朝廷后,来到泰宁县。
一提到江苏昆山,大家首先会想到周庄。其实,昆山的千灯古镇,虽然没有周庄的规模大,但同样积淀着浓郁的文化底蕴,洋溢着灵动的水乡韵味。
本文关注梁漱溟先生的治学方法,在反复回味梁漱溟作品的基础上,作者总结其治学方法的特点为“以‘问题’为中心”,注重“虚风”,即着意制度、秩序、知识之外的心理、情味和精神气息,有形之外的无形,变态之外的常态。这种治学取向与他的治学实践结合,正反映一代学问大家的性情趣味,对后辈治学或能有所启发。
明代名人王阳明,一生北上南下,文功武略,在许多地方留下足迹,结下不解之缘。严滩就是其中之一。几回舟过严滩的王阳明,在此“顾瞻怅望”,在此留下祟学大事“严滩问答”。
在今天,如果有人说某位心理学家所思考的是哲学问题,则那位心理学家多半会认为那是对他的一种污蔑。不过,我却是个例外。对于我所视察到的现象,我常觉得忍不住要追问它的意义。这些意义中,有一些对我们当今的世界具有相当大的启示。
1983年5月,北京大学的一位日本留学生有一次“漫长的独自旅行”,行程是从北京出发,往江苏六城、上海、江西九江、湖北汉口,然后返回北京,周敦颐墓是他九江之行目的地。不过路上就听说,周敦颐的墓“现在就算去的话,因为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找都找不到”。留学生还是找到了墓地,看到的情形是“周围杂树丛生,建筑物也已不复存在,只剩下···
在现代新儒家“三圣”中,如果将马一浮先生定位于飘逸之高人,将梁漱溟先生定位于“倔强(直)的行动者”,那么,熊先生则应定位于具有原创精神的“元气淋漓”的哲学家。此元气淋漓之义有三,表现在学术品质,乃是元气充沛的原创性精神;表现于性情上,则是直率本真的魏晋风度;表现在哲学取向上,则是元气淋漓的生命哲学。
毫无疑问,在明清思想史的书写中,孙奇逢被严重忽视了。而这或许与他所选择的学术路径有关。明清易代之际,顾炎武倡导理学即经学的理念,开一代之风气;黄宗羲极具批判精神,又是浙东史学的奠基者。
“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王阳明先生何以这样说?作者通过阳明先生一生的经历来为我们解说阳明先生的临终遗言。
船山一生经历了一个由“晓梦”而“续梦”而“噩梦”而“筑梦”的心路历程,“梦”成为他人生与时偕行的精神寄托和价值引领。尽管现实生活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他的梦想,可他还是能够一次次从梦中醒来又一次次如同“精卫填海”一样继续构筑自己的梦想,并始终不渝地追逐自己的梦想,希望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
有一次我问:“先秦诸子不计,如在国史中可请三位学者来与您欢聚,您请哪三位?”朱子、曾国藩,他略作思索后说,第三位是陶渊明。钱先生的心灵世界是宽阔的,他在古人的友群中,有史学的、理学的、文学的。对于中国文化的欣赏,他是言之不尽的。记得最后几次谈话中,他强调了“天人合一”的思想。
明清之际崇实黜虚的实学思潮中,北派大儒颜元可谓其中最突出者。颜元,字易直,更字浑然,号习斋,直隶博野县北杨村人,生于明崇祯八年(1635年),卒于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清初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颜李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著有《存性编》《存学编》《存治编》《存人编》,他所构建的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体系旨在扭转宋明儒···
高攀龙在讲学过程中以高洁的政治理想和人格标准来评议朝政,裁量人物。严于律己、治学严谨,不但秉承了祖父、父亲良好的家风,而且能够身体力行地将家风传给后世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