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学书院由明代南阳知府段坚所建,《明史·列传》中称他:“创志学书院,聚秀民讲说《五经》要义,及濂、洛诸儒遗书。”可见段坚创建志学书院是十分重要的一件事,为此被郑重写入了正史中。段坚乃兰州皋兰县人,他在明宪宗成化八年至十五年任南阳知府,他乃是南阳历史上较有影响的知府之一。
据清同治十一年《武邑县志》记载,在河北省衡水市武邑县,曾经有一座远近闻名的官办书院,名曰“观津书院”。该书院因古时武邑县曾有“古观津”之称而得名,纯正的学风为清代武邑县及周边地区文化传播与振兴发挥了重要作用。书院存续期间,多延聘名师主讲,不仅培养了大批学识渊博之士,而且产生了多位颇有名气的具有革新意识的桐城派学人···
宋靖康二年四月,金兵攻陷汴梁,而后掳走了徽、钦两位皇帝,至此北宋灭亡。当年的四月,宋徽宗的第九个儿子赵构,在应天府登基称帝,他就是史书上所说的宋高宗。赵构登基后,改年号为建炎,这是南宋的第一个年号。之后金兵继续侵扰,因此在建炎二年的秋天,宋高宗把行宫转移到了扬州,而后他下令让当年在北宋任职的官吏,带上各种法器···
莲池书院是一处风景,灵动秀丽,让人流连;莲池书院是一部历史,厚重沧桑,令人唏嘘。莲池书院位于河北省保定市中心区域,向为名园,有“城市蓬莱”之称,这一带作为风景已有近800年历史了。漫漫岁月,楼台建了又废,废而复建,池生莲花,多少次绽放凋零;院存书籍,好几回收聚散逸。那些曾在池边赏莲、读书的人,来来去去,身影渐次消···
山东作为齐鲁文化的发祥地,有着悠久的文化教育传统。古代书院的发展对山东的文脉传承影响深远。据史料记载,山东境内,历朝共建书院中清代为数最多,其中极具代表性的就是清代山东规模最大、藏书最多的官办书院——泺源书院。
船山书院是一所为祭祀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哲学家王夫之而设立的书院。王夫之,字而农,号姜斋,又号夕堂,衡阳人,早年曾多次参与抗清斗争,晚年隐居于衡阳的石船山下著书立说,世称“船山先生”,其学说博涉经学、史学、哲学、天文、地理、文学等,体大而思精,备受后人推崇。
儒家网己亥年(2019)拜年卡,金纲书写,李泗榕设计
儒家网戊戌年(2018)拜年卡:仁、孝、节、忠、信、诚、勇、义、和、智、温、良、恭、俭、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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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天聚积众多精气以使自身刚健,圣人聚积众多贤士以使自身强大。上天致力于使精气旺盛而使阳气纯一,圣人致力于使贤士众多而使之同心同德。阳气纯一,则可以招致神妙。同心同德,则能使事业成功。是以创立治道的关键,在于重视得到贤士并使之同心同德。
长沙素有“潇湘洙泗”之称。“潇湘洙泗”一词出自北宋文学家王禹偁《潭州岳麓山书院记》:“谁谓潇湘,兹为洙泗;谁谓荆蛮,兹为邹鲁。”他把长沙与孔孟的家乡“洙泗”“邹鲁”相提并论,是对古代长沙文教发达的高度赞誉。今日以什么来见证“潇湘洙泗”呢?那只能是留存至今的书院和文庙的遗迹。
27日上午,在庄严的国歌声中,由河北省儒学会与石家庄南翟营社区居委会共建的省会第一家社区儒家书院——彝伦书院正式启用。这是进一步贯彻中央《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精神,推进传统文化进社区工作,落实河北省儒学会二届三次会长会议工作安排和王增力会长相关工作要求而举办的一项儒家文化实践活动。
徂徕书院因徂徕山而得名。徂徕山位于山东泰安市,其主峰太平顶与泰山玉皇顶对峙。早在《诗经》里就有“徂徕之松,新甫之柏”的赞美。徂徕书院设于徂徕山西北长春岭。今天,在长春岭处,只有几间房屋,几块断碑。此处被称为“作书房”,这就是徂徕书院部分遗址。
徂徕书院因徂徕山而得名。徂徕山位于山东泰安市,其主峰太平顶与泰山玉皇顶对峙。早在《诗经》里就有“徂徕之松,新甫之柏”的赞美。徂徕书院设于徂徕山西北长春岭。今天,在长春岭处,只有几间房屋,几块断碑。此处被称为“作书房”,这就是徂徕书院部分遗址。
12月21日,正值农历庚子年冬至日,是亚圣孟子逝世祭日。钟磬泠然、佾舞翩翩,庚子年冬至祭孟大典在孟子故里山东邹城的孟庙内举行。
1652年,操江巡抚李日芃于安庆府创建“培原书院”。1733年,培原书院被确立为官办省学,三年后正式定名为“敬敷书院”。
1652年,操江巡抚李日芃于安庆府创建“培原书院”。1733年,培原书院被确立为官办省学,三年后正式定名为“敬敷书院”。
来到文庙,正是午休时间。伏天的骄阳似火,四周静悄悄的,没有人过往,只有树叶在热风中慵懒地摇曳。庙的每一扇窗门紧闭,像是睡去的眼睛,把光芒藏在了梦中。
儒教研究需要“回到儒教自身”以寻求关于“儒教”的切己描述。儒教作为“社会存在”, 是一种公共—集体的“行为方式”,具有自身的结构和功能,并通过观念性和物质性的“结晶化”形式表现自己。“儒教形态”是对儒教结构功能及其历史特征的指认, 也包含对儒教得以奠基的存在理解的说明。
如果我们不执于一端而强作分别,就中国传统自身来说,“儒学”虽偏重于创造性的精神活动,实际上并不存在脱离“儒教”整体的“儒学”或“儒家哲学”,创造性的精神活动与政治的、社会的、生活的实践活动是交织一体而互动的。“儒学”从“儒教”中被抽离出来而成为“哲学”,这正是“儒教”历史病痛的“症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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