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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平】论宋代法律体系中的“故事”

宋代政治法律体系中的“故事”具有多重属性，“详练故事”“力行故事”是对君臣的高度政治褒奖，熟练掌握与遵行故事是治国理政的基本素养。皇帝和官僚集团在处理政务时常常会检校与参详故事，从故事中寻找施政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故事因而具有实质性的宪法、行政法意义。

【万红】从《理学宗传》的批注看孙奇逢的学术倾向

从这些批注对诸儒学术的判断及对诸儒学术思想文献的评论中，可以看出孙氏自身的学术立场及其在本体与工夫问题上的基本见解。孙奇逢不只程朱陆王之间并无分轩轾，而且还在儒家道统的演进中给自己编排了位置，表明了自己要做新时代儒家道统完成者的学术志向。

【刘登鼎】王船山对“物”的领会及其现代启示

万物与人处于一种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关系之中，人一方面要领会万物与人的浑然一体，另一方面又需要积极的“制器尚象”来干涉自然界，以获取人类生存的必需品。船山通过对道体的深切领会，提出人与自然界和谐共存的方法，这对于生活在现代技术大行其道，自然环境极度破坏的现代人来说，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胡金旺】王船山《尚书引义》中的君臣观

船山认为君臣之间应该是一种互相制约与负责的平等关系。臣子并不是君主可以任意驱遣的家奴，与君主是宾友的关系。君主的德性对国家的治理是难以始终依赖的因素，而相位的设置以至于制度的建设才是国家治理最可靠的保障。这是船山对政治统治过度倚重统治者德性的一种纠偏。

【邓国元】王阳明思想“最后定见”辨证——兼论“四句教”与“致良知”之间的思想关系

关于王阳明思想的形成与变化发展，钱绪山、王龙溪和黄梨洲有不同的概括与说明。这些不同的概括与说明不仅揭示了阳明思想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复杂性，同时也呈现了人们对阳明思想形成发展过程的差异化理解。面对阳明思想变化发展的复杂性，以及绪山、龙溪和梨洲等人的差异化论述，阳明思想的最后阶段，即阳明思想的“最后定见”无疑是最需要···

【邓国元】王门“天泉证道”探释——以束景南先生“王门八句教”为中心的考察

阳明“无善无恶”说的基本意旨在于揭示心体“廓然大公”的本质，以及彰显良知本体形而上的超越性。“四句教”以本体工夫合一为基本思想立场，是阳明“天泉证道”中“彻上彻下”的教法宗旨。

【邓国元】钱绪山对阳明学“四句教”的诠释——以“无善无恶”为中心的考察

在《复杨斛山书》中，通过对“后世格物穷理”之学“先存乎一善”“定理”观的反省，绪山指出阳明“无善无恶”的提出在于揭示至善心体的“虚灵”本质。“虚灵”是绪山诠释“无善无恶”的核心观点与独特创见。绪山在“无善无恶”诠释上的问题意识与具体观点，对全面理解阳明学“四句教”具有重要意义。

【张汝伦】理解之难——从《中庸》“喜怒哀乐未发”句看

《中庸》第一章“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中节谓之和”句，尤其是前一句，历来为儒家思想家关注和讨论的重要命题，宋明理学家对其作了深入的思考和阐发，留下大量的论述。

【龙涌霖】早期儒学心志论及其慎独工夫 ——从简帛《五行》的“一”谈起

早期儒学的“慎独”一说，应放在以“心”言“志”的心志论脉络中理解。“志”是一个独特的意向性概念，当它定向于“道”时便被界定为“一”，且能分殊为两个维度：一是心志在方向上的唯一，二是心志的定向在君子生命历程中的终始同一。

【方旭东】朱子学在琉球的落地生根——蔡温“攻气操心”工夫论辩证

蔡温是琉球儒学研究中绕不开的人物，但蔡温的儒学归属迄今尚无定论。本文在此前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蔡温的“攻气操心”工夫论看似与吕大临的“驱除”之法相似而有别于朱子，但就其强调应事接物、心为一身之主、明理、明义等要点来看，实则严守朱子家法。“攻气操心”工夫论的出现，标志着朱子学在琉球的落地生根。而由其与中国朱子学的张力，···

【刘明】民国时期“书院”概念重塑的历史考察

这股“书院热”的社会背景是西式学校制度弊病的凸显及其引起的批判和反思，思想背景在于道尔顿制、导师制等西方教育理论的传入，这两方面共同形塑了新的书院概念；同时展开的书院史研究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通过各种方式暂时弥合了新书院概念与书院历史实践之间的割裂，并为新书院概念贡献了历史依据。

【蒋庆】“虚君共和制”是古典与现代政治精神的完美结合——答美国明克胜教授问（中）

“虚君”在政理上拥有国家永久性的所有权，是古典政治精神，即“君主制”精神；“虚君”不具有实际的政治权力（议会）、行政权力（政府）与司法权力（法院），是现代政治精神，即“共和制”精神。这两种古今政治精神在“虚君共和制”中得到了有机结合，不能不说是一种古人（如亚里士多德）所推崇的“混合政体”。

【刘强】论阳明心学及其诗学与“诗教”

阳明一生创作了大量诗歌，完美实现了自己“根本盛而枝叶茂”的诗学主张。而其“寓教于诗”的诗歌教化实践，则不仅继承了《诗经》以来的“诗教”精神，而且打破了“以《诗经》为教”的“诗教”传统，堪称一种独具阳明心学特色的“新诗教”。

【黄若舜】从“名法”到“名教” ——论董仲舒对名法之学的批判与改造

秦汉“名法”之治存在着过分依赖法令制度的弊端，董仲舒通过批判、改造“名法”之治的哲学根基“黄老刑名”学说，探寻一种足以激发民众道德自觉的软性治理手段。借助《春秋》公羊学说，他以《春秋》“以义正名”的理论法则改造了“以形检名”的“黄老刑名”学原理，以变革过度制度化的治理体系，其政治哲学有效地促成了汉代治理实践从“名法”到“名···

【李存山】孟子思想与宋儒的“内圣”和“外王”

唐宋时期的“《孟子》升格运动”，尤其是《孟子》被列入“四书”，具有了“经”的地位，这与宋代理学的兴起有着决定性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说，孟子思想是宋代理学的思想中坚，宋儒的“内圣”和“外王”都与孟子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从三个方面对此予以说明:一、性善论与理学家的判教;二、工夫论与高尚的道德境界;三、民本思想与“格君心之非”。

【专访】杨朝明：走进儒学世界，搞好儒学传播——谈儒学的传播与传承

儒学是一种文明体系，同时又是一门关于生命和生活的学问，它曾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中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文化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的当下，我们该如何理解文明的交流互鉴，在对儒学进行国际传播的同时又该如何做好国内传承？对此，《半月谈·文化大观》采访了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研究员。

【杨万江】灵知主义的中国幽灵——牟宗三道德形上学批判

本文在概述牟宗三“道德形上学”主要思想的基础上，就牟宗三“道德形上学”的方法论、灵知主义特征及其对儒家思想传统的遮蔽与扭曲展开批判。

【韩德民】“辩证法”的隐身与当代学术思想的浅薄化趋向——以刘清平儒家“悖论”批判为···

儒家“孝悌”和“仁义”两种观念间相互支持而又相互限制的二重性关系，本是对现实领域客观存在的社会—宗法二重属性进行理论提升的结果，也是儒学实践生命力的根本保障，偏执于话语形式层面的所谓逻辑“批判”，无助于揭示儒家思想张力的实践根源，也不利于呈现儒家思想传统的内在丰富性，反而可能会对阐释主体自身思想的深化造成消极性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