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所处的南宋时代礼制废弛已久,民间佛道盛行,儒家祭祀礼仪难以推行。朱子折中损益诸家观点,打破家庙的身份限制,将祭祖场所定名为“祠堂”,并以《司马氏书仪》为蓝本,综合已有的祭祀场所形制,于《家礼》之中首创祠堂制度。《家礼》祠堂制度的核心为“祭及高祖”与“同室异龛”。
经籍笺注内蕴的史学价值也明显呈现出今古文融通的学术特点:一方面,郑玄基于古文经学的学术立场注重名物训诂和史实考辨,其经籍笺注保存了大量史料,为考察上古三代历史提供了依据;另一方面,他的经籍笺注蕴含了丰富的历史思想,他对天命王权的宣扬、古史系统的构建,以及礼治思想的阐发,都力求融合令古文经说以解释历史的发展。
张载的心学有其独特性,与后来陆象山、王阳明以“心”为本体的心学有所不同。时下张载心学研究论域存在以下不足:对“心-物”关系这一张载心学的基本问题缺乏自觉,对张载“心-物”关系形态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对其“心-物”关系的理论基础也有所忽略。
追溯古代社会的“礼治之治”,并非发思古之幽情,“维新”的前提还是得追寻“旧邦”固有法文化之“自我”,破译中华法系和古代中国“礼法之治”历四千年不衰的遗传密码,撷取其中之治国理政智慧,开出“礼法之治”新境界。
人禽之辨体现出人对自身存在之优越的肯定。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借助这一意识,将人类生活中一些方面的属性特征强调出来,赋予其价值性。孟子结合人禽问题与人性观念,发明了人的独特性
作为中国现代美学的开创者之一,蔡元培的美学叙事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尤其他对传统资源的化用方式及由之转化而来的理论形态构成了中国现代美学的重要话语范式之一。
宋代“三教合一”思潮盛行,苏辙和范应元立足于自家立场,都积极倡导一种儒道“大同小异”论,将其贯穿在心性理论的建构中。
荀子是战国末期集儒学大成的思想家。《荀子》之“天论篇”集中论述了荀子对天的认识。细究文本,“天论篇”之表象在于言天,而其旨归却在论人,荀子在天与人对勘的结构中以天论人,阐述了深刻的人学思想,体现了中华文化的辩证天人观。
原儒不能局限于考证“儒”的本义,还要探究“儒家”作为一种思想的起源,以及儒学在先秦的授受源流。同时,古今学者的“原儒”包含经子关系命题,因思想立场、研究方法的不同,各人对经子关系的认识存在差异,研究者必须结合学术思想史来考察经子关系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形态,不能用某一命题笼统地概括之。
道德行为并非仅仅呈现勉力而为的形式,道德的取向和行为定势,往往内化为人的第二自然或第二天性,后者既可以取得道德习惯的形态,也可呈现为内在的道德直觉,二者以不同的方式制约着仁爱、克己等道德行为。
朱熹强调后天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也认为“气禀”决定“人之初”的先天“道德”差异性,认为“人之初”人的秉性之差异,就是因为所禀之“气”的昏、明、厚、薄之别而造成。朱熹认为“人之初”所禀的“五行”之“气”与人的“仁”“义”“礼”“智”“信”也有密切关系,论证了“人之初”道德具有先验性。
由于古人所讲的人道与天道一致,并非以人为中心,所以终究与“人道主义”一词以人为中心、侧重于对于人怜悯尊重这一含义有别。因此,将西文humanism翻译成汉语中的“人道主义”,存在含义上的重要错位。
历史真相也许是李贽只是晚明时代的悲剧性人物,其性格乖张、言论刻薄、愤世嫉俗,故难以容人;其思想承续了阳明学的批判性精神,与泰州学派推动的儒学世俗化运动的时代气息比较契合;然其学说思想缺乏理论系统性,不宜过分夸大其思想对社会的影响。若认定李贽是反传统的思想英雄,显然是源自现代性的观念预设或“启蒙情结”,而非是真实···
清代乾隆末年以后,重视义理阐释的今文公羊学说重新受到有识见的学者的重视,这不仅成为晚清公羊学复兴的起点,而且表明到了清中叶,重视义理阐释的学术路数已经受到学者的重视,蓄势待发。而清朝统治恰恰由盛转衰,这一重视变革、“以经议政”的今文经学的复兴,正与社会矛盾的展开相激荡,与时代潮流相合拍,因而登上学术舞台的中心,···
中国从来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政教分离”,没有“政教分离”,当然也就没有“政教合一”,只有“政教一体”。中国“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一直用西方“政教合一”的历史经验来批判中国的政治传统,现在看来是误解了中国的传统政治,所以要真实地了解中国的政治传统,就必须对“政教一体”与“政教合一”这两个概念进行辨析。
本文从儒家立场出发,直面现代“毋悔”观念的挑战,为悔过的意义做出了辩护,同时也对悔过的困境进行了分析,指出悔过并不是徒劳、退转、虚幻、无力、全然痛苦和可有可无的。悔所具有的独特意识结构,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发现并改正过恶。现实中工夫的歧出与断裂,并不根源于悔,而应归因于尚不完善的人格结构。
应使儒学仍然成为中国人价值来源之一,提供给中国人做人的道理、人生的意义及处世的原则规范,乃至对宇宙、自然、社会、人类命运的基本态度。
陆象山也是吸收佛禅之“明心见性”以为己用的,其心学并非直承孟子,“十字打开”,反而是经过了程朱的。但陆不会作哲学的思辩和论述,概念含糊混乱,无明晰界定,故大张反支离之说,实质只在强调一个“用”字,切实践履就是功夫。吾人若知朱熹走的也是“明心见性”之路,且比陆为早,所谓“朱陆异同”,就会呈现完全不同的面貌了。现特将刊于山···
王船山对礼学进行双重建构:一方面在《四书》系统内发明《大学》《中庸》的精微义理;另一方面又将其置回《礼记》,强调《礼记》整体性,以及礼学为政化民成俗的功用。易简精神实质是儒学应对宋以降社会平民化的自我变革尝试,船山将易简精神、心学流弊与平民化转型关联起来,给予反思。
陆九渊说学者多不明《孟子》“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章的首尾文义,然此“故”含义并非陆九渊所释的《庄子》“去知(智)与故”之“故”,孟子说的“则故”即“法本”之意而已,全章体现的只是孟子于自己“性善”论的反复宣说及坚信不移。以此观之,陆九渊精神精深而治学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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