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孝悌”和“仁义”两种观念间相互支持而又相互限制的二重性关系,本是对现实领域客观存在的社会—宗法二重属性进行理论提升的结果,也是儒学实践生命力的根本保障,偏执于话语形式层面的所谓逻辑“批判”,无助于揭示儒家思想张力的实践根源,也不利于呈现儒家思想传统的内在丰富性,反而可能会对阐释主体自身思想的深化造成消极性限制。
七大弟子的编排,既可反映出对孔子“素王”的体认,更可与当年“争臣七人”的争辩相呼应。而子张、曾子、澹台灭明三大弟子进入图文之中,则依稀可以看到与刘贺遭际的相似性,其内在旨趣直通“孝悌忠信”的自我认知,及对水边圣贤的追慕。也由此,在弟子选配中,分明有着“《春秋》笔法”散于其间。
道德的重建千头万绪,然以真切的历史意识,在价值生命之体认、契合和阐释之基础上开显传统道德精神的基本意义,通过长期学术、人文资源的积累和人格之陶成,建立起一套能够切合引领民众道德精神生活的道德文化理念,似为当前之首务。
与杨时身后醇正光辉的形象相反,在两宋之际对于其晚节存在各种质疑与非议。但以陈渊为首的杨氏门人后学,利用诸多盖棺定论性的文字材料的组织、文饰,对杨时的形象和历史地位进行了一系列新的构建。杨时与蔡京父子的关系、高丽国主问龟山安在、《三经义辨》终结王学、“吾道南矣”说等,大量似是而非、真伪交织的材料不断层累的塑造出一···
橋本敬司 1960.01.07—2011.05.16
爱国情怀是人们在公共生活中公开运用理性对生存处境进行分析和反思后所形成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体现了人之为人的理性精神。就国家而言,人们的共同生活和理性认同构成了国家存续的前提;就个人而言,国家的功能和目的满足了人们追求自由美好生活的理性诉求。正是个人与国家不可分割的密切关联,使得人们在理性的基础上产生了对于自···
乡贤文化的产生与儒家德治理想密切相关,是国家政教原则与乡村秩序结合的必然产物。乡贤文化的产生有赖于乡贤的客观存在,追溯其渊源则至迟西汉时期已经出现,均与其生存生活的地域有着紧密的亲和关系,并在长期的历史文化过程中获得了广泛的认同。
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提出了“今古之辨”,以古文经和古文学为刘歆所伪。既有研究多批评康氏“今古之辨”的论证谬误以及对汉代经学的误读,而易为人忽略的一个事实是,康氏“今古之辨”对清代“汉宋之争”问题的解决。
程瑶田置于《通艺录》之首的《论学小记》虽然不像他的考据学著作那样受到人们的重视,却是一部精心安排的著作,其思想关键在于否定宋儒理欲二分之说,阐发性善论,特别以诚意为功夫论的核心,而所有这些讨论都落实到人伦之礼上面,他所强调的恕、让、厚、和四德,都是礼学上强调接人待物之法的德性。
围绕与汪沛合著的新书《正义层秩论:为何社会层秩对中国和世界如此重要》(Just Hierarchies:Why Social Hierarchies Matter in Chin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贝淡宁介绍了源自儒家政治哲学的社会层秩及其在中国社会的应用,并以新冠疫情、中美关系、“一带一路”倡议等问题为例,指出正义的层秩对中国的社会发展和全球事务的参···
牟宗三在《四因说演讲录》一书中,以亚里士多德四因说的哲学理论,来讨论中国的道家哲学,他牵强地认定,中国的道家是没有实体创生的意旨的,道家的道,是一个非实有以及非必然的理论模型。
《世说新语·文学》中殷仲堪与慧远关于“《易》以感为体”的对话,可以称为一个典型的思想史事件。我们从中不仅可以看出玄学与佛学的交涉,而且通过分析殷仲堪和慧远各自对《易》与“感应”的理解,并追溯“感应”的诠释史,可以看到中国思想中这个十分关键的概念是如何丰富起来的。
朱熹忠德思想的历史地位表现在:他构建了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忠德价值系统,为中国人安身立命、修己安人、进德为人提供了价值依据和道德信念。
舍勒有关同情与爱的区分表明,同情不具有价值构成功能,爱才是价值的根源。孟子的恻隐之心在当代学界常被视作同情,因此有必要从舍勒这一区分出发,重新审视孟子文本。相关辨析表明,恻隐的本质是爱,不是同情。作为爱之端的恻隐在儒家传统中同样具有源发性和价值构成性的特征。它的发生结构与存在方式可以称为感通。
法学新古典主义是一种对传统法哲学予以创造性转化的方法。它试图赋予古典法思想以现代的分析的形式,促使他们以新型且系统的表述,为今天的人们提供实践理据。作为对待古代精神产品的一种态度和对之处理的方法,法学新古典主义区别于历史社会学、法律思想史、新经学。
近年来,宋朝突然在国产剧中存在感变强,形成了一股“大宋文艺复兴”。近日出版的两本新书,《宋仁宗:共治时代》和《西中有东:前工业化时代的中英政治与视觉》对此有颇为深刻乃至令人耳目一新的论述。界面文化邀请了这两本书的作者,共同探讨热播剧背后的宋朝政治文明,澄清长久以来我们对宋朝的种种偏见,并将话题延伸至欧洲中心主义···
“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中一个最古老的观念,几乎与中国文化的形成相同步,但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它依次经历了四种形态,这就是王权天授、礼乐文明及其实践落实、个体道德根源以及宇宙生化论基础上的天人比附四种类型。直到理学的开创者张载,传统“天人合一”的含义才形成了一种新突破。
朱子的“体用”学说除了一些素朴的非哲学使用之外,基本可以分为两大模式:单体体用结构,两体(或曰“中介”)体用结构。前者主要是在自然或逻辑规范意义上使用,其典型形态是“理一分殊”与“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后者则给出了人效法并参赞天地的空间。中介模式是前者基础上加入了具有实践意义的主体,此主体在体用序列链条中,成为始终在场···
儒家法理是儒家据以评价法条的规律性或规范性认识。发现儒家法理,使之适应现代社会和法律实践,需要进行创造性转化。对儒家法理创造性转化,可以采用分析方法,赋予前人的法思想、法观念以现代的分析的形式。对于重要范畴的提炼,将是创造性转化工作的关键。
传统注疏关于《论语·泰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句读是一贯的,也是正确的;现当代出现的十七种句读则是不对的。古人注疏不存在所谓愚民说,但存在一定程度的民愚说。“愚民”与“民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现代训释呈现出愚民说与反驳愚民说的两派斗争,愚民说的流行其实是时代思潮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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