迨宋,东都学者、江左多士,疑黜《毛序》,执诗求义,于是卫王郑齐唐等国私情诗,多经指出。其或以词人之丽句拟〈国风〉,或寓黜淫辞于编选诗文,或托删经于不讲授:皆推衍古学,宗本《诗》教。乃后世不徇其初,不求其末,唯奋其私志,丑诋宋儒,集矢于朱子王柏,诚学林憾事。
自汉代起,直至清中叶,“异端”早已从孔子原话中异化而出,沾上贬义,于今依然不变。事实上,事物犹如丝线,必有两端。依孔子原意,“攻乎异端”实指为人治学应当注意同一事物必具两端,方可共成一体,若偏治一端,必有其害。
由于象不是存在(“是”),它所给出的并不是道的本质,也因此,象跟道之间总有某种错位,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之间的对应是任意的,相反,要获得对道之象的把握,要超出有形之物而观摩到其背后的形上之道,需要克服人的主观任意性。这就需要感通,感通既是观物取象的内在可能性,也是圣人之为圣人的枢机。
《论语》是中国人必读的一本书,因为它是塑造中国文化最重要的一个基础。历史上,注解《论语》的书非常多,近人钱穆、杨伯峻、李泽厚、李零等都有新的读解,甚至为此引发争议。
董仲舒是张岱年从20世纪30年代直至80年代都一直关注的思想家之一。他不仅从宇宙论和人生论的维度对其哲学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总结,而且站在新唯物论的理论立场对之做出了独特的评价。张岱年的董仲舒研究具有坚定的理论立场、明确的哲学史方法论和精湛的文本校勘等基本特征,提出不少有价值的观点,但也有值得商榷之处。
中国传统哲学不仅一贯重视人格的层级划分,并且从不同角度剖析了人格修养所蕴涵的基本矛盾,如道心与人心、天理与人欲、性与情、义与利等。王夫之采用志、意之分,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论语》已见尚志而贬意的端倪,张载首辨志、意之异,王夫之基于切身体认详加论述,并据此阐释圣人、君子、中人和庸人之别,蕴含超越前人的深刻思考。
先生治学,以经学、理学、文章爲大宗,而其学问,其议论,隐隐然有政治学的意味在。蔚芝心目中,公举议员与贤能政治(英文所谓meritocracy),如鸟之双翼,车之二轮,缺一不可。贤能之养成,固须教育;而欲选举公正,先须人心正,此乃“务本”。蔚芝后半生孜孜于教育,正是旨在务本。
在蔚芝先生心目中,救国与救世本爲一事。其所向往者,不是中国崛起与列强相争,而是全人类共趋大同之域。其所谓读经救世,乃是阐发经中仁义学说,使之沾溉及于全世界,永久消弭人类自相残杀的惨祸。仁义学说的精髓,则在孟子所谓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
儒学循道德和存在实现进路以建立其形上学体系,其所言伦理与价值,则是一种真理与应当本原一体,表征人的生命存在之整全性意义的伦理价值观念。
儒学,尤其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原始儒学,究竟是学问,还是哲学、宗教、科学?这是儒学传承历史中的重大问题,也是儒学思想现代化特别是儒学思想当下生存和未来发展所直接面对的根本问题。在市场经济生活方式渐次主导社会生活的今天,激活和启动儒学教化个人如何做人如何做事的学问根本,有利于克制道德冷漠、伦理疏松和人性功利化的趋向···
熊十力曾指出,王夫之哲学的特质有四个方面:尊生,明有,主动,率性。在市场经济生活方式渐次主导社会生活的今天,激活和启动儒学教化个人如何做人如何做事的学问根本,有利于克制道德冷漠、伦理疏松和人性功利化的趋向,也是儒学思想在全球化条件下生存和发展的可能路径和生存策略。
3月6日下午,经心读书会首次通过线上直播的方式与读书人见面,200余位来自全国各地的读书人共同聆听经心书院山长郭齐勇导读《曾国藩家书》,近2个小时的分享与互动结束后,读书人纷纷表示意犹未尽,期待郭老师再次开讲。
王龙溪的“四无说”肯定了良知对于道德判断和道德准则的决定性意义,凸显了道德价值的纯粹内在性,在理论上将王阳明的思想向前推进了一步。王阳明的致良知则通过“良知”的知是知非,为日常世俗道德准则留出了空间,在建立超越根据和肯定日常道德准则两者之间,建构起自己的理论体系。王龙溪的“四无说”在哲学史意义上重新回到孟子学说立场···
蒙文通对“禅让”的解读,既遵循了现代史学的求真精神,又避免了传统价值被抽空的危险,完整地呈现了“禅让”如何从一个最初的事件原型,逐渐演化为带有不同地域文化特点的古史传说,继而被儒学赋予重要意义和价值,并随着儒学与现实政治的互动,成为西汉时期一种具有进步意义的政治学说的整个过程,可谓是一种在历史研究中兼顾义理价值的···
宋代以文治国方略的确定与经筵制度的定型,促进了一种不同于传统重权术与治术的儒家新帝学的兴起。士大夫与帝王在以经筵为平台、以经典为媒介的互动交流中,逐渐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正学,以《大学》为框架,以君德成就为根本,以尧舜圣王为榜样,指导帝王为学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学问与理论体系,以此确保儒家王道理想的实现与社会政治···
从首次提出以《大学》为帝学到其经筵讲学之际的32年间,朱熹从未放弃过对“帝学”的思索与建构,力图以《大学》“正心诚意”之学,正君心立纲纪,塑造理想帝王,成就尧舜之治。格物致知以明理是正君心之前提,诚意正心以修身是正君心之关键,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术的实施是君心正而后纲纪立的自然延伸,体现了朱熹以理学原则规范帝王及政治的···
中国文化精神对现代性有批评、治疗与调适的功用。应重建以国族为主体的中国文化精神,沟通中国社群秩序与现代政制,超越虚无主义来重塑人生理想,以形上追求与人生境界调理当下,最终超越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重新树立民族文化自信。
一治一乱的循环过程被董仲舒改造成先后圣道衔接的循环过程,整个世界被他改造为原则性王道指导之下,具体王道的交替实践过程。即根本的道原则指导的前提下,具体的道呈现出三统之下新旧王之间改制的三王五帝九皇循环;礼乐的商夏质文,或其简略方式质文循环;以及为政纲领的夏忠、殷敬、周文的三循环。
董仲舒认为天人同类,相感相应,这是其生态思想的理论基础;董仲舒以天释仁,认为天之美在仁,仁之美在和,这是其生态思想的生发核心;政治生态方面,董仲舒重视天心民意,在天、君、民之间构建生态平衡机制。
儒家的慎独和海德格尔的沉沦这两个观念在比较学视域中构成了有趣的比照。在儒家群体本位的传统中,慎独在很长一段时期里表达的是对个体独居时非道德性的行为或念头的警惕,但是在阳明及其后学的思想中,慎独的内涵转变为对个体内在良知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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